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同与巧合？

       偶然翻到一篇吴庆康先生的专栏文章《原则沉沦》（见附文），蓦然想起日前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的演说。吴庆康先生和杨荣文先生一位是在职（半官方？）记者，一位是前政府官方要员，但文章和演说仿佛都带有若隐若现以及异途同归的“人在江湖”之感。

       重读吴庆康先生的文章，虽然谈及“原则”问题，却有种凄厉和无奈，尤其以下文字：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打工仔，既然不是老板，也只有乖乖当一个听话的员工，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你要我不做什么，只要牺牲不太大，我也学会ok，最重要的是不要为了一时之气搬出一大堆道理，留下祸根，那就非常不明智了。只要我敬业乐业，不得过且过，我想，牺牲一点原则不算什么。”

      “即便别人的道理/原因/说词我无法认同，但只要我一天“必需”听那个人的话，我多不甘愿也得甘愿。你要摧毁为的颜面尊严，甚至是人格，我现在也觉得无所谓，只要没有要我跪在地上向你磕头………..“

       也许凡事有分大小，有时不能相提并论，但和杨荣文先生下野后的“旁观者清”相对比，吴庆康先生在职内就已经大大超越了“旁观者清”了。把情绪毫无遮拦的宣泄出来，除了一股怨气，也不无真诚和勇气罢！？

26.10.2014

附文：

 

原则问题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又看到吴庆康先生的文章-“原则沉沦”。

     个人觉得：在“四方八面”里的文章可看性高的不多，而陶杰先生和吴庆康先生的文章肯定都在首选之列。虽然你不一定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但他们的文章除了胜在趣味怏然，个性鲜明（甚至张扬），最重要和最难得的还是一个“真”字-真性情也。

     来到“真”，吴庆康先生又比陶杰先生更有趣。例如：一般人总会把自己的“缺点”，“心机”以及所谓的“虚荣心”深藏不露，唯恐有失体面。作为媒体人物的吴庆康先生却往往能毫无忌惮的甚至赤裸裸的把自己的一些私事公诸于世，我讲这些绝无贬意，而是带着敬意的。事实上，别说报纸媒体，环视周遭，谁又有如此这等性情和勇气？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不失为一种“赤子之心”的体现。今时今日，社会上又有多少人还存有“赤子之心”？！

     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感觉吴庆康先生在工作上似乎碰到了一些令他无奈及心烦的事， 以致感叹自己的“原则沉沦”。其实：吴庆康先生的“原则沉沦”如果和一些政客（或官僚）相比，他应该觉得欣慰- 他还有机会讲讲真心话（而且还是公开的）。

     政客从当初处心积虑到“人在江湖”，老早就没有了“个人原则”，而在个人服从群体的大前提和“原则”之下，有的只是“群体原则”，为了“群体”的利益存亡，无论是非（只讲成败），都要一致枪口对外（战友第一，朋友第二或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虽然如此，有良心能力的政党还是可以为国家人民做出贡献，无良无能的政党除了私心野心，又和私会党有何分别？

     吴庆康先生其实有点妄自菲薄，“原则沉沦”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而如果没有原则，又何来沉沦？

     这里谨祝吴庆康先生工作顺利，事事如意。

5.3.2014

 

孝道需要辩论吗？！

       因为“中国山东大学学者”甄鹏的文章《孝道可以休矣》，于是在联合早报上引起一片议论（真正的情况仿佛是甄鹏遭到四位意见相左者的“围剿”）。

       这场在联合早报的言论版上出现，以“经”，“典”为武器的笔战。看来有关人士都“乐在其中”，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发挥所长”？或许，只苦了一般的“普罗大众”读者，这些读者或许并非不懂得何谓孝道，但“经历”了有关（引经据典的）“论战”可能令他们觉得：“孝道”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高深莫测与高不可攀？！

      有关辩论的始作俑者甄鹏文章观点看来有点洋派（不单只是以英文名词举例），只是作为一个“中国山东大学学者”，难道不明白在“孝道”问题上“华”“洋”有别吗（严格来讲，一般洋人也许懂得“饮水思源”，但不一定就能认同或理解华人传统里的孝道）？这当中明显有个文化与传统上的差异，和所谓的“大爱”并无直接关系。懂得孝道的人就不可能有“大爱”吗？废除孝道（！？），就能提倡“大爱”吗？为何要用一种“爱”去消灭另一种“爱”，这是真正的“爱”吗？什么逻辑？！（什么“学者”？）

