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6日星期二

Both Sides Now



Both Sides Now是一首60 - 70 年代,越战时期的美国现代民歌。


记得上世纪80 年代初在澳洲念书时,家里常常寄一些中文剪报给我,间中也寄来一些卡式录音带。卡带里录的多是当时新加坡电台的一些中文广播节目,在其中一辑的{名歌民谣}里,我听到了这首旋律隽永的歌曲,至今难忘。


一直以来,这首歌曲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作者在抒发自身对爱情和人生的看法。从来也没有想过有如早报记者吴启基先生(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9.2011)所讲述的:“歌曲的内容,好像是一首缠绵的爱情歌曲(好像也不怎么“缠绵”嘛?),其实是借爱情来反战 ………….. 。”


我把有关歌词翻出来再仔细看看,还是感觉吴启基先生的说法有点牵强,如果这首歌曲和越战能扯上什么关系,也许主要还是和作者Joni Mitchell 的反战诗人,歌手的身分有关吧?在当年的许多反战聚会场合,人人喜欢这首歌,我想主要还是歌曲旋律平易近人,内容又有一定思想性并贴近一般人的(必须说是有点历练的人)爱情和人生观。这首歌至今还有人记得,喜欢,有人翻唱(还有市场!),也证明了它的(词曲)水平和内涵并不仅只局限于反越战年代(想想那年代还有许许多多的同类歌曲,现在又如何了!),另外(开个玩笑):如果从Both Sides Now可以引申出战争来,那我们是否也可以在岳飞的{满江红}里悟出诗人的爱情观?


真正有暗喻性的反战歌曲,我想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荡)以及由The Brothers Four 演唱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归何处)还是比较巧妙和合情合理的。


吴启基先生也提到了和美国现代民歌不无联系的台湾校园民歌以及(隔代相传?)新加坡的新谣。令人唏嘘的:从历史,内涵以及对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来看,除了一代不如一代,还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感觉之分!



附:



Both Sides Now


歌词以及试译:



Rows and flows of angel hair 就像天使飘动的秀发
And ice cream castles in the air空中的雪糕城堡
Feather
ed canyons everywhere和羽毛编织成的峡谷
I
’ve looked at clouds that way这是往日我对浮云的观感


And now they only block the sun可是现在它们只是遮挡阳光
They rain
and snow on everyone同时降下雨雪
So many things I would
have done有许多事不能做
But clouds got in my way
都因为乌云挡住了去路

I
’ve looked at clouds from both sides now如今我从两方面来看浮云
From up and down and still somehow
从上而下,然而总归是
It
’s cloud’s illusions I recall只记得种种浮云的幻象
I really don't know cloud at all
对浮云一点也不了解

Moons and
Dunes and ferries wheels月光下,沙丘上以及不停转动的渡轮
The dizzy dancing way you feel
令你感觉晕眩的舞动
Well every fairytale comes real都好像是每一次梦寐成真
I'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
这是往日我对爱情的观感



And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但现在它只是另一场戏
You leave them laughing when you go你在众人笑声中离去
And if you care don’t let them know如果你还留恋也别让人知道
Don
’t give yourself away别失去了自己

I
’ve looked at love from both sides now如今我从两方面来看爱情
Give and take and still somehow无论取和舍,然而总归是
It's love's illusions I recall
只记得种种爱情的幻象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at all
对爱情一点也不了解


Tears and fears and feeling proud
含着眼泪,忧虑但傲然的
To say, “I love you” right out loud高声说“我爱你!”
Dreams and schemes and circus crowds
许多梦想,计划以及像马戏班里的小丑们
I've looked at life that way
这是往日我对人生的种种观感

But now old friends are acting strange
可是如今老朋友都变得陌生了
They shake their heads and say I
’ve changed他们摇头说我已改变
Well something’s lost but something’s gained无可奈何的


In living every day生活里的每一天,事物总有得与失


I
’ve looked at life from both sides now如今我从两方面来看人生
From win and lose and still somehow
无论得和失,然而总归是
It's life
’s illusions I recall只记得种种人生的幻象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I really don't know life at all我对人生真的一点也不了解



2.9.2011





2011年9月2日星期五

粗话



粗话原本是一种社会低下层市井语言里的情绪或加强语气的表现,草根民众言谈之间偶尔爆出一两句,也并不一定 是在骂人,更多时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口头禅,对于此道中人,很多时候还是一种亲切的声音,并喜欢以此互相“问候”(虽然有时不免会祸延考妣)!


