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与谦诚

有一回在新加坡古典音乐电台FM 92.4上，听到广播员引述著名奥地利钢琴家Alfred Brendel所说的话（大意）：“演奏家们因该遵从作曲家（在乐谱上）的指示，而不是自作主张，歪曲作曲家的原意”。

Brendel并没有清楚说明是哪一些作曲家，但从他本人的演奏曲目看来，基本上应该都是古典和浪漫时期作曲家居多。近代作曲家似乎也只有Arnold Schoenberg 而已。然而，这些作曲家都是古人了，要了解他们的乐思风格，也只能从有关乐谱以及历史文献中寻求“答案”。

问题是：音乐曲谱和计算精确的建筑蓝图不尽相同，它更像是一幅图画，无论具象或抽象，都含有丰富感情（当然是好的作品）。虽然在每个人的面前，都是同样的画面或符号，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但一旦诠释起来，很多时候，由于每个人的天分，程度，修养，文化背景的差异。感受，理解和侧重点都不相同。就连一脉相承的演奏门派风格，也没有绝对的一致。如果看看俄罗斯伟大的小提琴宗师Auer以及他的著名学生们（如Heifetz，Elman，Milstein等等）。虽然系出同门，但无论在演奏风格，音色，气质上都有明显差异。也许只有一点（精神）是共同的（和Brendel一样）也是老一辈演奏家一般都遵从的 - 都“忠实于乐谱”。吊诡的是：大家都“忠实于乐谱”，同一作品演奏下来虽然也都“言之有物”（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演奏表现与效果却大异其趣。这也许便是音乐艺术有趣以及耐人寻味之处 - 无论师承或对艺术的基本看法原则，虽然出发点相同，但并没有一致的结果。

最终，Alfred Brendel的话也许见仁见智，但实际上，能否成为一位有卓有成就的演奏家，最重要和关键的还是在于个人基本态度。这里头除了包含高度的专业精神，专业能力，还再加上血汗与谦诚，远非行外人或业余者单凭自我感觉和想象便来指指点点那么轻松，简单。

20.3.2012

狗

最近有一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得主在中国社交网站留言：“新加坡狗比人多”！一时闹得群情激愤，沸沸扬扬。

提起狗，不禁联想到猪。而猪和狗的命运都是一样不幸和悲惨 - 除了为人“食”，“用”之余，连名字（名称）也可以用来骂人！

其实：有些人的名字也可以用来骂人的，如秦桧，曹操，司马昭 ……. 等等。虽然在“品德”方面也有人不如动物兽类的时候（所以“人面兽心”不一定是绝对负面的）。但似乎从没听说有人用人的名字骂猪狗动物的，这便是世界的不公平之一。

潮流改变，猪如今也有人把它当成宠物。但在大多数人眼中，它还只是食物的一种。狗成为食物的几率比猪低，除了是许多人的宠物以外，有人还把它当为“朋友”甚至“最忠实的朋友”或“比人类更可靠的朋友”，这些都已不新奇。“比父母更重要”或许才是对狗爱心的最高境界。

狗能得到人类如此“知遇”也并非完全侥幸。除了以貌取胜，楚楚可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那一类。一般，狗为人类服务也并不斤斤计较回报，尽忠职守过了头还讨（外）人厌。也许因为狗不兴说谎也不会说谎，就连它“狗眼看人低”时也是老老实实，诚心诚意的。实际上，也并非所有的狗都“看不起人”或都对人怀有敌意，除非是疯狗。

看来狗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还有一些人类不一定会有的优点，为何除了主人，它总常不讨人欢心？这也许是坏在它对主人的忠心忠诚常常表现得很“官僚”和恶形恶状。对主人以外的人，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情理可言，不折不扣的狗仗人势。这点很像某些受过教育的“万物之灵”。因此有些人在“人间”碰到类似（官僚）情况，憎恶之余，便把他/她们和它们（狗）联想在一起。所以：所谓的“狗眼看人低”或“狗仗人势”，其实针对的不是它们，而是他/她们。

我对孙旭的言论的即刻反应：

（一）世上何处无“狗”，为何独损有恩于他的新加坡？除了不智，也有点不义。

（二）不能说新加坡没有“狗”，但肯定不比人多。孙旭作为一名机械工程大学生，数目概念不好。

（三）和公路上的脚车一样，新加坡的狗似乎越来越多，我说的是真狗。

（四）如果孙旭的“狗论”出自新加坡人之口，又会有什么社会反应？

28.3.2012

品德！现实！

还是从联合早报交流站张春玉老师的文章 -“品德为什么不能与金钱挂钩？”（21.3.2012）谈起。

张春玉老师说：需要澄清的是品德奖的设立（为什么要由张春玉老师提出，澄清？），它是鼓励学生重视自身品德修养的一个手段，并不是道德教育的目的（不也是一种达到相同目的的手段吗？）。就好像我们吃饭是为了能活着，但我们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讽刺的是，在今时今日的社会，缺乏品德的人，往往比有品德的人吃得更饱，活得更好！因此广东人有此一说：忠忠直直，终需乞食！），我们（我们？）设立品德奖是为了让学生重视品德的学习，但我们努力塑造自身的良好品德并不是为了得品德奖 （那又何必大费周章来设立这个奖以及大费唇舌来澄清和解释？）…………… 这段话读来除了令人感觉有点自相矛盾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以外，也令人不禁怀疑：张春玉老师是否也有份参与有关奖项的运作？

