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

        有朋友看了{扮演}一文，来电提起了有关“面具”的问题。他说：在社会上（或江湖上）周旋或工作，总难免要戴上种种不同的面具，然而日子久了，到了不再需要面具的时候，要把面具除下来，还得花点精神和功夫！

        朋友还提及已故法国伟大默剧演员 Marcel Marceau 曾经演过的一幕名为{面具}的独角戏：“一开始，剧里的主人翁穿梭于各种喜怒哀乐（嘴脸）表情面具之间，如鱼得水，好不开心。直到有一天突然厌倦了，这时，虽然心里无限悲哀，却无论如何戮力挣扎，也无法除下脸上笑嘻嘻的面具！”想想我们身处的世界，很多时候，很多人事，不也如此？！

       其实，人不止“在外”时会“入乡随俗”的戴上面具，在面对亲人时有时也不都是“素面”以对，说是无奈，其中也不无人性，只是大概很少有人会坦白到自认是在“扮演”什么的（这样做反而越描越黑）。

       来到和“游戏规则”有关的有些事，与其谦谦其辞的说“扮演”（虽然“扮演”也是“有关游戏”的一部分），若真可行，还不如直接“假戏真做”更为干脆实际。如此对外也显得更有诚意和决心。积极的去看，“这种事”做多了，也许可能会产生和（前述）戴面具“欲罢不能”的效应和习惯。不同的是，这回的精神内涵，效果却是正面的。虽然不免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但以新加坡一向推崇务实的角度来看，总是“无伤大雅”。

        当然，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说是开玩笑也可以），也有如缘木求鱼，但能“苦中作乐”以及有梦想，总好过彻底绝望。

31.8.2011

扮演

记得在联合早报总编辑“换班”的新闻（联合早报1.8.2011）报道里记者如是说：“接过早报领导棒子的是从事新闻工作24年的早报原执行副总编辑吴新迪（48岁），他同样认为早报必须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才不会辜负华社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联合早报把“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的重任一厢情愿的揽到自己身上可能是一种自我期许，但将来是否能做到，目前也只能拭目以待了。只是联合早报应该明白一点，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时间会记得和证明是非黑白。真正的成就也不靠自我吹嘘或“亲友”吹捧。有些事如果说了又做不到，除了让人感觉浮夸，自己也不踏实。

个人对“扮演”这个字眼总有点保留和怀疑，因为几乎凡是“演”的都是假的。无论是“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或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基本上也只是“扮演”而已，因此我想：若要真正做到“不会辜负华社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应该不止于“演”。退而求其次，就算“扮演”也要有多点诚意，每逢报道上有偏差，错字都应该大方坦白承认，并向读者致歉，那还算有点责任感（使命就暂时不谈了）。

前面提到“扮演好”文化 ......... 或扮演“好文化”…….. 看来似乎有点不同，其实都无所谓，（按理）我们所追求的应该都是“好文化”吧？报纸（尤其是大报）作为许多人的精神粮食（或“饲料”）更理应如此。无奈现实是：如今报纸也许会扮演“好文化”的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但（为了生存！）往往也是“次文化”的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当报纸这样做的时候（例如大篇幅追踪报道歌影艺人乱七八糟，狗皮倒灶的事情时），有没有想到“不会辜负华社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这句话？

这时，“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又会不会是“扮演”次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角色的一种“赎罪”行为？

同一天的报纸，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称赞卸任总编辑林任君先生时说道：报纸不光是新闻报道，报道要有深度，不只是告诉人家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事情背后的意义。那就要有学术背景，知识体系的支撑………….. 这些联合早报每次都做到了吗？

有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许多早报的“亲友”在林任君先生的“荣休午宴”上公开赞扬联合早报之余，私底下有没有另进“诤言”不得而知。如果没有，那他们便仅只是在锦上添花，“扮演”爱早报而已。

