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谱的回忆

         日前谈起有关乐谱以及费用的问题，也勾起了一段陈年往事。

         1960年代，由民众捐献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国家剧场，建成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文艺表演团体有交响乐团，合唱团，华乐团，后期还有舞蹈团。

         大约是1968年吧？那时才十来岁，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国家剧场华乐团。感觉非常荣幸。毕竟，国家剧场华乐团是当时算是数一数二，人才济济并且还有练习津贴的业余华乐团体！当然，以我那几下三脚猫自学的吹笛功夫道行，也只能从“学徒”做起，记得当年和我一起当“学徒”的还有杨秀伟和林传成。

         刚入团时连拍子都不怎么会算，只好先学习相对简单些的打击乐以加强视谱能力以及节奏感。负责指导我们的是唐锦坤先生，他是后来才结识的前香港中乐团大革胡（大提琴）首席唐锦成的哥哥，那时他家就在国家剧场附近。唐锦坤先生是乐团打击乐手，为人很慷慨热情，那时我们学徒没有津贴，唐先生除了义务辅导我们，还把他自己的津贴分了一些给我们！如今回想，还十分感动和感激！

         那时最流行的中国曲笛乐曲，除了陆春龄的《鹧鸪飞》和《欢乐歌》等等，便是江先渭的《姑苏行》。这些曲子，团里的大哥辈笛子好手金延芝，杨票敬，周亚发（已故）等都吹得出神入化，令人钦羡。其中周亚发还擅长记谱。

         那时由于本地政治敏感问题，来自中国华乐谱在市面上几乎绝迹，由于稀有和不易得到，乐谱拥有者一般也不愿外借，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许多各类形式的华乐演奏谱都是从唱片记下来的。金延芝在第一届电台斗歌竞艺比赛中演奏得奖的《姑苏行》，套谱就是由周亚发记录的。

         有幸参加了国家剧场华乐团第一场公开演出 - 《鼓乐迎春》。地点在维多利亚剧院。彩排时在后台偶然碰见周亚发，当时少不更事，想也不想的就上前向他借《姑苏行》乐谱。一时之间，他仿佛感觉有点意外，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但只借笛子部分，而且不能带回家，那时也没有复印机，时间却有限，于是，紧紧张张上穷碧落的找到了一张有一面空白的废纸准备抄，才发现没有笔，找了许多人不是没有就是不愿借，最后还是弹古筝的欧阳良荣借了笔给我 …………

         那时年少无知，也不考虑人家的“难处”就贸贸然向人家借“东西”，但居然“一举成功”！除了幸运，也必须感谢周亚发周大哥。

         过了一些年后回想：其中的“为难”也可以理解 - 人家辛辛苦苦的听了无数遍唱片才把音符都记了下来，为何平白无故的让你“坐享其成”？

         因此可想而知，不是每一次都会“遇到贵人”，碰壁多了，静下来想想，求人不如求己，别人可以记谱，自己为何就不能？塞翁失马又焉知福祸？

         自己尝试记谱之后，发现这是一种对耳朵听力以及耐心毅力非常好的一种锻炼，对编曲作曲也有很大的帮助。

         由此，有意无意之间也开启了后来的记谱 - 编曲 - 作曲历程。

20.9.2016

从收费谈起

         1960 -70年代的本地年轻人一般比较纯朴，帮人家做事很多时候都不会或不好意思开口问人要费用。当然，如果报纸登载了你的大作那又另当别论。

         当时“玩音乐”的人（除了音乐老师以外）以业余者居多，主要是一种兴趣，无论水平高低，如果有人请你表演那是看得起你，高兴还来不及，哪还敢提起酬费？！巧得很，请你表演的人往往也和你“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大家也就凑合凑合心照不宣皆大欢喜。

