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行之四

       在桂林停留了三天，有关方面每晚都安排观赏和当地民俗有关的文娱演出。第一晚的桂林少数民族舞蹈，一方面由于舟车劳顿，一方面我和淑华料想这类一般为旅游团而设的“流水席”作业似的演出大约和去年在台湾所看过的所谓山地民族舞蹈情况相去不远，也就谢辞了，导游看来有点失望，后来从其他看了演出的团友口中了解，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第二晚安排观赏的舞台演出名为《梦幻桂林》。据导游形容，是结合了杂技，芭蕾舞以及灯光音响效果的，颇具艺术性的演出。当晚前来欣赏的观众可以预料的，也是以各方旅客为主，演出虽有一定专业水平，但内容内涵俱平淡一般，至今已印象模糊。

       第三晚却是重头戏 - 重点宣传，以张艺谋光环压阵，并导演的《印象，刘三姐》！并以一贯张艺谋式的大手笔气派作风，就地取材，以漓江山水为天然背景。参与演出者达六百人。音响，灯光，道具器材等等巨大资源投入更不在话下。慕名已久（有朋友说很值得一看），来到了桂林，怎能错过？也算幸运，我们正赶上这一季的最后一场。

       有几千个座位的观众席就设在漓江江畔，晚上7点半开演。冒着严寒，坐了一个半钟头，看了演出却有点失望。对个人而言，整个演出看来就象是一场大型灯光和团体造型“秀”。音乐方面，“古”今中外的因素都有，却令人不禁不伦不类的想起新加坡的“罗惹”（Rojak）（注）！对于不熟悉《刘三姐》电影，歌曲的人来说，也许只是另一场“秀”，但对于熟悉《刘三姐》电影，歌曲的人来说，除了歪曲了原有的印象，也令人唏嘘。在“芸芸”配乐之中，还是原本的《刘三姐》电影开场音乐和歌声最朴素感人，不必特别借助什么科技也能令人马上进入了山清水秀的意境。最终，与其说这是《印象，刘三姐》，不如说是《印象，张艺谋》更为贴切。反正：虽然此制作在张艺谋名下还有其他导演，但如今印象之中所剩下的也只是张艺谋。不禁寻思：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桂林，究竟是应该凭吊刘三姐，还是感受张艺谋？

       老实说，这回桂林之行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阳朔，漓江以及桂林米粉以外，剩下的也不多了。

注：一种新加坡风味小食，大杂烩似的水果沙律。

31.12.2011

桂林行之三

       12月16日一早离开贺州。

       唐朝诗人李白曰：朝辞白帝彩云中，我们一行却在一片阴沉的天色中奔向桂林。这两天在车上的时间挺长的，途中经过了无数高速公路，横越山谷的汽车天桥以及贯穿山脉的大小隧道，这些道路设施看来都还很新，从质和量来说，都比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和去年到过的台湾强，中国毕竟是个泱泱大国，在不动声色之中，已经让人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气魄。

       桂林的山与别处很不同，它连绵不绝，由疏渐密，开始时只看到一座，两座，渐渐便目不暇给，行行复行行，突然之间我们已在翠绿的群山环抱之中了。桂林的山一般都不算高，远看柔美淡然，近看却菱角峥嵘，就如同我们在中国山水画里所看到的一样。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但导游说：桂林的山的灵秀和灵气离不开水，桂林山水是合二为一的。然而我们还没真正能领略桂林山水之妙，却先后看了大小两个天然岩洞。到达桂林市的途中先参观了面积较小的“紫云洞”，到了桂林市的第二天（12月17日）才去看“银子岩”。岩洞虽有大小之分，但景致趣味大致相同，洞内通道起伏曲折，宽窄不一，气温却比洞外暖和。数以千计的万年钟乳岩石，在艳丽多彩的灯光照射下，超过一个钟头的游程，各种奇景，已令人遐思连连，有关景点导游对景观的牵强附会，反而显得有点多余。

