放弃

       到了一定年纪，有些事不免要放弃，尤其是那些会妨碍身体健康的事？如今年近古稀，回顾过去人生岁月当中的种种，也有不少“放弃”，其中得失也只有自己能深深体会。

       1980年代留学澳洲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放弃了长笛，之前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之下也侥幸考获了新加坡交响乐团奖学金，只是一旦真正开始了科班专业的学习，才感觉起步真的晚了点，虽然乐器和理论作曲的学习同样都要劳心劳力，但在体能反应方面的要求还是差别很大，就有点像体育，无论你多聪明，缺少了所谓的“童子功”就难成大器？！关键是长笛为我创造了一个机缘并打开了日后作曲事业之路，就有如我的学生黄家俊从作曲到指挥一样？

       从澳洲毕业回来，一番折腾之后最终被“分配”到人民协会文工团属下华乐团担任作曲指挥工作，感恩的是，在人民协会华乐团任职期间乐团工作除了给了我很多发挥所长的机会，更有幸遇上有艺术理想的舞蹈家林飞仙，在交会以及多次合作当中碰撞出了无数火花。也是“乐极生悲”？后来发生了一连串不尽如意的事，令我一时感到心灰意冷而重新审思事业前途 …....... 也是年少气盛？也许觉得人协这个充满政治意味的地方不是一个有志于艺术的人安身立命之所？8年奖学金合约一满，也不听一向照顾我的老上司的好意劝导就一意孤行放弃了一份待遇还不错的工作离开人协。虽然至今也谈不上后悔，但从来也没有忘记昔日文化组上司和同事们的扶持合作共事之情。

       1984年开始在人协工作的同时，我也在南洋美专音乐系兼职教授和声学，因此，离开了人协之后除了在家从事作曲编曲以及教点乐理学生以外，还继续在美专兼职授课。1993年前后音乐系不幸面临某种可能关闭的危机，在这节骨眼上，已故吴从干院长力邀我接手音乐系主任的工作，当时一来写作方面比较忙，行政工作从来也不是我的强项和兴趣，因此原本讲好只是暂代，结果一代就是4年，一直做到新院长苏启祯博士上任音乐系事务趋于稳定，和苏院长来回商讨之后决定退下来继续兼职教我的和声，音乐系主任一职便由留美归来的美专第一届音乐系毕业生郑静萍接替。

       1990年代前后有一阵子闲来无事时喜欢“舞文弄墨”，有一回尝试投稿给联合早报副刊的“四方八面”居然一举成功，后来该版负责人还邀请我开个专栏，受宠若惊之余当然欣然接受，于是便开始以“日升日落”的栏目每星期一则短文写了近两年，其中文字后来都收录在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的“蓦然回首 - 潘耀田杂文集”里。间中，副刊记者余云也常邀请我写些有关音乐方面的评论文章 …...... 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先后发生了两件不愉快和不公平的事，令我对早报感到失望，为了表示抗议，首先停止了专栏，再后来一直到10多年后的今天都不曾再给早报写任何东西，拜网络之赐，在和早报“决裂”的同时我也开始了我的网上个人博客直到今天，博客开头就有我和早报有关人士“交锋”的文字，有一部分的文章后来也由新加坡青年书局为我出版收录在一本名为“潘耀田博客 - 报章上看不到的文章”的书里。对于我放弃个人专栏，当时也有人表示可惜，当然，并不是为我的文章惋惜，而是因为求之不得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后来也有个“作家”哀怨早报不登他的小说 …........ ！我们的文人！！