       孝道大概也不需要联合早报的“观点碰撞”（栏目名称。这也算观点？是否浪费版位？）来发扬和提升吧？实际上：真正的孝道只是一种高贵，优美，自发感恩的人性，也许关乎先天或后天（的努力）。关键是身体力行而不在于滔滔雄辩或夸夸而谈。口头和文字上的孝道通常只是一种没有实质的炫耀。为什么往往读书越多的人（饱读诗书，读圣贤书，知书识礼？），越不明白这个连动物（乌鸦反哺）都明白的道理？！只会无聊的去钻一个毫无意义的牛角尖？同时：孝道和善举一样，不能刻意以之为个人品德加分，越是炫耀，越是一文不值。

       最终，孝道是无需辩论的，也辩论不出来的。

22.10.2014

从何光平的演说谈起

       昨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标题为《何光平：未来50年行动党要连续执政不容易》的新闻报导。

       何光平除了家世显赫（一家都是社会闻人，父亲何日华更曾经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所倚重的属下之一），社会地位显著- 既是自己创办的新加坡管理大学董事主席，也是跨国公司悦镕控股的执行主席。早年所涉及的政治活动和遭遇更使他多了一层传奇色彩。

       有关报导引述何光平以“纳丹访问学者计划-新加坡研究”身份，主持“新加坡的未来”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主题是政治与治理）里的讲话。

       （根据报导）“他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除了分析行动党是否能继续保持一党独大，也谈到对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演变的期待，批评了公务员制度内部僵化的风险，并分享了对年轻一代主动表达诉求的观察。”

       何光平对新加坡的政治局势有很精到的见解，和日前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演说相比，或许由于身份，角度的不同，除了仿佛有点前后呼应以外。比杨荣文的“旁观者清”，何光平似乎更为“旁观者清”。

       何光平的下面这段话特别引人注意：

（根据报导）“谈到治理时，何光平留意到政府过去尽量避免偏袒持不同社会价值观念的任何一方，但随着这类“文化战”越演越烈，他认为政府或许有必要在某些事件上表明立场，尽管这会冒犯部分选民。“

   何光平并没有清楚说明究竟是哪些“政府过去尽量避免偏袒的不同社会价值观念”，也没有清楚说明“政府或许有必要在哪些事件上表明立场”。

   或许，何光平是个“明白人”，不愿强人所难，但政治除了选票以外，（最低限度）还是应该有点国民所能轻易看到的是非以及价值观念。从一个政府或政党务实（就不要说是“硬道理”），长远的角度来看，都是选票的“根本”（即所谓的人心）。如果一个政府或政党为了选票而（暂时？）忽略某些传统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对国民而言可能是一种很坏（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的“示范”和“教育”，长此以往，也会慢慢腐蚀了国家的凝聚力？！

22.10.2014

从杨荣文的演说谈起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标题为《杨荣文：社交媒体催化传统体制瓦解》的新闻报导。

       有关报导引述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演说谈话。不知是否已经下野（或“下海”？），旁观者清以致有感而发？无论如何，这些话不但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也仿佛和本地当前的政治环境气氛有着“如幻如真”以及“若即若离”的意味。

       有关新闻报导（片段）如下：

    （杨荣文说：）“社交媒体对世界最重大的影响是它正侵蚀着等级制度（hierarchy）。以前维系着等级制度的元素包括无知（！），虚伪（！！），仪式，以及选择性提供消息和假消息（！！！）。这些造成隔阂的元素正因资讯科技而受到冲击。”

       “他（杨荣文）说：以前孩子可以做皇帝，因为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受到宫廷的保护，民众只能毕恭毕敬地远远看着他。但在今时今日，到处都有相机和麦克风，你若没有真材实料就会被取笑，别人可以一眼识穿你这皇帝一丝不挂。”

       “杨荣文表示，越接近金字塔形状，越复杂及绵密的体制，越不得人心……………….因为跟群众有一段距离，所以经常被视为是只顾及自身利益，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与群众脱节。”