又有所谓“谦受益，满招损”，大事小事，上上下下，早报常常有“利用地盘”有意无意，自我标榜的现象（注），除了不符合华人传统美德里崇尚谦虚的观念，也无助于提升自我形象，忝为读者，亦常不以为然也。

注：例如，也是同一天的联合早报（1.8.2011）：他（林任君先生）获颁台湾“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相关新闻说，林任君领导[联合早报]以公正超然的态度，为新加坡的华文社会提供最快速，精确，客观的资讯服务，贡献厥伟（！）。

23.8.2011

资历和能力

今天（17.8.2011）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有关李显龙总理对民选总统的看法。李总理说：“我想一位理想的总统应该具备这些优点：他必须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必须具有卓越的成就，必须能有效执行总统的各项职务，因此他应该具备相关的经验，能力和判断力。这么一来，他也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并同时树立威信。”

李总理的话显然是合情合理的，我想：这段话用在对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期许上固然合适，用在一些官方大小部门主管身上其实也很合适。

新加坡是一个讲究效率和务实的国家，新加坡的成功也与此有密切关系。只是在效率和务实之上还有管理问题，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有关人等的相关的经验，能力和判断力（最终也直接影响办事效率）。不明白新加坡的一个现象 - （人才有限？）无论成绩政绩如何，学校时常换校长，政府部门上至部长，下至主管都时常调换，既像走马灯，又像“大风吹”，首先想到的：一个人在有限的任期内能有什么长期计划和真正能大展拳脚？

虽然或许能者多劳，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总是有限，个人专长，经验也往往局限在某个范围以内（就如语言）。来到管理一个专门部门。能力和判断力往往必须建立在相关的相关的学识，修养和经验上。才能赢得下属以及社会的尊重，并同时（为政府和为自身）树立威信。不“仅仅”只是行政能力，德高望重，或在某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而已。如果相关能力有限，连带缺乏远见，却因为“身份尊贵”而自我膨胀，把权力和知识混淆了，很容易就成了外行管内行，久而久之也会在有关部门内形成某种“心理问题”。

另外：就有如一个非生意人，很难理解一个生意人有如与生俱来，“斤斤计较”以及“唯利是图”的直觉和心理习性。我这样说并没有贬意，实际上这和他们的成功有非常大的关系。这就有如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对艺术敏锐感觉的必要和当然（必须说，成功的生意人和艺术家都是出色的人才），这些无疑都是做事成事的优点，只是在文化和价值取向方面却未必相同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因为“兴趣”不同，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几乎永远不会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而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也绝少会是一个大艺术家。一个搞教育和一个搞经济的人的心态，价值观的分野，往往也如此，不只是换了一个角色或一份行政工作而已。我们不妨设想试想生意人去搞艺术（或教育）或艺术家去做生意的局面，简直就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不是不愿为也，而是不可为也。

俗语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来到决策问题，必要的相关经验，能力和判断力就更关键了，因为一个公司机构的决策，也许会影响几十个人到几千个人的生计，一个国家的种种决策，却可能影响几代人的生活以及对社会，国家的价值观，认同和归宿感。

17.8.2011

饲料

       好几年前，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在专栏里谈及流行歌曲时，曾掷下如此重话：“当前香港的许多流行曲，将来都不会升值……….. 正如石梨贝水塘的野猴，让他们再繁殖一百万年。它们的后裔，也不会直立而变成人。”

       最近在报上看到英国红歌星Amy Winehouse 在家“暴毙”的新闻。她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注）：我不是有意无礼，只是当今我听到流行榜上的音乐，（这些作者）都没有灵魂 ………… 。

       前几天（11.8.2011 联合早报）又在报上看到台湾资深音乐人李宗盛“大胆比喻”：听众是猪，你喂他（它？）什么饲料，他（便）长什么样子，持续喂他他便宜的东西，他就变得很便宜。

       李宗盛先生接着又用“喂鸡”来形容现在的（流行？）音乐市场：“原本一堆鸡（听众）要喂鸡饲料才会长大，突然有间唱片公司喂碎报纸（希望不是联合早报），发现有些鸡长得不错，于是其他唱片公司也一窝蜂的模仿，所有的鸡（听众）就开始吃碎报纸，以后你喂鸡饲料，它反而不会走了。”