       1988年至2008年之间，曾经义务担任MCD（文化发展部？）以及NAC（国家艺术理事会）所委任的一些文化艺术咨询Arts Resource Panel工作以及担任（挂名？）艺术顾问 Arts Advisor，工作范围除了为艺理会提供些艺术上的咨询意见，也包括担任各类奖学金或助学金乃至文化奖的评委。期间印象深刻的是当年也是艺术顾问之一的已故本地著名戏剧家郭宝崑的事件，有一次宝崑作为某项奖学金委员会成员，因为有最终决定权的方面没有尊重奖学金委员会的决定，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当时感觉可惜，也觉得他不应该就此离开，因为在我眼里宝崑绝对是个有敏锐判断力和有正义感的人，如果他能留下来，也许下来还能为很多值得帮助的人和事据理力争？哪想到有一天我也遇到另一种不合理情况而步他后尘！本来以为就此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但近年来听闻也经历了一些相关类似的事，又有点“后悔”？如果当年没有放弃，没有一走了之，如果还可能留到现在？也许还能为一些值得支持帮助的人和事据理力争？只是现实归现实，现实也许就有如歌曲“无言的结局”里的的那句 - 也许也没有也许 …...... ？！

       放弃就意味着失去？还是不舍不得？其中胜负或许只有天知道？！

30.11.2021

照片：任职南洋美专音乐系主任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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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悲情

       一向无意于政治，更非“反对党”，但作为一个关心本地文化传承的公民以及一位“有责任感”的国家文化奖得主，不能不有感而发？！

       从一些方面来看，例如近20多年来许多有关艺术活动美轮美奂的建设和更早一些的文化奖设立以及种种艺术方面的赞助奖学金等等等等 ….... 我们似乎不能怀疑或否定政府对文化艺术的支持和推动的心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例如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推行多年的“讲华语运动”的“恶劣成果”以及对本地音乐人才的重视程度等等，不知道这里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外行管内行”的结果或诚意不足？或只是把文化艺术当成只是人有我有的一种摆设而已？新加坡真的不再是“文化沙漠”了吗？

       事实上，过去这30年来，因为人们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其他的不说，在音乐方面，新加坡可说是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在国际上得过指挥或器乐世界级大奖的如第50届法国比尚松Besancon国际指挥大赛桂冠的洪毅全 Darrell Ang，2016年德国马勒国际指挥大赛摘冠的黄家俊 Wong Kah Chun以及2008年 Dimtri Mitropoulos国际指挥大赛第2名的陈康明 Joshua Tan等等，为何在新加坡交响乐团在音乐总监缺席的这几年里宁愿找个没有什么国际声望名气的外国人来“暂时顶替”都没有考虑重用或善用这些难得的本地世界级人才？！这又是“外行管内行”的“成果”？！

       必须明白以上所述的这些指挥比赛奖项所代表的意义，当年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也是因为得到法国比尚松Besancon国际指挥大赛桂冠而衣锦还乡并从此踏上辉煌的指挥生涯，前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来自中国的水蓝也因为得了这个指挥比赛第2名而做了20年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为何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才得到第1名却“无家可归”？！）第1届德国马勒国际指挥大赛桂冠的委内瑞拉指挥家杜塔梅尔 Gustavo Dudamil获奖后除了衣锦荣归如今也已贵为美国洛杉矶爱乐音乐总监！ （为何新加坡人才披荆斩棘过关斩将的也得到同一赛事第1名却只是落得“外流异乡”？！）

       今不如昔？首任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朱晖仿佛比较幸运，虽然其资历仿佛不比后来的年轻同行辉煌，在异国努力打拼多年之后也最终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回归为新加坡的音乐文化做出一定的贡献。但也必须一提的：另外一位极为勤奋但默默耕耘多年来为本地音乐尤其是现代音乐创作发展做出宝贵贡献的本地人才林曜，最终也只是位至新加坡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当“外来人才”水蓝的副手而已，并不受自己国家重用？！

       来到高等音乐教育，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初设立时，前面有好些年9成以上的被录取学生都来自外国，而一旦被录取，随着而来的便是优厚以及无偿（不像当年拿国家奖学金的我毕业回国之后还必须为政府部门服务8年）的全额奖学金（包括免费提供宿舍住宿以及生活津贴），付出这些巨大的国家财政支出，最终究竟是为了栽培外国人还是本地人？！也许在样样都想争第一急功近利的心态下这是条成功捷径？！但这又是什么教育心理？真的值得吗？！为什么就是不相信以及看不到本地也有人才？！为何我们总爱为他人做嫁衣裳？！

