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日星期六


真真假假                                                          

     近年来中国民间收藏古董古画之风奇盛,大大小小的国内拍卖行增长之势也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因而亦有全民收藏之说。

     收藏动机往往因人而异,复杂得很,从纯粹怡情养性的欣赏或附庸风雅的虚荣,到视为是一种生财之道甚至成为贿赂或洗黑钱的手段途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里头还涉及一个有关艺术藏品的真伪问题。

     今天中国的收藏“生态环境”和解放前或改革开放之前无论在性质心态上都有巨大的不同。首先富有传统文化底蕴,出身书香门第或收藏世家的大收藏家已经式微了,取而代之的多是一些财大气粗,缺乏文化的企业新贵。严格来说:这些人不能被称为是收藏家,充其量只能说他们是行内的大玩家。

     当一种事物有利可图的时候,不法之事便会随着而来。盗墓,走私自不在话下,造假更是大行其道。在文物买卖市场上可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今造假的手段技术之高超,简直令人防不胜防,就连“在朝”(拥有高学术水平的国家博物馆文博专家)“在野”(买卖实战经验丰富的民间收藏鉴定家)有时也会走眼而在阴沟里翻船!

     其实文物尤其是字画造假,自古已然,这些造假者有的还是名家!因为水平和原作不遑多让,甚至有比原作更佳者的缘故,因此有些年代久远的仿品也和真迹的地位也相去不远。这种真假不分或真不如假的情况在今天也依然存在,但现代假画的价钱和古代假画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如今“高档”收藏就变成了一种风险极大的行为。

     归根结底,收藏原本是一种高尚风雅的文人兴趣,为何如今却有着浓淡不一,挥之不去的铜臭?这也许和人在“求真”方面的虚荣心不无关系。除了心理得失问题,真和假之间当然还是有所不同的,但同样的一幅作品,一幅是名家真迹,一副是二玄社的高真复制品,无论远观近看都同样能让人领略画作的古风神韵,但价钱却有着天渊之别!

然而,有些人就是不惜代价,“非真不欢”,但时下世道,市场虽然依旧雄辩,但真假又是由谁来说了算?哪一个拍卖行又能保证所有“货物”都绝对真实?而一幅和古代名画几乎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从一个欣赏艺术的角度来看肯定要比其他三流的真迹强罢?

最终:当我们在面对一幅名作时,是在欣赏眼前的画作还是在计算其背后的升值潜能?换个位置,如果画作有灵,它有会不会鄙视那些只懂得货品价钱,不懂得艺术价值,唯利是“图”的市侩嘴脸?   

3.5.2014

 

2014年5月2日星期五


读书有感                                                           

     最近在读一本和收藏以及艺术品买卖,市场等等有关的书(注)。里头有引人深思的这么一段话:

     “迷信美院比迷信大师还不靠谱,现在的美院教育实在是有很多问题。某画廊老板开店需要人手,面试了美术专业的学生,问:知道气韵生动吗?答:不知道。再问:知道四王吗?再答:不知道。画廊老板当场被气笑了,说你们到底学的是什么呢?”

      类似这种事其实并不止发生在美术教育界而已,在音乐教育界其实也挺常见。概括的来说除了学艺不精,还很好高骛远。时常会接触到一些学习音乐或从事音乐工作的年青一代。(尤其是作曲专业者)他们一般除了极为排斥一切和传统风格技法有关思维的倾向,更不可思议的,他们对几百年来许多经典音乐作品以至其作者往往都所知有限(比一些业余音乐爱好者对这方面的认知还远不如!)。这就有如一个读文学的人不知道施耐庵,浦松龄,曹雪芹,沈从文,拜伦,马克吐温,小仲马,以及狄更生等等等等………………!这是否有点荒谬?!

      现在的许多音乐学子对传统四部和声以及对位写作技法的荒疏就相当于如今许多绘画专业者没有扎实的素描底子一样。光讲创新,一心只想一步登天,最终只是空中楼阁或豆腐渣工程而已。

      更悲哀的是,如今的教育界也出现了类似或舍本逐末的现象,究竟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退步?一时也很难说得清楚,但:教育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关键只是一些数据和数字吗?“教育”二字的原意,是否需要重新考证?