似乎是约定俗成,无论是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是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这一类语言。据说:有人“发现”:每到一个不同国度,学习新的语言,最容易“上手”的就是当地粗话。


世上的粗话大多和性有关连,吊诡的是:在传统上讲究孝道礼教的中国人(华人),在这方面却时常不尊敬别人的父母,而且通常还是熟人的父母!相对来说,虽然在二战时烧伤奸杀,无所不为,日本人在这方面却还比较“文雅”,他们最常用来骂人的“八格野鹿”也只不过是浑蛋的意思而已。最重的字眼 - “畜牲”一般只用于自责。


虽然现在普遍认为男女平等,但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间,毫无忌惮的讲粗话还是特别令人侧目的,所展现的是一种令人却步的“女人味”,若和男人对骂往往就更吃亏了。


讲粗话一般除了所谓的习惯(成自然!)以外,通常就是为了要呈一时之快。在今日的社会,冲口而出的一句粗话,后患可大可小。一般虽或不致名誉扫地,但肯定不会为个人形象加分。可是为何还是有人“乐此不疲”?是生活压力,习惯,环境或修养层次使然?


不喜欢(讲)粗话,因为它有精神上的杀伤力 - 它除了有双刃剑的性质(损人不利己),也有散弹枪的特点,容易“滥伤无辜”(上至父母,下至姐妹)。有人说粗话也是一种语言文化,也许见仁见智,但肯定不是一种能令人骄傲的好文化(也肯定不是早报要推动推广的那种),因为这里头有“暴力”成分。市井小民词汇有限,但图方便,一点也不讲究语言的粗细,在“相宜”的环境氛围里沟通无碍,皆大欢喜或无可厚非。但受过一定教育,衣冠楚楚的人若不顾身份环境,为了一时之气或为了哗众取宠而“出口成脏”,除了令父母师长蒙羞,也只能反映家教不严和教育失败了。


讲粗话的人也不一定就是坏人,只是没头没脑的口不择言,只会惹人讨厌。最终,讲粗话对一些人而言,也许是一种难以克制的“习惯”(有如药物上瘾)。从某个角度来看,抽烟以至吸毒也都是难以克制的“习惯”,并且无论有意无意,都多少有“损人利己”和“污染环境”的性质,作为一个有理性,有教养,有是非观念的人,你能认同这种行为吗?



31.8.2011





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面具



        有朋友看了{扮演}一文,来电提起了有关“面具”的问题。他说:在社会上(或江湖上)周旋或工作,总难免要戴上种种不同的面具,然而日子久了,到了不再需要面具的时候,要把面具除下来,还得花点精神和功夫!


        朋友还提及已故法国伟大默剧演员 Marcel Marceau 曾经演过的一幕名为{面具}的独角戏:“一开始,剧里的主人翁穿梭于各种喜怒哀乐(嘴脸)表情面具之间,如鱼得水,好不开心。直到有一天突然厌倦了,这时,虽然心里无限悲哀,却无论如何戮力挣扎,也无法除下脸上笑嘻嘻的面具!”想想我们身处的世界,很多时候,很多人事,不也如此?!


       其实,人不止“在外”时会“入乡随俗”的戴上面具,在面对亲人时有时也不都是“素面”以对,说是无奈,其中也不无人性,只是大概很少有人会坦白到自认是在“扮演”什么的(这样做反而越描越黑)。


       来到和“游戏规则”有关的有些事,与其谦谦其辞的说“扮演”(虽然“扮演”也是“有关游戏”的一部分),若真可行,还不如直接“假戏真做”更为干脆实际。如此对外也显得更有诚意和决心。积极的去看,“这种事”做多了,也许可能会产生和(前述)戴面具“欲罢不能”的效应和习惯。不同的是,这回的精神内涵,效果却是正面的。虽然不免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但以新加坡一向推崇务实的角度来看,总是“无伤大雅”。