         后来时代改变，加上各方面生活条件水平提高了，人的价值观和想法也就不同了（比较懂得和“珍惜”自己的“价值”？），这也是个和教育有关，潜移默化逐渐改变的过程。

         记得1970年代初期，刚离开学校不久，凭着一股天真热情以及对音乐无比浓厚的兴趣，也没考虑什么未来前途问题，当年生活不易，家人各忙各的也自顾不暇，没空理我，于是，仅以当时的一点业余道行，就信心满满的决定以从事音乐为生。

         开始时周末在学校教导华乐器和指挥乐队，不久即发现“钱不够用”！为了节省学费，半自学的匆匆考到钢琴8级之后，便开始上门以及在联络所教初学者弹琴。那时也热衷记谱/编曲，想不到偶然还有酬劳！第一次“卖谱”时所得的费用是新币10元，感恩之余，心情非常激动，接过钱的手还有点发抖。（不要笑，1970年代初的10块钱可能比今天的100块更好用）

         收费的观念是在澳洲念书时开始有所改变的。对我而言，除了文化价值有所差异，澳洲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是个对创作版权/收费问题比较有专业观念的地方。

         外国人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原则道理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在澳洲无论是专业或业余音乐团体，请人帮忙抄谱都会付费，更何况是创作。

         1980年代的新加坡，（委约）付费的观念和1970年代仿佛分别不大？举个例子：1983年从澳洲回到新加坡时，新加坡教育部青年交响乐团请我为他们作曲，一切都谈得很顺利融洽，但当我（以为理所当然的）提及费用问题，对方却大为惊诧的说：你的老师（已故梁荣平先生）都从没向我们要求费用，你怎么就要我们付费？！

         今天，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成立有年，经过一些努力以及“教育”，此地已很少发生有关付费的争议和困扰，和以往的含糊不清相比，一切也都遵循“买卖”双方签订清楚的合约。

         社会上各种行业专业都离不开收费（说白了大家都需要生存或养家活口）。从事音乐专业肯定不比其它专业付出少，因此要求收费也是合理的。我也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只是喜欢做事清清楚楚。

         1980年代在人民协会华乐团工作时，曾写过一首至今仍常被新马一带的华乐团队演奏的合奏曲 -《奋勇前进序曲》，由于此曲流传较广（也曾屡次在中港台地区上演）便常有乐团负责人来联系借谱，我的借谱原则除了借谱者不能擅自外传外借有关乐谱，不能擅自修改乐谱等等一般常规以外，按一般专业作曲/编曲者的例常做法，会收个所谓的“租谱费”，但如果借谱团体有经济困难，也可以免费（也算是与人方便吧）。只要求他们演出过后给我寄上有关演出节目单以便存档。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有经济困难”的人，借谱时满口应允，过后十之八九都音信渺然没有下文！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最近偶然上互联网，竟然发现有多个马来西亚华乐团以及一个中国大学民乐团“不告自取”的公开演奏，演出视频还公然放上YOUTUBE！这是否算是一种“偷盗”行为？！

         演奏和欣赏音乐都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活动，也和文化以及品格有关，演奏音乐的人难道就没有一种相应的是非价值观念？

         必须说：在尊重音乐作者/版权这方面，学西乐的人一般表现较好，为何有的华乐爱好者会如此令人失望？！玩华乐的人如果都如此，华乐还会被人尊重，还会有好的前景吗？！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作曲者，有人愿意演奏自己的作品，还是值得高兴的，必须感谢对我作品有兴趣的同好，但同时也希望我的作品能被“光明正大”的演奏。

18.9.2016

新加坡还有知识分子吗？

         今天在网上论坛“新国志”上读到一篇有关新加坡摄影家沈绮颖的文章。

         沈绮颖出生于1978迈向繁荣稳定的新加坡，和一般本地同年的年轻人不同之处是她有个早年为（共产党）政治信仰而牺牲的爷爷。但她父亲家人因为爷爷的遭遇，而对周遭的一切都非常淡漠，家里也没人信教，后来有了一种关注社会上种种问题不幸的抱负，这也许是她爷爷精神的隔代相传？

