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梦里的记忆                                                            

 

记忆有时是一种很顽固的东西，尤其是不愉快的，伤感的，令人恐惧的回忆，往往总是防不胜防，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它会突然从哪一个角落跳出来和你扑个满怀。它又很阴险狡猾，总是在你最疲惫低沉时来袭。

日前在报上读到关于曼德拉以及李敖的回忆。他们不约而同的都谈到了往昔在牢狱中所遭受的种种虐待。这些事在他们青壮时期还能有精神上的气力去抗拒它，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把它禁锢在一个无人所知的脑皮层暗室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老体衰时，暗室的门也逐渐腐朽，到了某一天，回忆的恶魔终于冲出了禁锢 ，怒气冲天的在意识软弱的梦境之中肆意乱舞……………. ！

不知是否为了保持心理平衡，李敖的许多行为，让人感觉他仿佛是个非常顽强，据理力争甚至有仇必报的人。而在许多事情上，他也证明了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相应的心理素质。

曼德拉则自始至终都保持了一个温和的伟人形象。谈到为何能原谅曾经残酷对待自己的狱吏时，他也只淡淡的说是为了使自己往后能“向前看”而已，一点也不夸耀或标榜自我的人格伟大。

无论历时长短，曼德拉和李敖都经历过牢狱之灾，他们对付灾难以及“善后”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只是到头来，一个才气纵横，聪明绝顶，一个胸襟广阔，充满智慧，都是“能人所不能”的人中翘楚，似乎都未能挣脱回忆的魔掌！

以上种种，除了说明无论贵贱，人人时时刻刻都在为各自的“心安宁静”而竭力奋斗以外，同时也凸显了人心的脆弱，行文至此，不禁有点前路茫茫之感！

什么时候，什么人又能（再度？）到达“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

 

29.6.2013

老电影                                                              

 

少年时在电影院看过两次《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一次在新加坡，一次在马来西亚，都是四十年前的旧事了。多年后买了DVD，看过一次，看完男主角编恶梦那场就停机。不是戏不好，而是因为知道下面的情节渐渐悲哀沉重。并非有意装作，只是人过中年，经历了许多人情事故，心情有时不免像李清照的“舴艋舟”！

对比之下，之前的戏虽然“忧喜参半”，但还算泪中有笑，歌舞也精致精彩。或许因为这样而念念不忘，今天翻出来再看，还是看完同一段就打住。想当年心平气静，若无其事，兴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罢？！

“明知故犯”还是因为电影里的各种细节环节都近乎完美，令人回味无穷。从前的电影或许不是每一部都好，好的其实相对也不算多，但一旦遇上好的，就能令人热泪盈眶，感动莫名。连现在看来极其“简陋”的查礼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黑白默片都能如此。

相比之下，今天的许多电影，虽有各种最新的科技在身后摇旗呐喊却也不济于事，一转眼，观众便弃之而去，永不回头。耗费千百万制作的电影遂变成“用了就丢”的一种消费商品，所谓第八艺术的称号，于今尚在？或许由于市场挂帅，今天的许多电影都倾向于“活在当下”的禅境（或说“做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经”）。看看今天的张艺谋和7－80年代的张艺谋，当能有所感悟？！

其实电影只是一个时代的表征印记之一，今天其他种种，例如道德，人性，不也如此？！

 

28.6.2013

有情？无情？                                                             

 

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仿佛是佛门独有的一种至高无上的胸怀和境界。

佛与禅应在同一屋檐下，但在“禅界”之中除了语言上“见佛杀佛，见祖杀祖”等骇人之语，还有行动上当头棒喝的“暴力行为”以至求道自残（二祖慧可）和追杀同门（神秀）的“刀光血影”例子。虽然，这些语言和行动的用意类似医学上的电击复苏疗法，只是不免与佛教一向给人的温和形象有点格格不入。

弘一法师李叔同为了出家修行，除了抛弃身外的物质繁华，更不惜断绝了俗世的一切亲情关系，日藉妻子远道而来苦苦哀求，都不得一见，最终只能伤心而归。

以上种种，或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理解，但老实说，也未能感觉其中有任何慈悲。只是：禅师们常常劝人“活在当下”或“立地成佛”，“佛即是我”，“我即是佛”，“禅无处不在”等等等等……………为何就容不下一丝亲情？不顾亲情，断绝情义，又如何能普渡众生？

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某种严峻情势下，为了大多数人而不得不作出牺牲少数人（成全大我，牺牲小我）的痛苦决定，很多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中只有苦心而没有私心。但仅仅为了个人的“超脱”而不顾亲人的感受，则很难令人认同。

“情到浓时情转薄”？佛祖，禅宗，真是高深莫测，令凡夫们百思莫解呀！

 

27.6.2013

续谈风骨                                                          

 