30.12.2011

桂林行之二

       12月15日午餐之后离开了广州，前往贺州，又花了半天在路上。至今还是不明白为何“桂林团”要经过和桂林无甚瓜葛的贺州？也许贺州是从广州到桂林必经之路吧？

       说贺州乏善可陈或许有欠公允，毕竟只在这个小城镇停留了一晚。由于到达时已是黄昏，气温挺低，只在一个户外小广场上转了一转，买了点当地的零食特产，同时也乘机瞻仰了一下矗立在广场上，导游特别提及的贺州麒麟铜像。这贺州麒麟倒是与一般所见过的麒麟图形塑像很不相同 - 一般的麒麟外形已是四不像（根据形容其首似龙，形如马，状比鹿，尾如牛尾………. ..。）但贺州麒麟却连（一般的）麒麟也不像，形状很难形容，或许也算是特色吧 - 不像麒麟的麒麟！

       倒是旅店还真不错，灯火辉煌的大堂装璜富丽堂皇，令人眼前一亮，配得上维也纳大饭店这个名字。进得客房，房间不止宽敞，和日本东京一般的五星级旅店相比，简直称得上巨大，一应设备也堪称一流，是历来所住过最好的旅店之一，可惜只能待一晚！

       由于天气寒凉，加上舟车劳顿，感觉床褥更加柔软，本想狠狠的睡个好觉，奈何事与愿违，乐极生悲，到了凌晨6点钟却被突而其来的一轮爆竹声（！）惊醒，睡眼惺忪，莫名其妙。

       早餐时问导游是怎么一回事？导游说：在此地烧爆竹通常有两种原因，一是死人，一是结婚。这才恍然大悟，也算经一事长一智。只是不明白：死人也许不能自由选择时辰，但如果是结婚，就不必如此一大早便公告天下，扰人清梦罢！？

29.12.2011

桂林行之一

       再次“提笔”似乎已有一个月了。“疏懒”的原因是：前些时候工作突然多了，又生了几场略需止息休养的病，之间居然还去了一趟桂林（回来再继续生病！）。

       请朋友们别见笑，为图方便省事，这回去桂林还是参加旅行团。但这是个比较特别的“中国团”，首先团队人少 - 全团只有三对夫妇以及一家六口总共十二人，并且全程由中国导游以英语“导游”。

       整个行程说是八天，其实真正算来，头头尾尾也只有六天在桂林。由于未能直飞桂林，必须先飞广州。我们的班机于12月14日晚上八时许起飞，到了广州白云机场，已是15日凌晨时分。终于抵达旅馆，已是凌晨二时许。

       早晨六时许起床，吃早餐，八点半准时出发。先在广州兜个圈子，参观了著名的越秀公园，公园面积不算大，但地势起伏不平，上上下下也花了点时间和力气。园内“乐龄”人士甚多，三两成群，都在晨运或跳交际舞。瞻仰了羊城地标 - 大型五羊雕塑之后，离开公园，导游带旅行团到中山路去作一点shopping。我和淑华对此兴趣不大，无巧不成书，导游让我们下车的地方，竟赫然是新建的《南越王宫博物馆》（更让人开心和意外的，也许还没完全建好，它还让人免费参观），于是，别人购物去了，我们便逛博物馆。

       顾名思义，《南越王宫博物馆》便建立在两千多年前原南越王宫的遗址上（在如今的闹市里！）。两栋相连的主要建筑共有四层，还差几个月才全面落成，但已完成的部分，展出收藏之丰富，在“允许的”一个半小时内以我们走马看花的速度，还看不到一半。

       《南越王宫博物馆》分成许多大小专题展厅，配以一流的灯光，陈列和文字资料，每个展厅除了有专人引导之外，更有最先进的视像屏幕，以生动的传真动画形式向参观者讲述种种有关展品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功能。为了让朋友们更直接的了解《南越王宫博物馆》，以下便把《南越王宫博物馆》介绍册子里的简介（原文照抄）转致给各位朋友，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参观一下这个世界级的博物馆。

中国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简介

       南越王宫博物馆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越国宫署遗址而建的遗址博物馆。南越国宫署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中心，是广州作为岭

       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的历史见证。

       自1995年至今，南越国宫署遗址先后发现有秦汉时期南越国的宫殿和宫墙，以及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宫苑实例 - 南越国宫苑遗址；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的宫殿和池苑遗迹，证实一千年前的南汉国宫城正在此处；自秦汉至民国12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如同一部无字的编年史书，见证了广州城建2200多年发展的历程；还有500多口材质构造多式多样的历代水井，可谓是一座天然的水井文化博物馆。