        当然,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说是开玩笑也可以),也有如缘木求鱼,但能“苦中作乐”以及有梦想,总好过彻底绝望。


31.8.2011


2011年8月23日星期二

扮演



记得在联合早报总编辑“换班”的新闻(联合早报1.8.2011)报道里记者如是说:“接过早报领导棒子的是从事新闻工作24年的早报原执行副总编辑吴新迪(48岁),他同样认为早报必须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才不会辜负华社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联合早报把“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的重任一厢情愿的揽到自己身上可能是一种自我期许,但将来是否能做到,目前也只能拭目以待了。只是联合早报应该明白一点,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时间会记得和证明是非黑白。真正的成就也不靠自我吹嘘或“亲友”吹捧。有些事如果说了又做不到,除了让人感觉浮夸,自己也不踏实。


个人对“扮演”这个字眼总有点保留和怀疑,因为几乎凡是“演”的都是假的。无论是“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或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基本上也只是“扮演”而已,因此我想:若要真正做到“不会辜负华社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应该不止于“演”。退而求其次,就算“扮演”也要有多点诚意,每逢报道上有偏差,错字都应该大方坦白承认,并向读者致歉,那还算有点责任感(使命就暂时不谈了)。


前面提到“扮演好”文化 ......... 或扮演“好文化”…….. 看来似乎有点不同,其实都无所谓,(按理)我们所追求的应该都是“好文化”吧?报纸(尤其是大报)作为许多人的精神粮食(或“饲料”)更理应如此。无奈现实是:如今报纸也许会扮演“好文化”的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但(为了生存!)往往也是“次文化”的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当报纸这样做的时候(例如大篇幅追踪报道歌影艺人乱七八糟,狗皮倒灶的事情时),有没有想到“不会辜负华社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这句话?


这时,“扮演”好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又会不会是“扮演”次文化守卫者,传播者和推动者角色的一种“赎罪”行为?


同一天的报纸,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称赞卸任总编辑林任君先生时说道:报纸不光是新闻报道,报道要有深度,不只是告诉人家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事情背后的意义。那就要有学术背景,知识体系的支撑………….. 这些联合早报每次都做到了吗?


有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许多早报的“亲友”在林任君先生的“荣休午宴”上公开赞扬联合早报之余,私底下有没有另进“诤言”不得而知。如果没有,那他们便仅只是在锦上添花,“扮演”爱早报而已。


又有所谓“谦受益,满招损”,大事小事,上上下下,早报常常有“利用地盘”有意无意,自我标榜的现象(注),除了不符合华人传统美德里崇尚谦虚的观念,也无助于提升自我形象,忝为读者,亦常不以为然也。



注:例如,也是同一天的联合早报(1.8.2011):他(林任君先生)获颁台湾“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相关新闻说,林任君领导[联合早报]以公正超然的态度,为新加坡的华文社会提供最快速,精确,客观的资讯服务,贡献厥伟(!)。





23.8.2011


2011年8月19日星期五

资历和能力



今天(17.8.2011)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有关李显龙总理对民选总统的看法。李总理说:“我想一位理想的总统应该具备这些优点:他必须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必须具有卓越的成就,必须能有效执行总统的各项职务,因此他应该具备相关的经验,能力和判断力。这么一来,他也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并同时树立威信。”


李总理的话显然是合情合理的,我想:这段话用在对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期许上固然合适,用在一些官方大小部门主管身上其实也很合适。


新加坡是一个讲究效率和务实的国家,新加坡的成功也与此有密切关系。只是在效率和务实之上还有管理问题,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有关人等的相关的经验,能力和判断力(最终也直接影响办事效率)。不明白新加坡的一个现象 - (人才有限?)无论成绩政绩如何,学校时常换校长,政府部门上至部长,下至主管都时常调换,既像走马灯,又像“大风吹”,首先想到的:一个人在有限的任期内能有什么长期计划和真正能大展拳脚?