      “他（杨荣文）以建筑物为比喻：当老旧的建筑物出现裂缝时，体制的本能是进行修补。如果天花板要掉了，就赶快把它撑起来。但如果是地面本身出现了裂缝，如果地基已不如基岩般稳固，而是地壳构造板块上的裂缝，那么建筑物终究会坍塌。”

       以上的话道理简单明了，言之成理，相信很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以及联想。但至于（杨荣文所言）：“越小的地方，如香港或新加坡，越容易适应新的现实局面（生活上？政治上？）。年轻人因为生长在网络化的时代，已习惯网络的思维，因此会比年长者更灵活地适应新局面（怎样的新局面？）。”就或许见仁见智吧？（语焉不详或报导不周？）

18.10.2014

缺乏情趣，幽默感与智慧？

       日前（10.10.2014）在联合早报上看到

       “两性关系工作坊协导员不能胜任”（工作）的报导，不明之处甚多。

       今天在早报上看到林弘渝的文章《两性沟通“随便”就好？》，终于明白了其中令人啼笑皆非的“关键”。

       林文例举给校长写公开信17岁女生Agatha Tan对工作坊指导手册里对比女性语言与真正想法的质疑：当女性说“是，去进行（sure, go ahead）”，意思其实是“我不要你这么做”。当女生说需要多五分钟做准备，意思是“给我多半个小时”。这名学生认为，手册内容将女生刻画为“口是心非”。另外，她也不认同将女生描述为较情绪化的一群，需要安全感及男生认可等偏执的观念。

       也许没有绝对，但以上（女生Agatha Tan）认为对女生不恰当的刻画，其实在生活中，古今中外文学甚至电影里都屡见不鲜，在适当的场景下，可能还是男女交往相处之间的一种情趣（绝没有轻视女性的意思，男女对调“错位”的可能也存在）。难道男士为女士献殷勤，例如开门，让座等等都是认为女性弱智无助的表现吗？这些事女生自己做不来吗？当然不是，这只是男士对女性的尊重以及风度而已（也从未听说有女士对此行为表示反感的）。

       有关工作坊机构对事件的回应也可以理解：“工作坊中有关两性区别的章节，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性，加强他/她们的沟通能力，但不幸，原本轻松的工作坊被断章取义，遭到误解。”

       “原本轻松的工作坊被断章取义，遭到误解”，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在我们的教育里似乎缺少了某种情趣，幽默感以及智慧（看看我们的所谓名校学生和校长的小题大做表现！）

       意外，也让我们看到一线希望的是裕廊初级学院学生特莎（也是17岁）的感恩话语- 她说那是她学习生涯中最贴切，知识最丰富且有益的两性关系工作坊。她认为，协导员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两性思想上的差异，并倡导沟通在维持两性健康关系的重要性。

       最终，男女无论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无可奈何”的差异，但若有一定的智慧，包容和幽默感，将能把这些差异转化为情趣。

14.10.2014

从“两性工作坊”事件谈起

       日前（10.10.2014）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以下报导（片段）：

       “华侨中学内部调查显示，引发争议的两性关系工作坊协导员不能胜任工作，也无法在讨论过程中，回应学生提出的看法。”

       “华侨中学校长潘兆荣昨天发电邮给该校老师和学生……….他在电邮中说，内部调查显示，工作坊的协导员，尤其是那位男性协导员“不适任”（？何不就说“不能胜任”？）。在讨论过程中，多名学生提出反对观点，他却无法回应。”

       “……..…. 一名该校女生在面簿上写公开信给校长，指工作坊内容不恰当，提倡刻板的性别观念。”

       “不过，在另一个场所参加类似工作坊的学生，却对工作坊感到满意。”

       潘兆荣说：“这起事件的一个教训是，即便课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教育部的批准，一些事情还是可能出错。我们必须自身确保课程的素质。”（隔日的相关新闻报导，有关机构声称，工作坊开办至今，超过85%学生给与“很好或好”的评估，89%学生认为协导员的表现“很好或好”）

       潘兆荣也说：学校之前也使用过这家机构的服务，学生的反响也不错。对于这次派来的协导员无法回应学生提出的顾虑，学校感到失望，也会向这家机构反馈，学校也计划在未来自行设计工作坊。“