       南越国宫署遗址保护面积约5.3万平方米，先后于1995年和1997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入选国家“十一五期间重点保护的大遗址”，为广东省唯一一处入选的项目；2006年，由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组成的“南越国遗迹”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8.12.2011

现实，务实

       这几天在读一本70 年代初台湾翻译/出版的外国“古书”- 19世纪俄国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sky）的书简集。这本集子收录的主要都是柴可夫斯基和他的赞助者兼红颜知己梅克夫人（Madame Nadezhda von Meck）的来往书信，读来趣味怏然之余，居然跨越时空和本地的一些价值观现状“有所共鸣”！击节之余，愿与各位朋友分享。

       谈到“现实主义者”这个课题时，柴可夫斯基对梅克夫人如是说：“我想，你把自己称为现实主义者，这是不对的。如果现实主义者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指一个憎恨生命与艺术上一切虚伪和作假的人时，那你倒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你得知道，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永远不会找音乐来慰安与静穆的。如你所知：我宁可把你叫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唯一的意思是不肯伤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没有结果和平凡的梦想中去 - 这些梦想都是许多妇女所共有的。你讨厌空洞，不诚实的话语以及懒洋洋的伤感，但这不等于说你就是个现实主义者。（真正的）现实主义包含了一种心境的狭隘，包含着一种廉价和十分容易满足的低等欲望。现实主义者对于知识以及对于寻求人生之谜的答案并不饥渴，他们甚至否定了寻求真理的必要性，他们对那些在宗教，哲学或者艺术里寻求安静的人们抱有怀疑的观念。现实主义者对艺术是不会发生兴趣的，尤其是音乐………………。”（以上摘录自梅克 .包温合编，吴心柳校订，台湾乐友书房出版的《柴可夫斯基书简集》）

       读到这里，不禁掩卷寻思，不知“现实”与“务实”是否有所不同，差异又在哪里？在“务实”挂帅的的本地，无论朝野，搞艺术是否最终只是一种美丽（但后果可能严峻）的误会？！

16.11.2011

有些事仿佛历久弥新？可惜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

困惑拉杂谈

       常为新加坡人的文化价值观感到困惑。

       来到教育：教育的根本是什么？最终只求谋生之能事而不惜疏离或扬弃了传统的人伦之道以及文化内涵？

       别的不说，就看看我们的学校对分数、排名的追求，看看补习学校的“教学成就”和“贡献”，你可以想象没有补习学校和补习老师的新加坡？！看看我们的学生、家长对老师的态度，看看近来我们一些年轻老师甚至校长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不能说和我们的学校教育完全无关罢？

       就算是母语教育，也必须以“运动”来推广，以“功利”来诱导，以流于浅薄的流行文化来“站台”求存，这是否有点舍本逐末？如果上述现象以及“恶性循环”无法改变和改善，最近教育部企图“亡羊补牢”的“道德教育”恐怕最终也只能流于形式而已。

       其实所谓的“教育”并不止于学校。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导向都无时无刻不在教育人民，塑造心灵。这里头也不无“因”、“果”问题？而因果并不限于佛界，有趣的是：有时“果”还在“因”之前。例如：为何我们的大收藏家宁可把价值不菲的艺术收藏品捐给其他国家（果）？为何外国大艺术家（吴冠中）不理其本国内的反对舆论毅然捐赠了价值不菲的大批画作给我们，而我们给与（礼貌上的？）的“回报”与其本国同类情况相比却是如此寒酸和远远不成比例（因）？！

       在华人传统文化里，有所谓“滴水之恩，涌泉以报”，但在此事上，有关决策人似乎并没有这种感觉或观念！如此处事（或处世）态度，从“务实”或人情常理的角度来看，将来我们还能期望其他的大艺术家会如此慷慨热情吗？

       来到音乐：记得当年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成立典礼上，贵为主宾的国家领导人对这一“行业”当头泼冷水式的负面致辞言论。也记得一位前交响乐团主席的就任访谈：该前主席谈及自己早年放弃学习钢琴的经过，并洋洋自得的表示对自己的决定和选择毫不以为憾（！）。也许说得也是，如果他当年没有“挥慧剑”（斩“琴思”），或许现在也没有机会讲这番话？！只是，这里头有没有丝毫对一群专业音乐家的尊重？！