         沈绮颖说：“我爷爷那代人继承了五四精神，认为作为一个人，就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无怨无悔甚至无偿？）。现在的新加坡似乎没有这种精神，可能以前有，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我想：沈绮颖的话也许只说对了一半？在新加坡愿意做社会义工（对社会有用）的人还是有的，当然其中有不计得失一心行善者，也有处心积虑沽名钓誉者。无论心态如何，但对急需帮助的人而言，仿佛也没什么分别？政府也肯定心知肚明？对他们来说，一样仿佛也没什么分别？

         谈及“在成熟的社会里，经常是艺术家，作家，摄影师，制片人等等在推动社会。新加坡是消沉的，很少有纪实摄影师或艺术家，制片人参与公民社会”。沈绮颖说：“这不是人口的问题，是政治文化的问题。”

         对此我想：这也许就是对当下新加坡精神文化现状一针见血的写照？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政策以及社会价值观都“义无反顾”的朝着“务实的硬道理”这个方向“大江东去”，间中偶尔也有一两个像沈绮颖这样的人出现，但除了会被视为异类“奇葩”，也很难被广大的国家社会群体认同，如此又如何“参与公民社会”？旁的不说就连沈绮颖自己的母亲对女儿的志向都有所保留！归根究底，这还是个“土壤”问题，怎样的土壤就长出怎样的瓜？

         因此，就和少数有想法以及一流的艺术家一样，选择留在新加坡，就要明白：要么，准备面对无法生存发展的可能，要么，不问世事默默耕耘但求温饱？像沈绮颖这样的人显然是很难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的？！

         时至今日，我们的教育政策成功的清除了一些“不方便的文化和历史”？环顾四周，今时今日的新加坡还有几个年轻人听说过“五四运动”，知道什么是“知识分子”？！

         今天，虽然乡村农场早已消失无踪，但小朋友要“瞻仰”他们最爱吃的鸡猪牛羊等等健在状态的全貌尊容，只要去动物园即可，但昔日的许多人文精神于今何在？！

         新加坡不乏莘莘学子，教师，校长，大学教授，但真正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又在哪？何处又可供瞻仰？！

15.9.2016

爱情故事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世界之大，无论古今中外地域时空，都有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正在发生或消逝。

         上好的爱情故事往往以悲剧收场居多（莎翁，梁祝 ……… ？），最初是通过口传，后来诉诸文字，再后来便有了电影。

         1970年代的美国著名电影Love Story （爱情故事）当年无论中外皆脍炙人口，虽然评论褒贬不一，但许多当年的观众至今都还十分怀念，其中的配乐和主题曲更为影片赢得了1971年奥斯卡最佳音乐奖。

         如今看来，能令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也许不一定是影片的内涵质素特别突出，更可能是其平民化的故事内容以及朴素无华的背景一时引起了普罗大众内心的共鸣。

          在个人记忆里，芸芸爱情故事电影之中，若说印象深刻，则非1960年代少年时期看过的一部日本黑白电影莫属，虽然电影名字当年也不甚了了（当时已惘然），但其中许多情节至今犹历历如新。

         故事背景仿佛是上世纪二战年代，一对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在一场公园里举行的管弦音乐会上偶然相遇，那时正值春光明媚，满园樱花盛放，和风轻拂，缤纷轻盈的点点落花漫随着乐声飘落到人们的头上，肩上，身上，满眼的良辰美景春花人面，此时此刻，怎一个“浪漫”了得 ……….

         本是一段美好姻缘，奈何天不作美，不久战争爆发，男的被征召上战场，女的在家乡苦候思念。但祸不单行，不幸的事却接踵而来，女方父亲得了急病，家里无钱延医，在求救无门的情况下，最后女的只好卖身救父 ……….