日前在报上读到何盈先生所写关于一些早年报人的风骨风范。

报人属于媒体的一份子，也算是文人的一种，基本以笔耕卖文为业，是报业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单枪匹马。

因此，如果说做一个有风骨的文人不易，做一个有风骨的报人更为不易。因为有风骨的人通常都不愿随波逐流或违心的去跟随潮流，又或趋炎附势等等等等。但无奈上有老板，下有家累，再加上取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江湖道义，一旦（选择？）做了过河卒子，也只有拼命向前。间中若还要讲究（或扮演？），坚持风骨，虽未及“夹泰山超北海”之难，大不易也。

当然，人在江湖，这种种苦恼难处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仿佛也从未有人（读者或老板）要求报人必须有风骨，可见此事无关重要。无论如何，作为媒体报人，又能让人感觉有风有骨，绝对非常非常稀罕，同时想必也非常非常辛苦劳累。

其实，如果退一步，像毛泽东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忘却风骨浮名，只求能做到（像王昌伟先生年前所说的）“问心无愧”，也不失为一种境界。毕竟：“风骨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有人把“舍得”一分为二，吟道：舍得，舍得，有舍便有得。如果把“文人”也一分为二（别怕，不是一刀两段，凌迟处死），便可能发现：作“文”容易，做“人”难矣。而往往“文人”的“人”字一旦失去，取而代之的的非“棍”即“胆”，皆非正道，遑论风骨？！

 

15.6.2013

也谈风骨                                           

 

今天在报上看到何盈先生的文章-“文人风骨”，有点感想。

风骨和道德一样似乎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到了今时今日，更没有所谓的绝对。一旦媒体“话事”（广东话“决定”或“做主”的意思），便有了“成王败寇”，“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例子。媒体不一定都有“慧眼”，但他们就有这样的方便去“决定”。

一般来说，心甘情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为了“剧情”需要，表面上也许还是不免要充充，但内心是不会讲究什么风骨的，有时或许还会暗中嘲笑那些有“风”有“骨”之人。

美国文学大师马克吐温曾说：动物（例如狗）不会脸红，因为它们不需要。以此类推，动物应该也不会懂得何谓风骨，因为它们没有理由需要。事实上，从来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曾提及有动物死于羞惭的（连有关谣言也没有）。

风骨二字自古和寂寞以及不合时宜如非若即若离，便是难分难舍。一般也很难把“仕途得意”，“八面玲珑”，“青云直上”，“皇恩浩荡”和风骨二字联想在一起。

俱往矣，昔日文人风骨与钱财权势似乎都格格不入，今天却有些从政者担心自己钱不够多，在面对财大气粗的生意人或财团主管时会“心虚”。

对何盈先生提及：“正如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编辑林任君日前所说的，一个时代，一种价值，或许已在悄然迅速流逝。”有点迷惑。上述语言虽似有感而发。但作为一个处于领导位置以及“既得利益”的局中人，会否又是另类“为赋新词强说愁”？

到了这个年纪，虽然已天真不再，但看报多年，我还是选择相信何盈先生所说的：“报界文人风骨的时代，只能在梦中回旋…………….。”

 

14.6.2013

音乐文章                                           

 

昨天收拾清理乐谱书籍，“去芜存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本未曾“过目”的书。书名是《管风琴 . 看听读》。

随意翻翻，马上被里头的文字吸引了。奇怪？如此好书，怎么以前就翻也不翻？或许是书名不怎么起眼，似乎有点严肃，专门的感觉。而我对管风琴的注意除了因为巴哈或梅西安的缘故，更多是因为近年孩子学管风琴的关系。又想：如果在书店看到（这样的书名），大约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兴趣，那怎么会有这本书呢？

终于想起，是夏帏老兄送的- 当他知道我孩子正在学管风琴。

书中关于作者的介绍就只是以下寥寥数字：马慧元，现定居加拿大。学习钢琴，管风琴多年，是国内多家报刊杂志的撰稿人。著有音乐随笔集《北方人的巴赫》会《管风琴手记》。

在西洋音乐史上有文采的音乐家仿佛以作曲家为主，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写音乐论述的舒曼，贝辽兹，华格纳以及书信游记的柴可夫斯基。

音乐家未必都能写出高明的文章，但无论如何，音乐家所写的音乐文章和一般非本行所写有关音乐的文章还是很不相同的。除了文字气质有别以外，音乐家的音乐文章里有一种来自专业历练的自信，所言虽或见仁见智，却往往是同行所能意会或感同身受的，因为这都是音乐家生活以及思想的一个贴身部分。

写文章就和演奏音乐一样，会在不经意时流露出作者或演奏者个人的一些精神面貌，过程就像蜜蜂采花酿蜜一样自然而然。一旦刻意突出自我，那就假了。而不巧读者观众的眼光却往往是雪亮的。