       另外：新加坡交响乐团和新加坡华乐团的一些筹款演出，有时会由一些政治领导人或赞助人上台指挥（注1）。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加强“筹款效率”和“气氛”，只是不知道音乐家们心里会怎么想？无可奈何？不以为忤？或早已已麻木，只当成是逢场作戏或工作所“须”？！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行内的局外人，不免为之感到委屈甚至有点“兔死狐悲”！

       必须说，对待赞助的态度，相比之下，还是洋人古人表现得比较有风度以及风骨。在已故伟大小提琴家梅纽英（Yehudi Menuhin）的一个访谈录里，曾有记载：有一回著名流行乐团“滚石”捐了一大笔钱给梅纽英音乐学校 ......... 后来“滚石”请梅纽英去看他们的演出。梅纽英也去了，但只待了几分钟便离开了。当“滚石”诧异的问起原因时，梅纽英只淡淡的说：你们的音乐太吵了，我受不了。

       一般人也许会觉得梅纽英的态度傲慢甚至忘恩负义！但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梅纽英只在意服务他最虔诚的信仰之一的古典音乐，其他都不重要。之后也没有听说“滚石”有什么抱怨，这也是一种胸襟罢。

       反观有一次和某位本地官方艺术委员会委员谈起有关本地艺术团体赞助问题时，他冲口而出的竟是：这些艺术团体整天都只懂得“要钱”！我当时很惊奇：艺术团体需要钱不是和学校（或补习学校）必须教导学生一样合情合理吗？你们最主要的责任不是要帮忙他们解决钱的问题吗？除此之外，难道这些艺术团体需要你这个行外人的艺术看法和意见，你真的认为你很懂得艺术？

       关于艺术赞助，让我们看看19世纪俄国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sky）的赞助人梅克夫人（Madame Nadezhda von Meck）（注2）怎么说：“如果要一个天才得以发挥发展，同时要得到灵感，就必须让他免于物资的缺乏。没有物资的支援，他便会衰萎、孱弱、无助、颓唐…………….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柴可夫斯基，如果他当时没有得到梅克夫人多次物质与精神上及时的鼎力支持，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柴可夫斯基”肯定会大为失色。

       所以：一个艺术赞助机构以及其执行者，必须有一定的相关知识、修养和眼光，也必须大公无私，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或选择。如果缺乏这些，除了没有责任感，也对不起国家社会。

       幸亏梅纽英不需要在新加坡“谋生”！另外来说：在目前的文化价值土壤上，在可见到的将来新加坡也不可能会有“梅纽英”这种人物？最终：国家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在推广教育以及艺术方面，到底目标又是什么？

注1：是真正为了公益还是只为了满足私人表现欲？总有点令人怀疑，也似乎没有真正尊重专业。

注2：梅克夫人也许是西方音乐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独立赞助人。

15.11.2011/7.4.2024

报纸

报纸的基本和主要的功能是为社会传达最新的讯息。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收音机和电视机以外，它向来都是最主要时事消息来源之一，对国家，社会都影响深远，因此：作为一份有自尊以及有责任感的报纸，必须非常讲究报道的客观性以及准确性。

报纸的内容除了据实报道的“硬”性新闻（有如“硬道理”）以外，也有“软”性的文艺创作和专栏文章等等，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关乎报纸生计的各类广告，贺辞，仆闻。报纸也许也许没有教育读者的责任，但所谓潜移默化或熏陶的作用还是有的。因此：无论在新闻报道，小说文章里或甚至广告里（注），小至最基本以及正确的遣词用字，大至“有意无意”的价值导向，都能影响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

现在读报，常常感觉（如一个朋友所说的）：很多时候，新闻报导的取向往往不在于人，事的内涵，价值。更注重所谓的“新闻价值”或“趣味”。而这个“趣味”是记者（或编辑）对读者（市场）“趣味”倾向的猜测和判断，旨在投其所好。如果有关“趣味”不高，久而久之便成为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如果只是由一方面刻意造成的两厢情愿那也罢了，最怕到头来却是报纸对读者品味的误会，那就不止是啼笑皆非了！