虽然或许能者多劳,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总是有限,个人专长,经验也往往局限在某个范围以内(就如语言)。来到管理一个专门部门。能力和判断力往往必须建立在相关的相关的学识,修养和经验上。才能赢得下属以及社会的尊重,并同时(为政府和为自身)树立威信。不“仅仅”只是行政能力,德高望重,或在某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而已。如果相关能力有限,连带缺乏远见,却因为“身份尊贵”而自我膨胀,把权力和知识混淆了,很容易就成了外行管内行,久而久之也会在有关部门内形成某种“心理问题”。


另外:就有如一个非生意人,很难理解一个生意人有如与生俱来,“斤斤计较”以及“唯利是图”的直觉和心理习性。我这样说并没有贬意,实际上这和他们的成功有非常大的关系。这就有如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对艺术敏锐感觉的必要和当然(必须说,成功的生意人和艺术家都是出色的人才),这些无疑都是做事成事的优点,只是在文化和价值取向方面却未必相同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因为“兴趣”不同,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几乎永远不会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而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也绝少会是一个大艺术家。一个搞教育和一个搞经济的人的心态,价值观的分野,往往也如此,不只是换了一个角色或一份行政工作而已。我们不妨设想试想生意人去搞艺术(或教育)或艺术家去做生意的局面,简直就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不是不愿为也,而是不可为也。


俗语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来到决策问题,必要的相关经验,能力和判断力就更关键了,因为一个公司机构的决策,也许会影响几十个人到几千个人的生计,一个国家的种种决策,却可能影响几代人的生活以及对社会,国家的价值观,认同和归宿感。





17.8.2011



饲料



       好几年前,香港专栏作家陶杰在专栏里谈及流行歌曲时,曾掷下如此重话:“当前香港的许多流行曲,将来都不会升值……….. 正如石梨贝水塘的野猴,让他们再繁殖一百万年。它们的后裔,也不会直立而变成人。”


       最近在报上看到英国红歌星Amy Winehouse 在家“暴毙”的新闻。她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注):我不是有意无礼,只是当今我听到流行榜上的音乐,(这些作者)都没有灵魂 ………… 。


       前几天(11.8.2011 联合早报)又在报上看到台湾资深音乐人李宗盛“大胆比喻”:听众是猪,你喂他(它?)什么饲料,他(便)长什么样子,持续喂他他便宜的东西,他就变得很便宜。


       李宗盛先生接着又用“喂鸡”来形容现在的(流行?)音乐市场:“原本一堆鸡(听众)要喂鸡饲料才会长大,突然有间唱片公司喂碎报纸(希望不是联合早报),发现有些鸡长得不错,于是其他唱片公司也一窝蜂的模仿,所有的鸡(听众)就开始吃碎报纸,以后你喂鸡饲料,它反而不会走了。”


       无论你同意与否,李宗盛先生对音乐市场以及“听众”的“比喻”都是十分生动有趣的。看来,猪和鸡是世上最悲惨可怜的动物,它们的存在意义除了最终“葬身人腹”,它们的名字还可以用来骂人,贬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物尽其用。


       李宗盛先生,Amy Winehouse小姐以及陶杰先生三人概括了流行音乐圈的中、外以及内、外。只是无论如何,“猪”和“鸡”(不管是人或动物)都是无辜的,在献出生命或金钱甚至感情和热情之后,换来的竟是如此不堪的“回报”,虽然Amy Winehouse小姐没有直接提到听众,但字里行间也间接暗示了。


       陶杰先生作为一个听众或出了钱的“爷”(应不属于“猪”和“鸡”之列)气愤之余,有权提出批评。至于份属圈内人的李宗盛先生以及 Amy Winehouse 小姐的表态言论,除了不免令人感觉有点情绪和怨气以外,只能说见仁见智吧。


最可怜的还是“那堆”作为流行音乐“衣食父母”的“猪”和“鸡”!仔细想想,那种“无知”,不只可怜,还很可恨!只是作为“帮凶”的报章媒体,是否也应负点责任?毕竟,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一种“饲料”。


回到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对有关流行歌曲的“观点”,看来上世纪四,五,六十年代时代曲(流行歌曲)的听众还是相对比较幸运,那时虽然有人批评时代曲为靡靡之音,但还不致“祸延”听众,或让人联想起(据说没有灵魂的)动物。依此类推,若长此下去,陶杰先生接下来的“观点”(若有),会不会从流行歌曲本身转移延伸到有关听众身上?毕竟是个因果问题!