         战争结束，男的历尽艰辛回乡来寻，但女的却自惭身秽避而不见，最终女的自杀 ……….

         严格来说，故事情节仿佛也没什么特别，但编导手法高明，使得一些普通不过的情节变得很引人入胜。例如，在电影里男女主角互相认识的过程就编排得很巧妙……….

         首先必须了解：1930 - 40年代的东方人还是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女人也不会随便和陌生男人搭讪，那男女主角又是如何相识？

         电影里是这样的：男的匆匆赶到音乐会场，见有一空位便坐下。在音乐会进行当中，旁边清秀的女子不时转头瞄他，他虽然感觉有点奇怪，也不以为意（怎么会介意呢？），音乐会结束，女子起身离座，却没有离去，而是待在不远处频频探视。最后他忍不住上前询问，女子才说：他一来就坐在她的手帕上，她又不好意思开口讲，只好等他离开才去取手帕 ………

         那是个民风纯朴的年代，那种来自东方传统的细致教养，那种脉脉含情的含蓄温柔，是今天在西风横扫之下，不解风情不懂情趣，只一味崇尚“就地正法”“真刀真枪”的“香蕉人”所无法理解领略的。

         俱往矣！昔日种种文化品位，许多如今都已大江东去！可叹如此荡气回肠的电影佳作也漫随流水落花无迹可寻了！

12.9.2016

语言乱局？！

       新加坡的华文为了“让位”给英文（？！）早已大势已去，之后方言为了“让位”给奄奄一息的华语，也被收拾得七七八八了（除了大选时期把这头“怪兽”放出来以示亲民之外），照说英语英文这种官方规定的行政语文（新加坡的第一语文）应该更加形势一片大好罢？吊诡的是，新加坡的英文正面临一种官方始料未及以及前所未有的忧虑和威胁？

       或许有人会对“讲华语运动”（的诚意）不以为然，但仿佛鲜少华文源流者或华校生会起来表示反对的，反而当政府在2000年推行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讲正确英语运动）时，许多“英语人”（不是英校生，严格来说，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英校生了，只有以英文为生活语文的华人）却跳出来激烈反对！为什么呢？

       政府的原意是要鼓励新加坡人学习讲正确文法的英语以便和世界接轨，这似乎并没有错，为何却会遭到许多“英语人”的“反抗”？

       我想：这又要回到了教育的原点。众所周知，我国以务实立国，连教育也不能幸免？但从真正（必须强调这点，因为时下山寨教育名目比蟑螂还多）的教育观点来说，学习一种语文不只是文字文法发音而已，最最重要的还是要认识语文背后的文化。因此学习者必须要对它有兴趣甚至有感情才可能学有所成。只是一味“现实主义”财迷心窍的向钱看，难矣！

       其实，新加坡普遍的英文水平在1950到1970年代都是很不错的（那时的华文水平也远比现在强），之后却每况愈下，当英文成为主流语文之后也仿佛回天乏力？政府的一番“苦心”，为何竟落到今日两头不到岸的田地？！

       很明显的，因为语文教育不注重文字背后的文化及其价值，这就有如拳法里的警句：练拳不练功，到头一场空！

       语文的“功”就是其背后的文化，文化就是语文的基础和底蕴，没有文化底蕴的语言，只是一种虚有其表，下盘不稳的肤浅语言。

       一个人如果有文化底蕴，处世行事就会有一定品位和品味，有品位品味的人，或许可以忍受或接受低俗的事物，但决不会以此为荣。

       现实是：如今，许多“英语人”反对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 之余，更以Singlish（一种混合了华族方言，马来话“大杂烩”式的所谓新加坡风格英语）为傲！

       只是Singlish里头除去“本土”感情因素成分，最后还剩下些什么？（除了一般给人印象轻浮低俗，也没有多少原创性和严谨的语言结构？）Singlish真能代表新加坡的文化精神吗？就不要说品位品味，用这样的语言又能和外国人有效沟通吗？