时代改变了，报纸的有些精神也随之改变。除了专业，准确等基本原则以外，从前（许多年前）有一定信誉的报纸也都很重视本身对社会问题以至国家政策的看法和立场。或许它们认为这除了这关系一份报纸的灵魂和尊严以外，也是对国家社会的一种责任。于是：它们努力追求新闻自由，报道自由并勇于表态。这些事或想法在某些人眼中或许是天真的，在某种时空下情境之下也或许见仁见智。无论最终是愚是贤，惟有时间能证明，但其中肯定有人性优美的一面。

注：多年前，就曾连续多次在一份华文报上的同一则地产广告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 “地杰人灵”！这明显是“地灵人杰”之误。但似乎一直都没有更正。当时想：报纸受人钱财，理应为人“消灾”罢，除非他们真的一直都看不到，或中文水平就和登广告的商家同等？

14.11.2011

艺术已死？！音乐已死？！

“不会华乐器，会作华乐曲”（！）这句话还在耳边回响。

当今世界，所谓的现代音乐和现代艺术可能是最容易蒙骗一般外行的“行为艺术”之一。一个外行似懂非懂的主观趣味，加之艺术家七彩缤纷，天马行空般的创作概念，推销者的生花妙舌，拍卖行的成绩保证，都是推动市场的主要动力，只是市场价钱和艺术价值往往是不对称甚或背道而驰的。

诚然，凡事一旦商业挂帅，金钱往往就是最大的权威，价钱也最为雄辩。现实中，许多当代的大艺术家也都非常在意自己作品的市价。 而如今世人对艺术品的欣赏能力，购买态度加上日新月异科技的推波助澜。不知不觉的也改变了许多艺术创的作基本精神和要求。

也许是对理想绝望（或“开悟”）而衍生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暴自弃”。再加上：反正许多人（包括各级官僚）都不懂，也不管！现在许多艺术家，画家可以不懂得素描，作曲家可以不熟悉甚至不懂得传统和声，对位以及乐器法，不熟悉经典作品都“无伤大雅”。只要能惊世骇俗，标新立异，排众而出，吸引群众，“活在当下”。至于能否真正有效和有内涵的和观众，听众沟通并不是首要考虑。

然而，最终无论音乐或绘画，（最初）都是直接从耳目到心灵的艺术沟通手段和形式。这种沟通如果超越了某个极限，需要以详细的言语，专门的理论来加强或甚至左右观众和听众的理解和喜爱，就有如语文翻译一般的“不可尽信”。因此：一首音乐或一幅画，如果离开了某种理论基础或某种特定环境，场合就没法令人理解和感动，或许只能归类成理性或刻意的音响结构和色彩形象的堆砌，除了有沟通上的局限，更和心灵有距离。很多时候，又好像是被切断了电源的收音机和电脑或缺乏血液的病人一般苍白无助。就算有权势的“加持”，也不如一个普通但健康的人一般自在快乐。

就和当代艺术（绘画，雕塑，装置，行为艺术等等）相似，也许如今“音乐”的定义，意义，性质，形貌等等都和20世纪初叶或之前的音乐（原来被称为音乐的音乐）已大不相同，莫非“音乐”已遭劫持？！莫非音乐早已死亡？！

11.11.2011

不学有术！？

日前看了Norman Lebrecht的Life and Death of Classical Music（古典音乐的生和死）一书。正叹息，今天又在联合早报（9.11.2011 POP CORN爆米花）上看到了一篇题为《不会华乐器，会写华乐曲》（注 1）的文章。

除非我们面对或涉及的对象不在专业范围以内，不然，根据这个标题，以此类推，信手拈来，我们或许也可以以下列标题，大做文章：

《不熟悉食材的厨师》

《不熟悉数，理的土木工程师》

《不熟悉本草的中医师》

《不熟悉生，化的西医》

《不熟悉宇航仪器的太空科学家》

《不熟悉换档的司机》等等等等…………！

试问：若有类似比赛情况，以上人士可能会被接受参加有关专业比赛吗？

按常理，一个人若有所不足，一般都会尽量扬长避短，尤其来到专业（竞争）场面，若非存心开玩笑，绝不会自曝其短（除非年少无知或“不善辞令”，以致“误入歧途”被“奸人”所害）。再说，面对一个专业个体或团体时，这也算是一种起码的尊重和礼貌罢。不是要鼓励你隐瞒事实或撒谎，但不妨想想：如果你明知自己“基本功”不好，经验也不足，却故意约了一个专业球员出来打球，碍于某种“形势”，又或许你付得起费用，专业球员可能会陪你玩玩。但他心里会怎么想，又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他会尊重你（的球艺）吗？