 

注: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施艳萍著《懂得收藏也不难》

    

2.5.2014

2014年5月1日星期四


胡闹?                                                           

     近日来台湾学生反核四示威事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行为举止,从媒体的报导看来已迹于近无法无天了。虽然性质以及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禁令人联想起上世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吊诡的是:台湾学生一方面鼓吹民主自由,甚至要求政府“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却以强暴的方式来对待在立法院开会的官员和立委-强逼他们“回去开会”(解决问题?),不许他们离开立法院。

     更有甚者,这些反核四的示威学生和群众一个月来,为了突显一己的诉求,不惜一再占领公共场所甚至政府机关,无视国家政府的尊严以及市民的利益,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活,以致有市民喊出:“这是我们要的民主吗?!”,“台湾还是个法治国家吗?!”而政府方面对此的应对表现却又如老鼠拉龟,无从下手或由于个人得失,政治风险考量而显得有点投鼠忌器。

     台湾应属于中华“5000年文化”的一个系统部分,只是近年来除了国会里党派之间的种种不文明甚至暴力事件,似乎很难和“5000年文化”里的尊老敬贤以及谦恭礼让挂钩。如今学生也起来发难,最终无论孰是孰非,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团毫无次序以及毫无建设性的乱象。也似乎“上”,“下”,“老”,“少”都在一起“胡闹”?!其中浑水摸鱼的更不在话下,苦的只是一般老百姓罢!

     追求自由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自以为是的解读自由的涵义甚至还傲然把一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那就难免会产生“因果”了。

     就不知前中国六四事件名人以及学生运动的过来人-台湾女婿吾尔开希对此又有何感想?

    

1.5.2014

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


中国旅游有感                                                            

     前一阵子去了一趟中国河南和西安。

     在河南郑州时参观了嵩山少林寺,龙门石窟。在洛阳时虽然天不作美,整日阴雨绵绵,但也总算见识过了这个古都闻名天下的牡丹。人在开封-也就是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所描绘的古代汴京汴梁,免不了要看看包公祠以及硕果仅存的原古迹-开宝寺琉璃铁塔。

    到了西安,除了要尝尝当地著名的羊肉泡馍,秦兵马俑也是非看不可的重点旅游项目,之后也去了大雁塔以及唐朝武则天的大明宫遗址公园。

这回虽然走马看花似的匆匆游览了两个古都,但中国的文化之博大精深,除了让人目不暇给,也令人惊叹不已。

可惜美中不足,在这样一个极富文化的人文环境里,却常常看到看到一些当地人不文明的事。例如:

不守次序-排队参观景点或任何需要排队的情况时争先恐后,虽然明知前面早已拥挤不堪,寸步难行,还是三番四次的推挤前面的人,并且屡劝不听,抗议也无效(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和不由自主,毫不自觉的惯性),打尖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不守规定-抽烟的人比起其他省份相对似乎少了,但还是常见有人在标明不能抽烟的地方我行我素的公然抽烟,一点也不理会旁人的眼光与不满。

不卫生-对于一些公共卫生措施,或许不能要求过高,但有些公共厕所景况和农村茅厕似乎分别不大,但这些一般还能理解。只是大人随地吐痰以及有些为人父母者让孩子当街大小便,便不由不让人侧目了!

自私自利-无论何时何地(旅馆客房走廊或旅游景点等等……..),也无论单独或成群,打手机或交谈议论,总是嗓门大开,开诚布公,百无禁忌!试想当你在旅店客房正要入睡时,房间外头好像有个久久不散的墟市似的。或者当导游在努力讲解景物,你在努力听取时,有人就挨在边上高声交谈或讲手机…………..