       形成今天如此局面，是否因为这些人当初学英文时并没有真正学习到英文的文化精髓？这局面又是谁造成的？

       现时此地语文观念十分混乱，有些华族“英语人”还很强烈的认为：华语不是他们的母语，方言才是，主要理由只是因为他妈自小和他讲的是自家的方言。同时：这个所谓的母语也只是有音而无字，有字也只是英语拼音字母，并非汉字！

       因为之前有土生华人（峇峇）的中国传统随文字失传而逐渐式微衰亡的例子，个人很怀疑，如此“无根”的“母语”究竟又能传得多远？

       就在这当儿，最近本地方言仿佛又有了一线生机和希望？因为被封杀禁止多年的方言如今居然能风风光光的在官媒电视节目（“吃饱没”）里顾盼生姿！不禁感叹政策的转变有时真令人摸不着头脑兼措手不及。但多年下来也见怪不怪了！官方一向精于看风转舵（“务实”的别称？），无论什么，只要有“市场”（包括新谣）以及“政治正确”，就信手拈来顺水推舟，至于之前“原则”如何，一概“既往不咎”，也无须麻烦去解释！总之：“枪杆子里出政权”，得过且过？人们长期受到这种国家级“身教”的熏陶，麻木之余“欣然顺变”也好，“无语问苍天”也好，都也只能得过且过？！

       但是否类似人类破坏大自然的后果，Singlish也是一种教育不当的报应怪胎？！

       无论如何，前车可鉴，既然方言（以及其他种种？）都可以“改邪归正”，难保有一天“Speak Good Singlish Movement ”（讲正确Singlish运动）也会由官方接手来发扬光大？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不要以为这是个笑话，在新加坡“like this also can ”的事一向层出不穷？！

8.9.2016

私会党？政党？ 

         近日上网看了好些新旧电影，常为其中一些涉及私会党的情节部分纳闷。为何竟会有那么多善恶不分（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黑白颠倒，甚至没有人性的人？！仿佛也只是电影罢了？但如今的社会，很多时候现实里所发生的事却比电影还电影！

         为何会如此？我想基本还是离不开“名利”二字！

     “名”和“利”既可或先或后相辅相成，也可以有名无利或反之，能名利双收两全其美固然美不胜收，退而求其次能得其一也不错，总之，就看“志向”和机缘，各谋所需。因此，有首打油诗现应修改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名利故，两者皆可抛！

         但凡党派都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这么多非亲非故的人团结起来又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目的 – 人多好办事。对于私会党来说，做起伤天害理非法越货的事也更有效率。

         无论如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论任何党派，也都有党法党规，除了对领袖马首是瞻，在集团里也还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潜规则和硬道理。也就是说：一旦入伙，个人的意愿，原则，良知，道德等等等等都要为体制而置之度外，就算做对的，符合道德情理的事，但面对大多数人的反对，为了“政治正确”，为了“大我”，也只得少数服从多数“将错就错”（其中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因此，入错了“党”就有如所谓的“上了贼船”！最糟的是把自己的意愿，原则，良知，道德等等等等都押上了，最后还“通赔”！此时就算要回头，往往岸已经没了！因为：你已经找不回原来的自我以及昔日推心置腹的朋友。

         都是“党类”，私会党和政党的“党性”又有何异同？简单来说（幸勿对号入座）：

一个在法外，一个在法内。

一个被视为歹人，一个以贤人自居。

一个偶尔会做好事，一个有时会做坏事。

一个可能教育程度不高，一个必须“文凭大张”。

一个收入不定盈亏自负，一个每月定时领取高薪。

一个很可能对你不怀好意，一个你也许会怀疑他的“好意”。

一个做了坏事会（被逼？）承认，一个做坏了事（往往？）不会承认。

一个是人民公敌，一个是人民投选出来（成为部分选民）的“公敌”。

一个经常要除下面具（表露出狰狞面目），一个经常要戴上面具（展现出慈眉善目）。

一个必须为所做所为认罪，但不会道歉，一个必需为所做所为道歉，但无须认罪。

一个动辄“快意恩仇”，一个可能公报私仇？

两个都会撒谎，一个若无其事，一个“心安理得”。

有必要时，两个都会不择手段动用“私刑”对付“敌人”