以“缺陷”，“弱势”作为新闻卖点，“制造新闻”来哗众取宠或耸人听闻，向来都是许多记者爱用的手段和伎俩。看多了，原可不以为意。但综观时下许多艺术现状，却和文章所述不无雷同之处，其基本精神让人感觉仿佛就像在鼓吹“侥幸”以及“不劳而获”。只是：一个（或许）有想法但对乐器不熟悉的作曲者就如同一个（自言）满肚子灵感，乐感但基本功差劲的钢琴演奏者一样，总令人感觉有点瘸腿。只能令人同情，不能令人赞赏。

年轻人凭着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勇往直前，原值得赞赏。但“学艺不精”或“心存侥幸”甚至有点“好高骛远”（注2）还是有问题的。联合早报却以此为新闻卖点而不吝大加宣扬，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心态和价值观？！

注 1：文章题目似乎有意夸大以及有点误导。根据报道，该年轻人也不是完全不会或不懂得华乐器，只是不会演奏而已（许多专业作曲家不也如此），但“大致对每样乐器的音域，音色等，都有所了解”。虽然严格来说，如果以专业乐团为写作对象，对乐器的“大致”了解肯定还是不够的。

注 2：有关报道文章没有提及该年轻人在创作比赛曲之前的有关（华乐写作）学习背景和作曲经验以及有否尝试过编写华乐曲？如果只是为了参赛而第一次尝试创作华乐曲，而且是内容抽象深奥的大型现代音乐 ，则不免令人有所怀疑。就有如一个没有多少飞行经验的人，突然驾驶起民航大客机一样！顺便一提：今天，来到音乐写作，最考基本功，技巧实力的其实更多是编曲。一般编曲水平的优劣高下也比较容易分辨。如果非比赛不可，为何不来个编曲比赛，直接采用民间音乐曲调，如此除了能“提炼”原有的素材，比高姿态的所谓“创作”更能有效的形成“雅俗共赏”。而所谓的“南洋元素” ，“南洋风格”也许更显而易见，不必劳神捕风摸影也。

9.11.2011

Life and Death of Classical Music 读后感

       最近看了 Norman Lebrecht 的 Life and Death of Classical Music（古典音乐的生和死）。好几年前也看过他的 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 （谁杀死了古典音乐，又名 When the Music Stops ），都和和古典音乐生死攸关！

       这两本书（根据第一本 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 的印象），内容有点接近，只是感觉上，第二本书在有关音乐家的一些传闻逸事（或怪事）和唱片市场政治，人物描述多了些，整体比较注重细节和趣味性，常有点 Gossip 的味道。而第一本书相对来说，对古典音乐问题的针对性强些，视角也比较宏观。

       从整本书的写作构思到种种资料的搜索，可以看到作者仔细严谨的一面。只是来到对人对事的一些看法时，却让人质疑作者对音乐家以及音乐录音优劣的判断能力。作者品评（有史以来？）100 首最佳古典音乐录音以及20首最糟的古典音乐录音时，其中大部分看法和意见尤其令人难于苟同。

       虽然或许存在主观客观的问题，但绘形绘影的把 Karajan、Rostropovich 、Richter、Oistrakh 再加上Berlin Philharmonic 等当代顶尖演奏组合的 Beethoven Triple Concerto 说成是最烂的录音之一便未免有点夸大其词和哗众取宠。

       毕竟：烂船也有三斤铁，按常理，或许以上组合演奏的 Beethoven Triple Concerto  不是最好的版本，但也不可能是最差的吧？除非以上组合在同一时间一齐严重失常？

       另外，作者却青睐于两个“冒出来”的录音 - 波兰作曲家 Gorecki 的第三交响曲以及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奥地利指挥家 Georg Tintner  指挥的 Bruckner  第五交响曲，主要却是因为这些录音的销售量！

       令人费解的：字里行间，作者也流露出对 Karajan 的音乐过分（？）倾向精致完美的不以为然。若非偏见，完美总好过有缺陷罢？虽然有所谓 “缺陷美”（自然形成或自我安慰？），但总难免无可奈何，谁又愿意一幅粉刷得美美的白墙上有个污点？或者心爱的 iPhone 跌破了一角？！