       不是反对外来人才，也绝非排外，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也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过好些同行的外来人才，必须强调：这些都是我所尊敬的真正外来人才，关键，也和外行不同的是：我能辨别优劣。

       回想1980年代主要以“自学成才”的本地人所组成的人民协会华乐团演出都能得到中港台同行包括刘德海以及彭修文这样的大师级音乐家的赞赏与认可，就已经多少证明了本地并不缺这方面的人才，悲哀的是：那些外行但高高在上的决策者永远都迷信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从前的小学生都懂得“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依靠祖先，不是好汉！”，如今社会价值大变？只是就连来到一己的文化，还要依靠外人，莫非也一样不是好汉？！

       谈及文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本地华乐界吹起一阵“南洋风”？有专业乐团还以此为题举办国际作曲比赛，个人从一开始都不愿参与其事，原因除了出生南洋的自己对“南洋风格”的定义也不清楚（又如何评判？！）以外，也不觉得通过比赛就能够马上体现或创造出所谓的南洋风格？毕竟，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需要长时间的沉淀，同时，任何比赛最关键重要的还是在于作品的质量而非名堂或“噱头”？再看看比赛程序，参赛者除了本地人也有来自海外的，比赛评委也一样，不禁怀疑：这些“外来人才”到底对“南洋风格”的文化背景有多深的了解，如果以他们临时抱佛脚式为比赛而“南洋”的心态，真能创造出或判定出“正确的”南洋风格音乐？！这是什么逻辑？就有如一个很少接触上海越剧不会说上海话的广东人，如果有点自知之明，会去参加越剧创作比赛或敢敢去担任评判？！问题是：为何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方向总是要由外国人或外行人来主导操盘？！

       以上文字原本应该发表在主流报章的？但就凭这种不合时宜逆流而上的想法，在时下的一众官媒官报上有可能吗？又可能会一字不改来文照登吗？文化奖得主又如何？！

29.11.2021

附图：2001年文化奖特辑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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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曲 饲料 ？！

       好几年前，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在专栏里谈及流行歌曲时，曾掷下如此重话：“当前香港的许多流行曲，将来都不会升值……….. 正如石梨贝水塘的野猴，让他们再繁殖一百万年。它们的后裔，也不会直立而变成人。”

       最近在报上看到英国红歌星 Amy Winehouse 在家“暴毙”的新闻。她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注）：并非有意冒犯，只是当今我听到流行榜上的音乐，那些人都没有灵魂 ………… 。

       前几天（11.8.2011 联合早报）又在报上看到台湾资深音乐人李宗盛“大胆比喻”：听众是猪，你喂他（它？）什么饲料，他（便）长什么样子，持续喂他便宜的东西，他就变得很便宜。

       李宗盛先生接着又用“喂鸡”来形容现在的（流行？）音乐市场：“原本一堆鸡（听众？！）要喂鸡饲料才会长大，突然有间唱片公司喂碎报纸（希望不是联合早报），发现有些鸡长得不错，于是其他唱片公司也一窝蜂的模仿，所有的鸡（听众）就开始吃碎报纸，以后你喂鸡饲料，它反而不会走了。”

       无论你同意与否，李宗盛先生对音乐市场以及“听众”的“比喻”都是十分生动有趣的（是否“忘恩负义”就见仁见智了？）。看来，猪和鸡是世上最悲惨可怜的动物，它们的存在意义除了最终“葬身人腹”，它们的名字还可以用来骂人，贬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物尽其用。

       李宗盛先生，Amy Winehouse 小姐以及陶杰先生三人概括了流行音乐圈的中，外以及内，外。只是无论如何，“猪”和“鸡”（不管是人或动物）都是无辜的，在献出生命或金钱甚至感情和热情之后，换来的“回报”竟是如此不堪？！虽然Amy Winehouse小姐没有直接提到听众，但字里行间也间接暗示了？

