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阉割了？                                          

 

过去几天在联合早报上陆续看到几篇回应陈定远“英语已逐渐成为新加坡人的母语”一文的文章。其中作者有教育工作者，也有早报评论员，更有趣的：还有一位坦言因为自幼家庭语言环境缘故，如今在感情上更认同英语为其母语的新加坡华人。

这些作者的共同点是：（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是能有条有理甚至能引经据典以华文讨论有关问题的华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在讨论自身民族语言存亡问题时，居然可以客观，淡然到如同谈论别人的事一般（虽然他们也很清楚其中“不对劲”之处）。究竟这是大智大慧的“开悟”，抑或早已“看破”而自然而然的麻木不仁？

不期然想起多年前曾参与配乐的郭宝崑先生剧作“郑和的后代”（郑和也有后代？）。

“郑和的后代”一剧从一个明朝太监（郑和）引出“阉割”的“课题”，其中主要针对的是精神上的“阉割”。但从许多方面看来，和生理“阉割”似乎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处。

记得剧中对“阉割”有如此描述（大意）：“.........…有些“阉割”的方法，能使人不但不觉得痛苦，在缓慢的“过程”当中，有些人还会觉得有种无法形容的快感！”。

只是无论如何，惨遭阉割对一个（有自尊的）男性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不幸和耻辱，同时也会因此而失去了某种（包括传宗接代的）“本能”以及自信。

作为一个种族，其民族语言是否也属于民族“本能”的一种，失去本身语言的民族，除了极可能同时失去其民族的大传统以外，立身世界民族之林，还能有自信和自豪感吗？

 

22.9.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