       看了有关新闻报导，不明之处甚多。例如：

     （一）有关报导并没有说明学生和协导员之间的沟通具体上发生了什么问题？

     （二）学生到底问了些怎样的问题以致协导员无法妥善回答？

     （三）何谓“提倡刻板的性别观念”？什么是“刻板”，什么又是“不刻板”？

    （四）或许此次的协导员表现不尽理想，但之前的工作坊反应都良好，如今只因为一个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校长便忘了该有关机构之前的良好表现？也似乎不想再给他们一个机会-（潘兆荣说：学校也计划在未来自行设计工作坊，这是否会给学生传达了一种不可犯错的信息- 一旦犯错将不被原谅！？）

       （五）潘兆荣说：“这起事件的一个教训是，即便课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教育部的批准，一些事情还是可能出错。”问题是，到底错在哪里？（新闻报导也没有清楚说明）

       好些年前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的建国总理和一群年轻人的“忘年对谈”，当时感觉：这群年轻人既聪明，也有胆识，居然敢和依然强硬威严的建国总理在电视上“对着干”。虽然基本是以事论事，据理力争，但从一个华人传统里“尊老敬贤”的角度来看，他/她们的语言姿态似乎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尤其是面对的是建国总理。虽然建国总理也不是“省油的灯”，该对话场面还是令人不禁有种苍凉的感觉，但令人感觉吊诡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是建国总理当年教育政策下，不折不扣的“产物”！

       抚今追昔，如今我们的年轻人（许多还是所谓的“名校”出身），动不动就投诉抱怨，感恩的例子似乎不多。而我们的教育领导却还处处婉转小心呵护（唯恐伤害了他们脆弱的心灵？！），长此以往，这个国家和社会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12.10.2014

观棋语！

       日前看到联合早报记者游潤恬的评论文章《博客政客》（5.10.2014），后来在网上时事论坛《新国志》上又看到了针对《博客政客》的好些评论，其中居然还有“古诗体”形式的诗文。有趣的是：这些评论及诗文和《博客政客》有个“不谋而合”的共同点- 都是“一面倒”的意见！不同的只是“倒”的方向不同而已。

       由此想起一年前当游潤恬的专栏“观棋语”刚“开张”时曾写过的一篇“应景”文字（见附文）。由此不禁又想到：为何作为本地唯一的主流华文大报以及（无论愿意与否都是）代表本地华文水平品位的中文媒体，其中的好多评论员或记者的专栏名称都显得如此“高深莫测”！

       信手拈来就有：长期以来在体育版上看到的“指点迷金”（除了歪曲成语或有意无意的别字，有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时事评论员的专栏名称则有“摸象窥豹”（来自“瞎子摸象”以及“管中窥豹”？评论事情的态度可以如此吗？！）以及“得鱼忘筌”（似乎有点忘恩负义的味道？！）。

       比较有意思的专栏名称并非没有，如谈论音乐为主的“咏叹调”（可惜除了经常出错，咏叹的也常是自我？！）以及“自游鱼”（这“鱼”真能“自游”或“自由”吗？！）。

       其他同样耐人寻味的专栏名称就不赘了。如今回想，以上曾经或还尚存的栏目名称的涌现，是否是本地华文沦亡的先兆之一？！

8.10.2014

      

附文：

观棋？                                          

        昨天在联合早报“想法”版上看到有记者专栏新“开张”的开场文章。新专栏名曰：“观棋语”，专栏标题为：“观棋 不能无语”。

虽然，有关记者也举例说明了何谓“观棋不语真君子，起手无回（悔？）大丈夫”。但“思前想后”之余，还是选择去做“小人”（君子或大丈夫的反义词），并且还似乎是“枉做小人”。

为何是“枉做小人”？因为记者根本没有弄清何谓“观棋不语”。所谓的“观棋不语”基本指的是“少管闲事”的意思。也就是说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下棋是别人的事，看就好，别妄加评论。这就有如日前有马来西亚朋友评论新加坡的华语困境一样（总归是别人的家事），就是一种多嘴，讨人厌的行为。

新加坡的政局也许是一盘棋，问题是记者本身难免也在棋局之内，弄不好，可能还是棋子一枚，身不由己（或心甘情愿？），又如何能轻松跳出局外，居高临下的评论棋局（时局）？就如一条摆在盘碟上的鱼，能够决定或改变蒸，炸，煮，炒的命运吗？