       陶杰先生作为一个听众或出了钱的“爷”（应不属于“猪”和“鸡”之列）气愤之余，有权提出批评。至于份属圈内人的李宗盛先生以及Amy Winehouse小姐的表态言论，除了不免令人感觉有点情绪和怨气以外，也只能说是见仁见智吧？

       最可怜的还是那“一堆”作为流行音乐“衣食父母”的“猪”和“鸡”！仔细想想，那种“无知”，不只可怜，还很可恨！只是作为“帮凶”的报章媒体，是否也应负点责任？毕竟，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一种“饲料”。

       回到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对有关流行歌曲的“观点”，看来上世纪四，五，六十年代时代曲（流行歌曲）的听众还是相对比较幸运，那时虽然有人批评时代曲为靡靡之音，但还不致“祸延”听众，或让人联想起（据说是没有灵魂的）动物。依此类推，若长此下去，陶杰先生接下来的“观点”（若有），会不会从流行歌曲本身转移延伸到有关听众身上？毕竟是个因果问题！

注：Amy Winehouse 的原话：（联合早报31.7.2011）I hear the music in the charts and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those people have no soul.

15.8.2011/27.11.2021

网上图片：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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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奖的得奖标准是什么？

       日前在报上看到有关今年文化奖的报导。再上网看看历年的文化奖得主名单，不知为何心里总有点嘀咕，于是再看看有关遴选标准：

Cultural Medallion nominees are assessed up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have achieved or demonstrated all of the following:

被提名者的艺术成就将按以下标准来评定：

• Artistic excellence and professional maturity, manifest through an outstanding and distinctive body of work

由其特出整体实践/作品里所反映出的优秀，专业以及成熟品质

•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 and leadership in shaping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s arts and culture; advancing his/her field of arts practice; and bringing the arts to the local public through educational and/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efforts

有着引导/形成新加坡艺术与文化面貌方面的卓越贡献，并以其艺术实践教育并推动本地的社区文化发展

• Being an inspiration and role model to other artist

能鼓舞其他艺术家以及作为他们的模范

• Good 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internationally

有良好地位以及国际声望

       很多年没有参与有关遴选活动，对遴选标准内容也有点模糊了，也不记得得奖者是否必须严格符合以上每项要求并且缺一不可？但感觉如今的条件仿佛和从前略有不同，也比从前少了？记得以前有一条是：“得奖者的艺术水平必须超越或等同之前的获奖者”。耐人寻味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条不见了？是否有关当局发现后来有些得奖者很难超越甚至等同以往的获奖者水平？又或者，以往设定有关条件者缺乏“远见”？

       根据个人多年来的观察，在以往的获奖者里，或许因为评委眼光水平有异？有些获奖者的水平高度是后来者很难超越的，有些则是很容易被后来者所超越？！如此看来，其中最关键的也许不一定是“候选人”的素质水平，而是有关评委的素质水平？按理来说身为评委除了必须有一定的眼光和判断力，也要有诚恳的态度并且不受他人或艺术以外的因素影响，这是作为一个评委必须具有的大公无私道德操守。

       为何有此想法？因为近年来看到好几位非常出色的艺术家连续几年都落选！例如美术方面的萧学民先生以及音乐方面的罗伟伦先生！无论年资历练，真正的行家谁又能怀疑他们的艺术水平造诣？谁又能解释落选原因？又有哪个评委能肯定以前的得奖者都比他们强？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点，代表一个国家最高文化艺术水平的文化奖遴选标准第一和唯一的前提就是：候选者的艺术水平造诣（第一条？）。这点必须严格认真对待，因为没有了这点，上列其他以下的条款都不用谈了。而有优越艺术水平造诣的候选人最终多次都未被选上，其中道理何在？