       无论你同意与否，李宗盛先生对音乐市场以及“听众”的“比喻”都是十分生动有趣的。看来，猪和鸡是世上最悲惨可怜的动物，它们的存在意义除了最终“葬身人腹”，它们的名字还可以用来骂人，贬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物尽其用。

       李宗盛先生，Amy Winehouse小姐以及陶杰先生三人概括了流行音乐圈的中、外以及内、外。只是无论如何，“猪”和“鸡”（不管是人或动物）都是无辜的，在献出生命或金钱甚至感情和热情之后，换来的竟是如此不堪的“回报”，虽然Amy Winehouse小姐没有直接提到听众，但字里行间也间接暗示了。

       陶杰先生作为一个听众或出了钱的“爷”（应不属于“猪”和“鸡”之列）气愤之余，有权提出批评。至于份属圈内人的李宗盛先生以及 Amy Winehouse 小姐的表态言论，除了不免令人感觉有点情绪和怨气以外，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最可怜的还是“那堆”作为流行音乐“衣食父母”的“猪”和“鸡”！仔细想想，那种“无知”，不只可怜，还很可恨！只是作为“帮凶”的报章媒体，是否也应负点责任？毕竟，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一种“饲料”。

回到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对有关流行歌曲的“观点”，看来上世纪四，五，六十年代时代曲（流行歌曲）的听众还是相对比较幸运，那时虽然有人批评时代曲为靡靡之音，但还不致“祸延”听众，或让人联想起（据说没有灵魂的）动物。依此类推，若长此下去，陶杰先生接下来的“观点”（若有），会不会从流行歌曲本身转移延伸到有关听众身上？毕竟是个因果问题！

注：Amy Winehouse 的原话：（联合早报31.7.2011）I hear the music in the charts and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those people have no soul.

15.8.2011

这篇文字本应在“也谈死记硬背”之后发布的，但因为最近“稿挤”，因而延后。

少教多学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教育口号 - “少教多学”。

咋看之下“少教多学”有点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感觉，但想深一层却也不无道理。

个人对“少教多学”的理解是：人生苦短，人（能）力有限，一个人若能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在某一个（只要有一个也很不错了）领域有所成就，无论大小都是值得亲友赞赏，个人欣慰的一件事。不能否认，我们应该有开放和求知的精神，但来到“正规”，“正式”学习，很少人能是真正“博学多才”的。因此：在有限的时间里，与其最终两头不到岸，明确的选择和方向是很重要的。如果能集中精力，把几项主要和必须的科目学得仔细透彻，比涉猎繁多却又无法真正吸收消化要好得多，也更实际（或务实！）。

如今学校里的许多科目教学都非我专长，不便置评。只是来到音乐这一环，根据个人所知，目前中学两年的音乐选修课（O Level Music）以及中学四年的音乐选修课（Music Elective Programme for O level）和高中（初院）两年的音乐选修课（Music Elective Programme for JC and Pre U）基本要兼顾三个主要范围：。（一）西洋古典音乐 - 从巴洛克时期（Baroque period ）直至现代音乐（Contemporary Music）。（二）民俗音乐，（Ethnic Music）主要是东南亚一带的民间音乐（三）器乐演奏，（Practical）其中包括中西乐器，独奏，重奏以及主修和副修乐器。