记者说：“政治记者的工作是得分析棋局，帮选民辨别印象与现实，让他们在投票箱前做出更理性的决定。”（政治推销员？！）

奇怪？记者的首要工作和任务不是“据实报导”（注）吗？众所周知，所谓“政治记者”只是跑政治新闻的记者，而不是政治评论家，为何在报导之余还要加上自己的“个人”意见？“选民”真的需要记者，或报纸来帮忙他们决定吗？也许是“愚民”罢？

记者最后情绪高昂的说：“政治记者质疑的对象，除了已经掌握大权的人，也包括蠢蠢欲动，准备取而代之的人。”！

那政治记者又是什么人质疑的对象？记者是否听说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注：其实，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政治新闻记者），若能做到“据实报导”就已经很了不起和问心无愧了。

16.9.2013

文化奖

       日前到新加坡华乐团和音乐总监叶聪谈事。在叶聪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他的新加坡文化奖奖状。奖状装帧在一个金边的镜框里，高挂在叶聪的大办公桌主人座位的后上方，甚为醒目，和叶聪谈话时，一抬眼便看到了这张奖状。

       叶聪的文化奖状挂在其新加坡华乐团的办公室里，和他在华乐团的工作应不无关系，也应是新加坡政府给于他对新加坡文化艺术所作出贡献的一种认同表示。

       是的，文化奖被称为是新加坡（官方认可？）文化界最高荣誉，同时也是新加坡政府给于一个艺术工作者对新加坡文化艺术所作出贡献的一种认同表示。

       新加坡文化奖是先由有关部门邀请公众提名，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筛选之后，再经过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艺术委员会分别评定，最后经有关政府部门确定人选（“没有问题”）才产生的。

       似乎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人提名你（其他三个“关卡”就甭提了），你的艺术造诣再高，贡献再大也没有可能“获奖”，就好像没有受孕的胚胎一样“无变”（福建话）。

       新加坡文化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并非年年都一样，但评选准则条文应是不变的（？）。记得其中有一条是：（大意）得奖者的各方面条件（艺术造诣，贡献等等等等……）若非超越之前的得奖者，也必须是同等级别水平。这要求咋看是挺严格严峻的，但并不排除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能性（？），譬如：（假如或“幸运”）之前的得奖者水平并不怎样。

       奖项的得与失对于一个真正的，豁达的艺术家而言或许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艺术家最终和最重要的还是要面对自己。因此，听说也有拒绝被提名的，也有应得奖而未得的（这些是否也能算是一种国家的不公和损失？尤其是这些人曾在国际艺坛上，或退而求其次曾在艺术市场上获得成功？）。

       无论如何：任何奖项，（除了可观的奖金？）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还是在于：奖因人而显得崇高可贵，而不是人因奖而显得超凡脱俗。希望新加坡文化奖能符合这一点。

       最终，就如许多勇敢的战士都死在战场上，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也都死在工作岗位上，就不知道有几个文化奖得奖者在得奖之后还能继续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和有所贡献，或甚至还在继续耕耘？！6.10.2014

从“芳林事件”看媒体

       近日来芳林公园活动“撞期”事件在媒体和网上众说纷纭，熙熙攘攘，至今还余波荡漾。

       对于有关事件的议论，在网上基本有三种立场：

（一）     倾向或支持A方- 国家公园局，警方，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

（二）     倾向或支持B方- “还我公积金”集会主办方，博客韩慧慧以及鄞义林等等的。

（三）     不偏袒或支持任何一方，较为客观和以事论事的。

       最终无论孰是孰非，甚至感情用事，但都有言者说话以及读者认知的权利和自由空间，其中或许难免智者千虑终有一失，也可能有愚者千虑终有一得，是非黑白就由读者自己衡量。只要是没有失去理智，从一个文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议论“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健康和可取的。

       回头来看看本地的媒体（尤其是中文主流媒体）上的种种有关评论- 从报章记者评论到交流版的读者反馈，绝大部分文章如果不是一面倒倾向或支持A方- 国家公园局，警方，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便是从媒体的（自我？）角度抨击数落B方的种种不是（毫无是处！），而对于A方，尤其是公园局对此事件的“处事分寸”问题几乎只字不提。

       同样是传播信息的媒介，媒体的这种表现，和网上的“言论生态”相对比分别明显。作为媒体（其实网络媒体也一样），其生命力是建立在公信力之上，公信力则是建立在一个让人们感觉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的，而人人都知道，世界不只是黑白二色，凡事也没有绝对，不能只是“报忧不报喜”，哪怕是那一丁一点的“忧”或“喜”。