       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有些连续被提名接近5次10次的人望穿秋水最终被选上，这是因为这些上了年纪的艺术工作者几年间水平突然奇迹般的脱胎换骨突飞猛进？是不同时期的评委有不同标准？还是有些评委有眼无珠？还是 ………… ？？？！！！

       我们现有的文化奖遴选评审方式表面上看来是很民主的（其实也很官僚？）- 由一组官方委任的委员根据既定的章程以及候选人的资料讨论决定。只是人多有好处也有坏处（人多口杂或各怀鬼胎？），而有关艺术方面的种种决断，就和讲道理一样，很多时候并不是凭人多取胜的，就譬如说：音乐大师Karajan或 Bernstein 认为某某人是个音乐天才（如小提琴家 Anne Sophie Mutter 和 钢琴家Krystian Zimerman），你又会怀疑他们的眼光吗？因此：有关评委评选准则最重要还是眼光和公正（注），再来就是有理但占少数的人要有勇气去据理力争，如果不能做到这点，你就不配当评委，因为你辜负了国家社会对你的付托！也对不起所有的“候选人”！

       文化奖（及青年艺术奖）的遴选还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虽然有基本分类，如舞蹈，音乐，戏剧等等等等，但往往是来自不同族群文化的同类项目“共治一炉”（CMIO？）（评委的情况也往往如此？）！

       就以音乐为例，试想：华乐，西乐，印度音乐，马来音乐，再加上爵士流行等等等等全放在一起评比，就算评委每种都懂，但就如云吞面，nasi lemak，roti plata，牛扒羊扒，鸡肉鸭肉鱼虾蟹 ……….. 每样都是最好最新鲜的，你可能也都喜欢，但除了个人主观口味喜好之外，真能比个高下吗？

       事实上，当有关事物性质各异时，就不要说要做到绝对公平，连相对公平都不可能做到？如果不认真去正视和解决这些疑问，这奖除了谈不上公正性和意义，一不小心，还可能会沦为“有人欢喜有人怨”的闹剧？！

       讲到公正公平或眼光，个人也很想知道最近在几百个世界各国选手当中脱颖而出为国争光，赢得了德国古斯塔马勒（Gustav Mahler）国际指挥比赛首奖的本地青年指挥家黄佳俊是如何再度落选（有关奖项宁愿悬空？！）今年的青年艺术家奖的？

       从近几年他的表现来看，黄佳俊在本地或国际上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就甚至已经超越了好些以往的文化奖得主！更何况青年艺术家奖？！这种“误判”（？！）除了荒谬，又如何解释？试问又有哪个有关评委能有同等的成就？

       代表一个国家最高文化艺术水平的文化奖是对国家文化有贡献的艺术家一种庄严的认同和肯定，不能只流于热热闹闹的表面形式，有关当局必须真心诚意对待。有关评委也必须清楚明白以及落实有关使命。必须明白：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文化奖不是一个奖赏“劳苦功高”做了很多“社会工作”但艺术水平不足或业余一类“带有同情心理”的奖项， 那是PBM 或BBM 的范围？，更不能沦为“排排坐分猪肉”？！

       能得到文化奖诚然是一份光荣，但文化奖不应该是一个艺术家生涯的终点，如果得了文化奖之后便“江郎才尽”？忘了初心甚至“改行”！这对自己和社会而言都是很不幸的！此外，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必靠这个奖来为自己增添光彩的，而是能令这个奖因为有他而显得更有分量和意义（如已故书法家潘受先生，已故戏剧家郭宝崑先生，已故作曲家梁荣平，多元艺术家陈瑞献先生，已故小说家英培安以及已故画家蔡逸溪等等等等 …..... ）。这点，“有关同仁”你同意吗？请扪心自问，你又真正做到了吗？

       也许凡事没有绝对，只是如果文化奖或青年艺术家奖不能做到相对合理的公正公平，除了辜负了此地艺术家们多年来的努力和贡献，这些奖所谓“最高的荣誉”还有多少意义以及值得尊敬？