据知有许多中国人不只在国内如此,在国外旅游时也如此,因而常招来许多国外人士的微言以至投诉,对中国人的形象不无损伤。

讲这些并不是要破坏中国的形象,虽然在中国有这样的普遍现象,但整体而言还是瑕不掩瑜,中国毕竟是个文化大国,还是有许多高度文明的国民和市民,总之:中国还是个非常值得一游再游的地方。

有许多事,我们作为外人和过客或许无权过问,但心里除了惋惜,也为许多高素质,奉公守法的中国人不平啊!

 

28.4.2014

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


 


复名,改名,复兴?                                                      
     今天在联合早报言论版交流站又看到了两篇有关南洋大学复名的文章-黄有光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正名问题”以及林荣基的“南大复名,复校,复质还是复兴?”
     看了黄有光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正名问题”有点吃惊:因为有人提议南洋大学复名,南洋理工大学却要遭受池鱼之殃-有可能被改名的危机!黄有光先生虽然和南洋大学以及南洋理工大学都有一定渊源(前南洋大学毕业生以及今南洋理工大学教师),但以他目前的身份地位,又是否能代表南洋理工大学师生校友的意愿?-(黄先生的原话)“南洋理工大学的师生与校友,更没有反对改名的合理原因。综合性大学,称为“理工”,是自贬身份(从一开始就如此?谁又该为此负责?南洋理工大学创校校长詹道存教授?咦!举世闻名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是否也应该考虑改名?)。把误导性(!)的“理工”去掉,实际上只是正名(只是改名而已,和已故南洋大学没甚关系?如果重点只是要去掉“理工”二字,那是否也可以改成“有光大学”?)。还有,如果要正名,越快越好,因为南洋理工大学在国际大学排名中快速提升,太迟改名的成本越来越大。“
    黄有光先生讲这话就不怕得罪了全世界的理工大学院校的师生校友?他在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又有没有“自贬身份”的感觉?他在求职应聘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不幸“复名”不成他还要继续“委曲”下去吗?
黄有光先生的“逻辑”也很耐人寻味,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南洋理工大学大致改变成为以前的南洋大学,实际上这不可能,但逻辑上说是可能的。即使是这个逻辑上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东西能够复名,最多可以说是南洋大学借体还魂。”这到底是幽默还是逻辑?是科学还是迷信?!
在黄有光先生的“逻辑”里,“复名”和“改名”似乎分别不大。但事实上,“复名”是有一定人文感情背景以及深刻的反省意义的,而“改名”则可能只是个功利或迷信的问题。黄有光先生究竟是在谈教育还是在谈生意?
从林荣基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看来,他还是个对母校有深厚感情的人,但若要说别人“似乎都迷失方向”,林先生自己也有点当局者迷罢?看来林荣基先生对“复名”还是有所期待的,但他对“复名”以及“复名”之后(?)的种种理想(或幻想?)是否“务实”就只能祝他“心想事成”了。
但林荣基先生有没有想过:这整件事的始末,这么多年以来,生杀决断始终不都是“老大”说了算吗?这里头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对文化承传的考量又有多大?有时严格来说,连教育精神都要靠边站。对此,我们升斗小民以至教授校长,又有多少话语权(更别说改变现状的能力)?如今众说纷纭,人多口杂加上“没有良心”以及“别有居心”,最终难免又是闹剧一出,除了再度伤了许许多多南大老校友们的心以外,还剩下什么?!
15.4.2014

2014年4月12日星期六


为何要复名?                                                             

     昨天(11/4/2014)在联合早报言论版交流站看到了有关“已故”南洋大学复名的文章,今天又看到了一篇。两篇文章调子一致,仿佛有某种“默契”?

     有关南洋大学复名的事其实在好几年前就有人陆续提起并酝酿运动过,但最终似乎都不能成什么气候而胎死腹中。

     个人不能说绝对旁观者清,但时常疑惑:这些人汲汲于“复名”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一)是要证明当初关闭南洋大学是一项错误之举?(二)是要告慰南洋大学在天之灵?(三)是要抚慰南洋大学校友多年来的失落沉痛?(四)还是要认亲认祖以便加强人脉关系-人多好办事?又真如其中一位文章作者斩钉断铁之言:“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有百利而无一弊”?