       是否因为时代，科技的进步或公信力和人性的退步？事实是：如今报业（报导行业，不是报业控股）似乎已步向暮霭沉沉的黄昏。因为怀旧和习惯，每天都还看报，只是如今能在报上认识，学习到的“正面”事物仿佛越来越少了。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此因循坚持，也许唯一可取的是：从现在的报纸里可以体会和怀念从前报纸和报人的风骨。

5.10.2014

梦想？！

       今天在联合早报副刊《现在》上看到标题“绝对是好声音的桥梁”的娱乐新闻报导。大标题之下有以下文字：“本地歌唱选秀节目《绝对SuperStar》与中国同类节目《中国好声音》，分别在星期一与星期六晚上播映，观众难免从歌手，评审与舞台设计比较两节目。在中国歌唱比赛节目《我为歌狂2》担任导师的本地知名音乐人李偲菘认为，《绝对SuperStar》有存在价值，它让年轻歌手看到希望，追逐音乐梦想。男参赛者蔡宁轩则说，这比赛是他踏入演艺圈的桥梁。”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或引申至所谓的梦想，各花入各眼与人无尤也无可厚非。只是一旦大声宣扬，加上媒体（共荣圈？）的推波助澜，把它渲染成一种价值观和追求，那就难免会引起人们猜测其动机以及评估有关事情的内涵深度了。

       例如：李偲菘认为，《绝对SuperStar》有存在价值，它让年轻歌手看到希望，追逐音乐梦想………….（这使我不禁想起李慧玲有关本地华文前景的文章“爝火就在前面”！见附文）到头来到底是希望还是幻象？是在追逐音乐梦想还是在追逐名利市场（如果这个“音乐”最终不能使你名成利就又如何？你还追逐这个“音乐”吗？你还爱这个“音乐”吗？），谁又能保证和确定？最终会不会是一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商业运作结果？！最不幸的，这个“将”有可能还轮不到这些一心想成为SuperStar的年轻歌手！

       比起李偲菘，男参赛者蔡宁轩则比较坦白务实，他只说：这比赛是他踏入演艺圈的桥梁。

       在演艺圈打滚多年，李偲菘肯定非常清楚演艺圈里的种种复杂人事关系以及游戏规则。如果李偲菘真的以“导师”自居，他是否应该也关心这些入世未深年轻歌手的前途景观-无论成功失败，他们将可能会面对一个怎样的人生局面。是否在鼓励他们“追逐梦想”之余也应提醒他们要有面对“噩梦” 的心理准备（这当然有点扫兴，但“美梦”和“噩梦”的几率大小多寡总是很现实强辩的，也是许多梦境以外的人或梦醒者心里有数的），不能只“报喜不报忧”以至误人子弟吧？

       唉！除了政治以外，除了考虑生死存亡之外，我们的所谓主流媒体能不能有多一点诚意，深度，文化品位和智慧？！

1.10.2014

 

附文：

爝火就在前面？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该报执行副总编辑李慧玲小姐的文章“爝火就在前面”。（文章注明：该文是作者10月5日在报业中心举行的华文教师交流会上的发言稿）

不久以前看到这种“调子”的文章，还有点“情绪”，现在只觉得有点“不伦不类”。爝火代表希望，远近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人，以什么心情来看。更关键的是看的人是在（哪条）船上？还是（已经）在岸上？

最能体验在颠簸摇荡的黑夜孤舟上遥望远处爝火的心情的人，是当下在黑夜孤舟上的人。已经在岸上的人顶多只能说是“隔岸观火”，任何对还在黑夜孤舟上挣扎的人的“指导”或“鼓励”也只能像是“贼喊抓贼”，不只无诚意可言，一不小心还可能在伤口上“加盐”！

这也有如已在“棋局”中的棋子谈不上观棋不语一样。

要以一种高姿态或身分来“指导”众人，最实际不如自己也上船来体验体验，之后再把有关经验和心得公诸于世。现身说法虽不一定“诗情画意”，但却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不然，只是一味说：“我相信，爝火就在前面，而且，真的（！），不远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今一年过去了，再回头看，除了还是没有什么意义，更像是睁着眼睛说谎？！）

 

7.1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