除了器乐演奏一项比较贴近舞台，其他两项都涉及了乐理，历史，论文写作（包括访问作曲家）以至作曲技巧。加上演出活动和规定观看演出，整个学习范围已有点接近专科音乐学院的课程了。但这些全部加起来也只不过是一个科目而已！作为相当于学校一个科目的学分比重，学生所需付出的精力精神和其他学校科目似乎不成比例。而这么繁重的课业，中学的音乐选修课每个星期基本只上课一次（三小时），高中和初院的音乐选修课上课时间长些，上课时间也分散了- 不集中在一天之内，但全部加起来也只有大约5小时，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在如此安排下，学生真能有效的吸收所有有关知识吗？又真能学得好吗？这是否和所谓的“少教多学”背道而驰呢？更不要说学生还要应付其他学科！看来新加坡教育里最特出的不是教育系统和水平先进，而是学生们非凡的学习能力。当然，也非人人能如此，幸好，不行的或（之前）无心向学的还可以去设施一流，美轮美奂的ITE。

回到音乐，具体上我也不清楚当前紧凑密集的学校音乐选修课程对学生能有多大的助益，只是通过所接触过的一些有关学生，发现他/她们其中绝大部分对西洋古典作曲家以及他们的经典作品都生疏得很（也许比许多业余古典音乐爱好者还差得多！），我认为这是很不健康，也不乐观的一件事。就犹如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不熟悉莎士比亚，海明威，小仲马，海涅或曹雪芹，鲁迅，巴金，余光中一般。

学习艺术，贴近艺术，在老师的引导之后，最能开启一个人的心灵心窍，最直接和最关键的便是尽量多向向经典学习。我国已故戏剧家郭宝崑先生便曾说过：如果我们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怎能看得远？吊诡的是：我国许多文化教育现象都是舍巨人而取矮人的！（据说是为了“务实”和“市场需要”）长此以往，我们的文化最终或许也只能如歇后语：武大郎飞腿 - 出手不高。

虽然近来频频鼓吹“少教多学”，但一路来的种种接触和经验，我感觉比较真实的却是倒转过来的“教多学少”，并且还有点好高骛远和自以为是（官僚？！）。

20.7.2011

还是“是”和“非”的问题

日前由于一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生在该大学毕业典礼上代表致辞时“爆”了粗话，引起了许多反响和议论。

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一些教育界，商界人士和学生的看法以及两位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们为有关“失言”（联合早报也许不能肯定这是否是真的失言，因此印的是“失言”）学生和自己看法辩解的文章，有趣的是其中还有两则牧师的文字。

现代牧师虽然入世，但写起文章来（联合早报10.8.2011），语气还是“温柔敦厚”得有如传教，就算对没有悔改之心的“大学生”也不忍加以“苛责”，就不知牧师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纵容一个犯错的人（罪人？），会不会有一天那人到了“下面”后向上帝投诉您的“失责”？！

只是开开玩笑，希望牧师先生不会介意。其实，牧师先生（们？）对此事的分析基本还是感性，理性兼具，条理分明，合情合理的。特别有意思的是牧师先生所举哲学家康德的话：“自由，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你能不做什么”。这种自由的精神和常鑫助理教授所举（据说是）伏尔泰所说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联合早报11.8.2011）相比就显得境界不同了。我所理解康德的话的意思是：真正的（心灵）自由是从自制开始的。相形之下，伏尔泰的话就显得有点浮夸和意气用事。试想如果有人出言侮辱你的国家，你又会捍卫那一方面？你还会“尊重”他的“权利”吗？我如此说不是要“强词夺理”，只是想说明：伏尔泰的话也许精神，勇气可嘉（当然和粗话不可相提并论），但也并非绝对。同时，权利和责任是有关系的，伏尔泰讲这句话时，不知有没有考虑过这点？不知什么人讲过的：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腐败。如果没有责任，绝对的权利又会等于什么？

于文轩助理教授的第一篇文章（开放，自由与创造力）（联合早报3.8.2011）里强调了了南洋理工大学的开放精神以及学生的种种学习成就和努力，只是这除了让人感觉有点（为南洋理工大学）自我宣传和自赞以外，和这回学生讲粗话事件又有什么直接的联系？难道非如此（粗话）便不能体现出大学的开放精神，或真如他所言的，少了Trinetta Chong 这样的发言，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典礼注定是无聊和很快被人遗忘的？