注：这点对有关当局而言也一样，但有关当局会有可能去冒可大可小的风险去选择相信一小部分权威的意见？他们又有眼光能分辨哪些是真正的权威人士？就算有眼光，他们又有勇气和魄力去承担有关决定所可能带来的舆论后果？

12.10.2016/27.11.2021

补加感言：作为一位国家文化奖得主，有时会想，文化奖获奖人是否也应算是一个知识分子？若然，除了关注自身事业以外是否也应该时时关心国家社会，对一些觉得不合理的事要适当适时发发声而不只是一心只为了“珍惜羽毛”以及害怕失去某种利益而“明哲保身”，忘了自己也是个“知识分子”？“路见不平一声吼”莫非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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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更换主修

       1981年底，也就是在澳洲昆士兰音乐学院就读的第二学年结束时，由于作曲方面的表现比较出色，作曲主修老师以及院长都鼓励和支持我集中精神朝作曲方面发展 - 把长笛主修换为作曲主修，但因为新加坡有关方面条例问题而未能成事，或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最终，新加坡方面和学院达成了一个共识，让我从原本的3年制 Diploma课程转入4年制的Bachelor Degree学位课程并同时主修长笛以及作曲 …...... 如今回想，确实非常感恩。

26.11.2021

附图：昆士兰音乐学院院长 Dr. Roy Wales给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 Singapor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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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获得作曲学位文凭

       1983年从澳洲昆士兰音乐学院毕业回来，有一件事一直挂在心头，虽然同时和长笛学位一样已经修完有关作曲课程并取得优异成绩以及三次获奖（1980,1981以及1983年度表彰最佳作曲学生的Dulcie Robertson Prize ），但由于澳洲大学教育文凭委员会 Australian Council on Tertiary Awards的行政条例问题，就是未能取得作曲学位文凭，期间曾经去信询问，学院方面回应是无此先例，最多只能在长笛学位文凭上加注，由于当时家庭事业两方面都忙，也不怎么在意，于是便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 …....... 因此至今还仍是个“无牌作曲家”！

23.11.2021

附图：昆士兰音乐学院有关当局的回信以及长笛学位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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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收到委约费

       1984年刚从澳洲留学回来不久就收到新加坡青年交响乐团的“作曲邀约”，和有关方面人等在有关委约的艺术内容方面取得共识之后，以为下来就会谈及费用问题，哪知对方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和概念，他们对我提及作曲费的问题还有点惊讶不解，因为之前的“委约”作曲者包括我已故的老师梁荣平先生都是义务帮忙友情客串性质的，有关方面或许理所当然的以为，既然老师都不收费，为何学生要收费？这就是那个年代此地普遍对作曲委约的概念，就连当时的新加坡交响乐团也如此！以今天的观感就是不尊重作曲家的专业身份？

       或许那时受到有关的西方专业观念的影响加上年少气盛，觉得这是不对的事，另外又想，如果先行者不去努力争取，后来者也会碰到一样的处境，经过一番商讨交涉，最终争取到了费用（同时也因为不通“人情世故”而得罪人？），虽然当时所得不多，但总算打开了局面，更发现在我之后的受委约者不但有费用，比我所领的还多出很多。

       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收费与否或收费多少有时也要看对象，就看这个人或团体看值不值得你去付出心血时间？

       多年之后的今天回顾过去种种，觉得自己当年的坚持虽然基本没错，但好些时候也因为过于坚持原则不懂得转弯而永远失去了一些实践的机会（毕竟这除了是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也是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也许其中有得有失见仁见智？但有些事如果可以重头再来，或许会少点遗憾？仔细想想，人生不也如此？！

23.11.2021

附图：新加坡青年交响乐团以及新加坡交响乐团的“委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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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乱翻书，不意翻出夹在书中几年前舍不得丢弃的戏墨笔迹，拼凑起来的“秋月春风”仿佛也是一种人生岁月留痕 ..........