       之前读了 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本来有点佩服作者的好学博闻辩证看法。但读完了 Life and Death of Classical Music 之后却不禁对书里的许多见解以及作者的音乐审美观有了疑问。看来：“言多必失”，“尽信书不如无书”，还是有道理的。

8.11.2011

指挥与猫

在音乐国度里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不好的乐团，只有不好的指挥”。

这句话虽然有点斩钉断铁，简单武断（似乎只要有好指挥，乐团便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成为好乐团），却不无一定的道理。毕竟，指挥是乐团的（灵魂？）掌舵者，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像是个“家长”和“导师”，和乐团团员有“上樑”和“下樑”的关系。于是，也有人说：“伟大的指挥家（如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会承认和自责的”（注）。

今时今日，作为一个成功的乐团指挥（不一定就是个伟大或甚至是好的音乐家），除了本身应该具备的起码专业能力和学识以外，还要多少有点政治家的手段，生意人的头脑以及必要的组织和表演（或扮演）能力。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不懂或不通人情世故的音乐天才，往往最终只能死后才（或）有望成名（还只限作曲家或有作品留世的演奏家）。

无论如何，和过往才气横溢，特立独行的大师型以及独裁者型指挥不同的是：在目前的现实中，就犹如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务实”言论：“不论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如今许多在世俗眼光中成功的乐团指挥（音乐总监），也许并无需太多的艺术才华和内涵，气质个性更是次要。但关键要有一定的办事实权（权威）。同时，他也必须：在外，能满足芸芸观众和赞助者的品味，趣味。并和其他地区同行密切保持“共荣圈”和“礼尚往来”的“外交”关系。在内，上能摆平管理层和下能镇得住乐团团员（最好有“生，杀”大权），处处维持“生态”平衡，如此他才能算是一只起码的好猫，也才能安然继续他的事业和“生存”下去。

这样看来，一个乐团就好像是一个迷你国度，就不知道来到治理国家，“没有不好的乐团，只有不好的指挥”是否也是一个共通的“硬道理”？

注：相对而言，乐团往往也会更尊重以及愿意原谅一个坦诚和勇于认错的指挥，毕竟：人孰无过，而专业乐团团员的眼睛却是雪亮的。

3.11.2011

担忧

       在今天（2.11.2011）的联合早报言论版里看到了李叶明先生的文章 - 《从辛亥革命看新加坡》。

       李先生在文章里提到了今年四月以来在本地的一系列有关辛亥百年纪念活动，晚晴园重新开馆以及中山公园落成开幕庆祝，演出等等，还有应时应景的成龙电影《1911辛亥革命》，情景一时热闹得无以复加。

       但当李先生一家对有关活动正“兴致勃勃”时，情况却急转直下 -

       李先生的女儿在看完电影《1911辛亥革命》的第二天到学校去时，却被浇了一头冷水（发现“遭到孤立”），因为：“她跟班里的同学谈起这部电影，竟然没人看过，也没有人想听，甚至有同学问什么是辛亥革命？”但最令人失望的还是：“老师也不想多谈，还问了她一句：辛亥革命和新加坡有什么关系？”

       这里头除了对历史的冷漠，还有一个语言，文化以至价值观的问题。只是“这类事”在新加坡其实已见怪不怪（连靠中文为生的某位华文报记者，都可以“为了很自私的理由”而去“挺”母语），不值一提了（也已经有太多人以各种不同方式提过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务实”的教育既然在有关“老师”那一代已起了“作用”，下来的每况愈下也只是“自然形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另外：形势比人强，事实胜于雄辩，联合早报在有关活动期间的努力报道，最终也只能证明其（尤其对年轻一代学生的）影响力疲弱之一斑（虽然还时常自我标榜以及沾沾自喜）。

       无独有偶，同一天的联合早报交流版，有读者张仕华先生也“担忧我国年轻的一代”。张先生担忧的其实是时下年轻人普遍缺乏饮水思源（甚至有点忘恩负义）的心态，但忧虑之情和李叶明先生如出一辙 - 都在为我们目前（或之前）的教育主要方向和价值取向叹息，为国家的未来（将会产生怎样的国家主人翁）而发愁。这里头又是否启示了某种软性的“硬道理”？

2.1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