马慧元的文笔潇洒自如，也平易近人。她在书里就有如小说里的“第一人称”，虽然时时刻刻都在“现场”，但你从来也不会感觉她在你面前故意晃来晃去的。除了偶尔触及本身的学习生活，她只是一心一意在和你“gossip”乐坛上的悲喜沧桑而已，很有点三国演义序诗里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意思。

整体而言，这本书谈的并不只是管风琴而已（书名或许有点“误导”性），其实里头有许多关于古今音乐家的趣事逸事。

马慧元对一些事有很直率和一针见血的看法，就如她对走古典+流行路线的陈美（Vanessa Mae）的大言不惭 -“如果我走老路演奏古典可以过舒服的日子”就嗤之以鼻：“你让她进军主流巴赫作品试试看，跟精英大师们竞争试试看，到底哪条路舒服？”

书里也有不少“金句”，例如：

“人世的悲哀，是毁了艺术还是加强（成全？）了艺术？”

“古典音乐的演奏不仅反社会，在我看来还是反人性的- 它充满纪律，克制，约束甚至压抑。”

“不少事物，都在成熟的早期显示最高的智慧”（在谈及上世纪初钢琴家的黄金时代时她如是说）

 

 

马慧元的文字富有想像力且曼妙而有性情，但并不自我，很好看。

再次谢谢夏帏老兄！

 

 

12.6.2013

失落                                           

 

最近有朋友传来网上一篇有关中文的调侃文章，里头有一段提及美国人学中文：“…………….上汉语的第一课，中国老师就告诉我们英语的“I”（我）译成中文时有如下译法：我，奴辈，鄙人，卑职，晚辈，晚生，在下，老夫，老朽，老子，你大爷我………… 等等等等。美国人听完当场就晕倒！这才是最简单的一个“我”字。”

时下有些“英文人”以为“L.A. ”“L.V.”“KFC”“ASAP”等等等等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字简化，殊不知在他们老祖宗的文字里早就有“魏”“蜀”“吴”“闽”“粤”“沪”“桂”“湘”“赣”“黔”等等代表广大地域的简称。

无可否认，中文并不易学。只是单说中文难学，那么英文，西班牙文，印度文，俄文，韩文，日文又何尝容易？今天看来，虽然许多本地年轻人“痛恨中文”背后的原因，背景，错综复杂。但起因关键往往只是在于种种功利上的考量，或还可能包括了某种迷信以及短视，就是单单缺了一点慎终追远的感情。

前述网上文章说到：中国历经外族入侵，这些外族，最终除了自动或被逼退出，都难逃被同化的“下场”，这当然和中国强大的传统以及文化有关。

中国文化固然强劲强盛，但中文一旦离开了本土，情况就大不相同，就如在东南亚地区的情况。看看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痕迹”的“峇峇”（一种东南亚土生华人），一旦没有了文字的支撑，最后连自己的原本（祖宗的）口语也失去了，相互之间只能以马来语或英语沟通，除了极少数例外，最终都变成华人不像华人，马来人不像马来人的一群。

近日接触了一些正在上中小学的中国移民第二代，发现他们也在抱怨华语难。很惊奇的细问之下才发现，他们在家虽然多讲华语，但书写（注）上却有困难。问他们喜欢不喜欢中文，回应居然和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年轻一代一模一样！虽然暂时或许还不致于“痛恨”，但长此下去，他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会不会最终也将“变成了”“英文人”或另一种“峇峇”？！

 

注：其实现在所谓的书写，很多时候只是在“打字”，加上网络查询的方便，写文章相对比起以往容易轻松多了。语言的易学或难学，也许关键还是平时用哪种语言来思考。

 

10.6.2013

 

禅疑                                            

 

读有关六祖惠能的禅修历程，其中有些事既有趣，也令人费解。

当时，惠能与神秀都是五祖弘忍门下弟子。惠能虽然目不识丁，但悟性极高。神秀虽为五祖弘忍的大弟子，惟悟性有限，城府却深，一心只想继承五祖弘忍的衣钵，甚至不惜为此而起杀人之念。

这一切，五祖弘忍都看在眼里，但对谁都不说。直到时机危急，才让惠能带着他的衣钵逃生。

疑问一：为何一个写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出家人竟是如此心胸心肠。既然如此，又何必出家？

疑问二：五祖弘忍无法“感化”神秀，甚至无力保护惠能？

疑问三：神秀杀人不成，还能“道貌岸然”以及若无其事的继续安心事佛和“度人”？

疑问四：神秀当时正处于“见山不是山”，“杀人不是杀人”的境界阶段？

疑问五：神秀的“教名”是五祖弘忍取的还是自取？其中又有什么深意吗？

以上种种，书上没有交代。有趣的是，神秀的“教名”，若以今天的港台潮流语言来理解，便让人觉得有点装神弄鬼的意思。

或许还是凡夫俗子，但老实说：有些禅说里所谓的“公案”，也常令人有此感觉。

 

 

6.6.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