昔日亡友的信

       在FB上几乎天天都有某某人生日的“温馨提示”，每年不例外的都会看到了已故老友 - 旅居本地多年的美国六弦琴家 Robert Luse 的生日通知！

       和 Robert 认识了也有30余年，我的两首六弦琴四重奏就是为他的新加坡六弦琴四重奏 The Singapore Guitar Quartet 组合而写的。

       Robert 是已故本地著名小提琴教育家吴顺疇先生的女婿，在新加坡可说是桃李满门，出色的学生也包括了曾就读南洋美专音乐系的旅美杨忠杰博士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的邹健强。

       印象之中 Robert 是个非常勤奋执着的人，论年资，也算是我的前辈了，或许由于性格较为执著与强烈，因此同行朋友仿佛也不多？和我却似乎特别有缘分（“同类”？），如今还印象深刻的是初次和他见面那回，那是在国家剧场里一个有关作品演出的会议上，那年我刚从澳洲回来不久，和他也算是素昧生平，当我还“不为人知”的时候，他在此地音乐界已有点名气，一坐下来还没正式介绍他却隔着会议桌友善的和我眨眨眼 …............

       虽然 Robert 几年前已经过世，但我一直都没有删除他，因此，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接到FB的“有关通知”，谨祝他在“彼岸”逍遥自在，永远快乐 ….......

27.2.2019/23.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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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昌委任信

       翻查旧物时偶然翻出了这封1988年的“政府信”，仔细一看。居然是我国已故王鼎昌总统当年给我的委任信，勾起了好些回忆。

       当时王鼎昌总统还是新加坡第二副总理，作为国家发展目标之一 -让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卓越城市”（to propel Singapore into a city of excellence）以及优雅社会，以王总统为中心领导人物成立了一个有关文化艺术咨询委员会，有一段时间参与其事的各界艺术人士都在热火朝天的频繁开会讨论 …......

       转眼33年过去，新加坡市容建设无疑比昔日显得更为亮丽，但我们的“瑞士愿景”以及“优雅社会”却仿佛还是遥不可及？！但如今在有关方面推动之下，不文卖鱼哥却居然和一众海内外作家平起平坐了，这也是当初王鼎昌总统始料未及的吧？！

20.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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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 乱想

       网络上时常看到一些“警世良言”，其中就有劝人凡事三缄其口以免“祸从口出”招来横祸！但网络上也有讲因果报应的，也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如果昧着良心因善小而不为，却因恶小而为之，又会不会有报应？

       无论大小，对一些不对的事，如果人人都抱着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态度，如果人人都是一副“政治准确”的嘴脸态度，因为有些事可能会损及自身“既得利益”或“事业前途”而装作看不见，就算“人在其位”却连提都不敢提的“顺其自然”，那久而久之世上还会剩下多少良心正义？如果没有“合理健康比例”的良心正义，这个世界又还有什么前景和意义？

       终究还是不合时宜的一派天真，只是如今世情混乱价值颠倒！当没有原则也是一种原则的时候，没有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了？那人类世界和丛林世界又有什么分别？

20.11.2021

图片：日前到一官方机构开会前所做的 AR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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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跳电说起

       日前家里发生了跳电问题之后，关心的朋友也谈及了自身的同类经验以及提供了不同的建议，这才知道“家家有本同样的经”，吾“道”不孤也？但我家的情况有点复杂，当年搬入新居之后，随着一年年过去，房子陆续出现零星跳电问题，有些灯不能开，有些插座不能用等等 …... 麻烦的是有些情况可以追查原因，有些则无迹可寻莫名其妙？！这回跳电之后又有两对插座没有了电力，必要时也只能从别的插座引电！

       隔邻有位退休电子工程师来看过情况，说可能是当年装修时电工偷工减料没有做好应做的事以致埋在墙壁里的电线发生某些变质损坏，时间一久便会出现这种问题？若然，真是大问题了，也许要敲破墙挖出电线才能了解问题所在，更大的问题是还不知道哪一幅墙里的电线有问题？！总之是烦恼啊！除非再大张旗鼓彻底装修房子，不然，也只能和应付冠病一样与之“共存”？