于文轩助理教授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我明白，这种气量度量固然令人敬佩，但也没有绝对，如果最终变得“大而不当”（或姑息养奸）就有问题了。至于“无欲则刚”用在目前的讨论情境，也不切实际，倘若真能如此（Trinetta Chong没有在致词结束时“画龙点睛”的欲望，于文轩助理教授没有为学生“辩护”的欲望）也许也不必发表什么文章了。于文轩助理教授的两篇长文（对于于助理教授来说只是“小文”！）绕了一个大圈，最终也只能说：“我绝对反对学生讲脏话，也不认为讲脏话是酷和有创造力”（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

我并非不明白于文轩助理教授在两篇文章里所讲的道理，这里不是，也不想对于助理教授的话断章取义，只是无论多么“有容乃大”，很多事还是有“是”，“非”之分的，而有些事的“对”和“错” （例如包括语言暴力在内的所有暴力行为）就是那么直接明了。

虽然很多人习惯性的明知故犯，最终最多也只是观念上的麻木，并不能把错变成对。讲粗话就有如抽烟，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形象以外，在精神，心理（以至生理健康）上对他人的影响和威胁也一样。这点，往往讲粗话和抽烟的人都心里有数（愧！），只是无力自拔而已。众所周知，抽烟是会上瘾的，最好的防止抽烟的方法就是：绝对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开始，我想讲粗话也一样。

我们都知道，品行的培养有赖于环境。不好的习性，往往有如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只要有个开始）很多事都是从小见大或由小渐大的。为何古代孟母要三迁，我想不是“名校”心理，而是主要孟母对“是”，“非”，“对”，“错”有敏锐的直觉和智慧。

无独有偶，今天的联合早报常鑫助理教授的文章也以八个字的成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标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然是至理名言，但请恕我愚钝，看了整篇文章也想不通到底这个题目和文章有多大关系？字里行间似乎更多是“因己所欲，故施于人“。

也许是我的误解，但如果是“己所欲”，是否就定要“施于人”（譬如F***ing）？常鑫助理教授虽然不再（如上一篇文章）“意气风发”的以“I f***ing like it”结束这篇文章，但还是不免有点悻悻然 - （只想对Trinetta同学说）“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其实，一开始常鑫助理教授若有“先见之明”（如孟母），也不致“越描越黑”了。

11.8.2011

思考

日前（3.8.2011）刊登于联合早报言论版一篇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于文轩先生为支援一位在该大学毕业典礼上讲了粗话（We f***ing did it）的学生Trinetta Chong的文章 - “开放，自由与创造力”- We f***ing did it引起的的思考。据说，后来陆续还有两位“南大”的讲师也加入同一“思考”阵营。

思考或思索二字一般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深远和高层次的思想形态，大学应是个催化和培养思考能力的地方，大学教授讲师时常需要思考学术上的问题，大学生也有他/她们需要思考的课业课题。而对一般读过书或有一定学识的人而言，有些复杂的人生问题或国家大事是需要仔细思考的。但来到要搭乘哪一辆巴士或下一餐要吃些什么，也许就无需怎样去思考，但讲粗话呢？

今时今日，讲粗话究竟是对是错，是否“因时制宜”，或因人而异，也许见仁见智。甚至就好像涂鸦，破坏公物一样，讲粗话这样的（语言污染）行为，从涉及一个人的品行教养的根本上来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事实上，在如今这个是非，价值观混淆，欧美“口语”（某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对粗话的“雅称”）横行的年代，真的很难说得准，你想想，身为堂堂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通过思考辩证，可以堂而皇之的把粗话诠释为“开放，自由与创造力”的一种！

我们很难确定这种诠释对所谓的“开放，自由与创造力”是否是一种歪曲和污辱。因为有些事和争议，从理性上（或“学术”上）是很难找到答案的，但若从基本人性的角度，如果为人父母，你会赞成儿女讲粗话吗？你会喜欢女儿交上一个口无遮拦，满嘴粗话的男朋友吗？你又会不介意或认同学校老师对待你的儿女讲粗话时的“赞赏”态度（还亲自示范！）？这些需要思考求索吗？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思考一下如今的教育价值观和老师的素质问题？