     “向前看”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抛开历史的包袱”对许多身历其事甚至身受其害的人而言或许并非那么轻松简单。不知道“复名”算不算是“平反”的一种?其中是否有弥补过错的意思?无论如何:这些似乎都应该有起码的诚意,但谁又有勇气或真正有能力去(代表?)承担,承认其中的前因后果?不然,无论文章出自校长,教授都只是夸夸而谈而已。而如果这些都只为了某种“务实”甚或“功利”(?),那从一个“育人”的角度来看,除了和原本的教育精神背道而驰,这种“别有居心”是否也有点无耻?

     平心而论,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名又有什么不好?(据说世界排名也不赖,如果换了名堂,会不会令有心报读者无所适从而造成混乱)一旦(?)改了名字,又会不会造成另一批人“失落沉痛”?也奋起而要求“复名”?到时又会不会搞个没完没了。

     不是有某位前南洋大学校友说过:“南大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更不可能另外找个人来“复名”顶替,因为其气质,气味,文化底蕴以至历史感情全都一去不再复返。学校也一样,与其吹皱一池春水,不如就让它安息好了?!

       以上所述,道理似乎很简单,但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例如书读得多的人往往就有些不可救药“盲点”(当然也不排除先天性的可能,以免“祸延教育”),以至有了“仗义每多屠狗辈”之叹!

      

12.4.2014

2014年4月7日星期一











艺术在新加坡大有可为?                                                             
    前几天(4/4/2014)在联合早报言论版交流站看到了标题“艺术在新加坡大有可为”的文章。     
    或许处境视角不同,在本地“艺术界”有年,除了早年血气方刚时还有一点近似无知的乐观以外,经历体验了种种类类,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如今只能说,我们的艺术硬件水平,尤其在表演艺术方面是无可置疑的,但软件(包括从业者以及管理决策阶层的心态,精神以至眼光)方面似乎还有待改进加强。几十年前时常听人说新加坡是个文化沙漠,今天是有点不同了,或许说:除了沙以外还添了许多一流的“文化”设施。
    是的:艺术工作者必须也要考虑生存问题,但如果一心只想到市场,那就和学华语就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没有两样。很多时候,艺术“市场”也和古董市场一样,卖得最贵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最有艺术或文化价值的东西(例如商,周的器物价钱往往比不上明,清的瓷器)。悲哀的是:这点往往是有关领导决策者的盲点(或“聪明”之处)。毕竟: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理想追求至上的专业-除了精神意愿以外,还讲究专业技术,必需有一定的时间熏陶经营才可能有所认识,绝对是“功利”不来的。
    或许公平一点来说,今天的新加坡从事艺术工作的环境比几十年前要好些-最低限度比较容易“混口饭吃”,但这也只是个广度的现象,和高度深度不一定有关,因此贸贸然就说“艺术在新加坡大有可为”未免有点肤浅。其实,新加坡的艺术氛围和环境到目前为止,从许多实例来比较以前和现在,情况似乎都没有多大的不同,那就是:(一)最好的艺术家尤其是表演艺术家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新加坡。(二)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家长甚至领导人都不鼓励孩子将来从事艺术工作。(三)目前的教育环境以至价值观也使许多有志学习艺术的学生有心无力。(四)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以及一般所得到的尊敬也不高。(五)每年的青年节赛事过后,许多学校表演艺术团体的水平马上有如“兵败如山倒”,就像冰雕或沙滩上的沙堡一样短暂脆弱。(六)还有:新加坡的音乐会观众可能是世上最没教养的之一!
    最终:谈论艺术不能只是夸夸而谈,而是必须“深入民间,了解民情”(例如试试上下班时间去挤挤地铁,才会真正理解情况的“惨烈”,这还只是地铁“发挥正常”的时候)才不至于贻笑大方和误导他人,也不会让外国人笑我们“笨”!看来:还是当天的“站长”聪明,他(?)一点也不去碰这个课题,通篇“站长的话”只谈芽笼的色情交易,非法赌博,贩卖私烟等等等等犯罪活动…………….这或许也间接反映了一种“态度”?
8.4.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