       此刻不禁回想从前，从小时候一直到婚后，仿佛都很少碰到过大大小小的这类家居烦事，小时候凡事都有父母扛着，每晚一觉睡到天亮，几乎没有什么烦恼，如今尝到越来越多的愁滋味 …... 更感怀已逝多年的父母的默默付出，也更深刻感受到持家的不易。

15.11.2021

老照片：1960年代前后在“蓝玻璃”老家的“合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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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房子一起老去

       1998年迁入这间装修一新的二手排屋，转眼23年过去了，刚搬来的时候小儿子还在牙牙学语，如今已经到社会上工作了，自己也步入老年，虽然健康没什么大问题，但体质明显已一年不如一年今非昔比，这也是人生必经之路！

       无独有偶，所住房子的情况也仿佛如此，从门墙到地板都渐显老态，最令人烦恼的还是跳电问题逐年增加，有的还找不出根源，令人防不胜防，昨晚凌晨3点无缘无故的又突然跳电，还要起身摸黑去重新启动电力，以免冰箱里的食物变质！

       不幸中的大幸，房子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严重漏水问题，只是当年无忧无虑入住状况完美的“新房”时却没有想过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随着岁月流逝以及各种江河日下的无奈，猛然醒悟，好花不长开，人无百日好，房子也一样，因此，更应珍惜当下。

15.11.2021

照片：斑驳门墙上怒放的九重葛如今已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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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好事成双？

       疫情压抑，近日也仿佛诸事不顺，闲时除了弹弹琴，听听音乐也能消除一些不快，此时，有好一点的音响器材就更理想了。

       去年此时遵照HIFI达人老友统源兄的忠告，依依不舍的把那对相守多年百病丛生但高大威猛的的 pure class A Krell mono block power amp 送走，换来一台娇小玲珑的 Bel Canto D class stereo power amp，先后两台后级扩音机同样都是物有所值的二手货，但别小看个子不大的 Bel Canto，除了速度比Krell 快，也照样能把大型扬声器 Heco 推个天翻地覆。

       我的“重量级”（真的很重！） Micro Seiki 唱盘十年前已经计划要装多一支mono单声道唱臂，相关的唱臂和臂座早已齐备，谁知磨磨蹭蹭一拖就是十年，终于下定决心，日前约好统源兄为我安装，于是如今我的唱盘从独臂刀进化为双枪客，听起黑胶来stereo mono 两全其美左右逢源了。

       期间，统源兄顺口问起我的 Bel Canto，我说挺满意的，只是毕竟Bel Canto 内涵外表似乎都小了点，虽然速度比之前的“巨无霸”更快，但低频底气比起Krell 还是感觉略有不及，高音也有点过于明亮。于是统源兄又有好介绍，这回还是 Bel Canto， 不同的是，这回是一对功率比较大的 Bel Canto 500 mono block，一听之下，不止速度更快，低频也更丰满，高音的锐利感也改善了很多，所费也不算多。如今坐拥双臂双后级，也是一种“好事成双”，双上加双？

       玩HIFI 虽然丰俭由人，有“智慧”的玩家固然可以把钱花得更有价值，但一分钱一分货，有品位的好器材终究还是不便宜，就如这次单单换了条新的电源线，所费就接近二手后级 power amp 一半的价钱了，但还是要感谢统源兄的指路，才能得到如此物超所值好东西。由此看来，交友的“智慧”也很重要？哈哈哈哈！

10.11.2021

照片1 - 2：装上了SAEC 长臂以及 SME 9 短臂的Micro Seiki 5000 唱盘。

照片3： 一对Bel Canto 500 mono block 后级

照片4：Musical Fidelity CD机 和 Audio Reshearch SP 11 mark II 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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