同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的似乎远不止勇于发表意见的这几位，只是同一屋檐下，同吃一锅粥，粥里若有老鼠粪（三粒！），也若无其事的吃下去吗？！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的风度，智慧和定力吗？

外一章

以前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或“星大”），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后来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本来应简称“理大”，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联合早报却一厢情愿的把南洋理工大学称为“南大”（不知是何居心？），这么一来便和“已故”的“南洋大学”混淆了。因此每逢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南大”一词，总有点“见鬼”的感觉。虽然前些年有人想为“南大”复名（也不知是何居心？），但面对挫折重重，最终也不了了之。只是每次旧事重提 - 复名，迁（名）册，难免牵动许多（也许并非全部）前“南大”校友的伤痛，因此曾有前“南大”校友发出如此“心声“（大意）：

“南大是我的母亲，她已经死了。”

“复名，迁（名）册并不等于母亲复活。”

“南大毕业生是学术界的吉普赛人，就让他们继续流浪吧！”

如今遇上这样的事（无妄之灾？），不知前南大生们对此又有何感想？是感慨还是庆幸？

9.8.2011

“口语”？

日前（3.8.2011）刊登于联合早报言论版一篇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于文轩先生为支援一位在该大学毕业典礼上讲了粗话（We f***ing did it）的学生Trinetta Chong的文章 - “开放，自由与创造力”，国庆前夕的今天（8.8.2011）又看到另一篇（来自“同一阵营”的）支援文章。这回写文章的也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常鑫先生。

常鑫先生的文章基本认为人们无需为一句早已被许多国内外年轻人所接受的“口语”大动肝火，还不惜以身作则 – 义不容辞的在文章结束时亲自“示范”了另一个“f***ing”的“正确用法”（“I f***ing like it!”），以示支持！常鑫先生既然公开的在联合早报上对早报读者“发表”（欧美流行文化中的）“口语”，也认为偶尔“f***ing”一两下并无伤大雅（常鑫先生究竟有没有入错行？），如果常鑫先生真的相信和认为“f***ing”有理，“无伤大雅”和“无往不利”，就不知道常鑫先生有没有勇气在老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面前也试试“f***ing”一两下？结果也许会有如常鑫先生所言的：“怎一个精彩了得！”

这样说并非故意强人所难，只是想提醒常鑫先生：新加坡不是美国，南洋理工大学也不是好莱坞，新加坡也还没有“欧美化”到那个程度（新加坡有“f***ing”必要如此吗？对不起，突然想入乡随俗，顺应潮流，应景应景，体验体验一下“口操”“f***ing”的感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也还是本地最高“教育”学府之一，常鑫先生又贵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虽然发表的文章声明“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但看了文章，读者能不联想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吗？（此地无银三百两？）作为家长，能不“思考”上梁与下梁的因果问题吗？另外：语言也涉及礼貌，教养和自制力的问题，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让人感觉缺乏礼貌，教养和自制力，如果一位教授讲师赞同学生公开讲“口语”之余，自己也情不自禁的“技痒”一番，那人们还会对有关大学存有敬意吗？

说到底，“f***ing”（我也尝试“讲”了，其实一点难度都没有，更不需创意，就算“饱读诗书”的人，也许脸皮厚一点就挺过去了，怪不得许多没有读过多少书的uncle们，也不必到欧美去浸濡取经，都能“流利”的口操标准“欧美口语”）和开放，自由与创造力没有关系，以前没有，也不需要，现在也一样。讲与不讲只看当事人的选择（除了读书不够，没有选择），克制力和修养品位。满口“f***ing”也不代表什么勇气，只能让人觉得粗俗，懒惰，缺乏想象力和没有教养而已。就不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和其他教授们对此有何高见？还会有人出来挺“f***ing”这个“口语”吗？

8.8.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