注:Amy Winehouse 的原话:(联合早报31.7.2011)I hear the music in the charts and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those people have no soul.



15.8.2011





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

这篇文字本应在“也谈死记硬背”之后发布的,但因为最近“稿挤”,因而延后。



少教多学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教育口号 - “少教多学”。


咋看之下“少教多学”有点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感觉,但想深一层却也不无道理。


个人对“少教多学”的理解是:人生苦短,人(能)力有限,一个人若能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在某一个(只要有一个也很不错了)领域有所成就,无论大小都是值得亲友赞赏,个人欣慰的一件事。不能否认,我们应该有开放和求知的精神,但来到“正规”,“正式”学习,很少人能是真正“博学多才”的。因此:在有限的时间里,与其最终两头不到岸,明确的选择和方向是很重要的。如果能集中精力,把几项主要和必须的科目学得仔细透彻,比涉猎繁多却又无法真正吸收消化要好得多,也更实际(或务实!)。


如今学校里的许多科目教学都非我专长,不便置评。只是来到音乐这一环,根据个人所知,目前中学两年的音乐选修课(O Level Music)以及中学四年的音乐选修课(Music Elective Programme for O level)和高中(初院)两年的音乐选修课(Music Elective Programme for JC and Pre U)基本要兼顾三个主要范围:。(一)西洋古典音乐 - 从巴洛克时期(Baroque period )直至现代音乐(Contemporary Music)。(二)民俗音乐,(Ethnic Music)主要是东南亚一带的民间音乐(三)器乐演奏,(Practical)其中包括中西乐器,独奏,重奏以及主修和副修乐器。


除了器乐演奏一项比较贴近舞台,其他两项都涉及了乐理,历史,论文写作(包括访问作曲家)以至作曲技巧。加上演出活动和规定观看演出,整个学习范围已有点接近专科音乐学院的课程了。但这些全部加起来也只不过是一个科目而已!作为相当于学校一个科目的学分比重,学生所需付出的精力精神和其他学校科目似乎不成比例。而这么繁重的课业,中学的音乐选修课每个星期基本只上课一次(三小时),高中和初院的音乐选修课上课时间长些,上课时间也分散了- 不集中在一天之内,但全部加起来也只有大约5小时,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在如此安排下,学生真能有效的吸收所有有关知识吗?又真能学得好吗?这是否和所谓的“少教多学”背道而驰呢?更不要说学生还要应付其他学科!看来新加坡教育里最特出的不是教育系统和水平先进,而是学生们非凡的学习能力。当然,也非人人能如此,幸好,不行的或(之前)无心向学的还可以去设施一流,美轮美奂的ITE。


回到音乐,具体上我也不清楚当前紧凑密集的学校音乐选修课程对学生能有多大的助益,只是通过所接触过的一些有关学生,发现他/她们其中绝大部分对西洋古典作曲家以及他们的经典作品都生疏得很(也许比许多业余古典音乐爱好者还差得多!),我认为这是很不健康,也不乐观的一件事。就犹如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不熟悉莎士比亚,海明威,小仲马,海涅或曹雪芹,鲁迅,巴金,余光中一般。


学习艺术,贴近艺术,在老师的引导之后,最能开启一个人的心灵心窍,最直接和最关键的便是尽量多向向经典学习。我国已故戏剧家郭宝崑先生便曾说过:如果我们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怎能看得远?吊诡的是:我国许多文化教育现象都是舍巨人而取矮人的!(据说是为了“务实”和“市场需要”)长此以往,我们的文化最终或许也只能如歇后语:武大郎飞腿 - 出手不高。


虽然近来频频鼓吹“少教多学”,但一路来的种种接触和经验,我感觉比较真实的却是倒转过来的“教多学少”,并且还有点好高骛远和自以为是(官僚?!)。



20.7.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