         试问看官，比较“喜欢”哪个？

6.9.2016

昔日观感 - 续新音乐的争论

         谭盾的音乐2001年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现场访谈节目事件之后，翌年来到了新加坡。以下是当年第一次“看”谭盾音乐会的观感：

并无太多新意

谭盾与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会观后感及其他

我看的是5月31日的那场音乐会。

上半场曲目为《永恒的水》协奏曲。这是一首综合了乐团演奏以及现场摄像效果的乐曲，题目看来也很有新鲜感。在舞台上可以看到乐团前面台的中间和两侧安排了三组的水击 “乐器”。同时舞台上也设置了数架摄像机，以不同的角度和手法当场把部分演奏影像投射到乐团后面的大银幕上。从整个舞台布置，特制的水击乐器以至演奏上的种种刻意经营。除了有先声夺人的功效之外，亦可以看出作曲家的一些创作概念和一番用心。然而，实际的演奏效果似未如预料中的理想。部分原因可能是国大文化中心本身的音响问题——乐器声音偏干以及残响略欠。再者，音乐及演奏在音色及音量的对比上也稍嫌不足。而摄像部分并未能扭转此一劣势以致整体演奏和呈现显得有点平淡。无法令人感受到作者试图通过乐曲来表达的思维和意境。

下半场的多媒体交响剧场《门》，在表演形式上除了加上三个女声的表演唱（念）以及乐团不同的排位之外，其余都很接近第一首。而无论在乐团演奏或摄像等效果上也都比前一首来得好。乐曲由于在配器手法、节奏、音型的应用上和前一首有些共通之处，因此在基本的色调上也有点接近前一首。作曲者在这里展现了其对音色处理，气氛营造的本领之外，有意无意间也显露了他的“京剧背景”。全曲的连贯性也常有赖于这些带有“京味”的节奏音型。在听的当中，常有似曾相识之感。仔细想想，原来此曲和本地戏剧家王景生的某些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在跨文化方面的法手更加如出一辙。只是也同样令人觉得有点生硬之感。爱应是温馨、无条件，甚至无任何界限的，但这里的异国情调相互之间似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部分还令人毛骨耸然！

这场音乐会让我们有机会体会了作曲家谭盾的一部分心路历程。严格来说：就创作手法和技法而言；这两首乐曲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其实，自1945年以后的30年里，几乎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音效手段都有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应（创）用过了。

这里回到一个老问题，这也是《谁杀死古典音乐》一书里所谈到关于古典音乐世界性的日趋式微的原因之一：沟通问题。且不谈作曲者与听众的个别态度（或姿态）、消费条件、水平或潮流品味，单从一个方便，亲和的角度来看，如果一首音乐只能在某种特殊安排下，在特定的场合或在良好的音响条件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或感动人心，那会不会是另一种的“曲高和寡”？问了当晚乐团中一位兴致勃勃的演奏者：如果把当晚演出的摄像及舞台形象拿掉，你还会听（录音）吗？答案是否定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谭盾都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他能在争议当中看到有利的一面。其实，有哪些伟大作曲家是因争议里的负面意见而有所成就的？同时，谭盾也深刻地意识到观众的重要性。只是“音乐史由观众来写”的说法（见5月29日《早报·现在》谭盾专访）还是相当含糊的。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观众？当然，评论家，历史学家甚至同行的作曲家、演奏家等等都可能是观众，而且是内行的。但他们又能代表多少观众？最终，也许时间才是最好的见证者？

联合早报   艺术节评论  03.06.2002

2.9.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