个人倒比较认同张春玉老师的另一段话：这一切（与品德有关的）有赖于学校老师（校长呢？）和家长的正确引导，也有赖于全社会的支持和正面宣传，更有赖于每个孩子身边的成年人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生活在阴霾天空下的孩子，他的心里又怎么会有阳光呢（真是一针见血，但看看今天的媒体报道价值取向，我们的教育力量以及主流方向，这除了老生常谈，未免天真，也许还有点“迂腐”！）？

我想：张春玉老师上面所讲的是一种潜移默化和环境熏陶。若然，这将是一个比双语问题还要“任重道远”的巨大问题，也绝非一个什么奖以及奖金可以改变的。这里头除了有务实，现实的价值观和诚恳，勇气等人性品德的拉锯及抗衡，还涉及国家政治，政策的平衡和考量（错综复杂得很）。看看如今我们的社会上许多品德现象以及种种问题，也许“品德奖”最终“不小心”触及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27.3.2012

品德与金钱

       昨天在联合早报交流站看到张春玉老师的文章 - “品德为什么不能与金钱挂钩？”。对她的看法有点意外，也不能苟同。

       个人觉得：世上许多事物包括文化、政治、教育、艺术甚至宗教等等都能 “无伤大雅” 的和金钱直接或间接挂钩，唯独人品道德不能。因为优美的品德本是一种超乎物质的人性至高追求，其本质就和真正的信仰（不一定是宗教方面的？）一样，应是其质无尘、发自内心、无欲无求的。最终，品德应该是通过正确教育环境熏陶而逐渐形成的，是急不来、买不来、没有捷径也没得取巧。

       个人认为：真正有品德的人，是不需要金钱去奖励推动的。当然：“知人知面不知心”，“品德” 往往一时也真假难辨（谁能判断，谁又能保证？）。一个人如果为了奖金而刻意表现出有品德，也许是“一举两得”，但这到头来又有什么意思？那和政府（刻意人为？）立法规定为人儿女必须尽孝-供养父母又是否异曲同工？如果真的到了须要通过金钱奖励来提升学生品德观念的地步，也许只能说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出了问题？这已非循循善诱，而是企图动之以利，这又是否又回到功利主义？

       我们都明白：通过刑罚，可以让罪犯深刻了解和体会到他们犯罪所须付出的代价，但并不一定就能让他们从此洗心革面改过自新？而罪犯犯案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 “有利可图” 的缘故，品德的表现也可以因为 “有利可图” 吗？若然，由此而激发的品德表象是否可以持久？同时，以金钱来奖励、肯定品德的同时，是否也同时肯定了金钱与品德的等同价值，造成另一种“价值观”？！

       相比之下，一个做了好事而不求回报的人，是否更令人感动和钦佩？悬赏以求品德表现和通过教育来提升品德，一“鱼”一“渔”、被动主动、他助自助、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因该知道其中分别吧？

       也许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太 “急功近利” 了，也许对有关当局而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过时、缺乏创意、最不利的因素是：需时太久（100 年！数目惊人），极不务实，并且 “效果” 也不明显。又或许到了种豆得豆开花结果的关键时刻，还轮不到自己来收成？！设立一个 “品德奖” 就不同，不止姿态高，所费无几，而且马上可以收立竿见影之效。

       新加坡毕竟还是个事事讲求效率以及 “赏罚分明”（注）的国家。只是：没有费心、费时、费力得来的东西，其真正和长久的价值往往不高，就像时下许多即用即丢的商品，得来容易，丢了也不可惜。

       个人并不反对表扬有好品德的学生，但不赞成以金钱奖赏，因为：能得奖已经是一种难得的荣誉、鼓励和回报。如果因为没有金钱奖励而无人或少人“有兴趣”得奖，只能说：这是教育的失败。

       事出有因？有关当局在此时推出“品德奖”，是否因为新加坡学生的一般品德指数和 “双语” 一样出现了危机？就和讲华语运动一样？无论如何，这个奖难免反映了有关当局的智慧和价值观。

注：新加坡政府其实早就对人民的行为品德设下了“反面奖赏”- 罚（FINE）！而且似乎还闻名于世，外国朋友常戏称：Singapore is a FINE country! 所有违规违法的事诸如乱丢垃圾，违规停车，破坏公物，涂鸦，随地吐痰等等等等，一概罚之，其中有些惩罚和“品德奖”一样，也和金钱挂钩，只是此钩非彼钩。

22.3.2012

乐观？

昨天又看到有人在早报交流站提出对本地“双语”情况的负面看法。其实这已不是“新闻”了，周围许多朋友对此早就有所感叹。问题是我们教育部的高官们是否能真正意识到或感受到这股“危机”（？）或“结果”（？）？

从日前的国会辩论里（联合早报9/3/2012新加坡新闻）- 在野党阿裕尼选区议员刘程强先生和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女士在“双语”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并不能让人感受到有关方面对此有多少忧虑。沈颖女士（对目前本地双语情况）“非盲目”的乐观（！）亦未能令人（对目前本地双语情况）有一丝的释然。不知沈颖女士知否不久前学生焚烧华文课本的事件，若然，又会有何乐观看法（注）。

个人觉得，双语问题和本地大众交通问题也许性质不同，但同样是个国家的切身问题，也一样是需要有关领导或负责人亲身深入体验（不仅仅只是“浅尝即止”而已），才能真正感同身受。来到语文，还需要具备一些有关文化背景以及对有关语言的感情（当然是正面以及非功利的）才行。

联合早报记者把刘程强先生和沈颖女士的对话形容为“针锋相对”，其实哪有什么“针锋相对”的余地，看来只是其中一方虚晃一枪，顾左右而言其他而已。

注：日前本地曾有一高中学生，在获悉华文成绩，并确定从此不必再修读华文一科之后，为了发泄心中长期累积对华文的痛恨而把所有的华文课本付之一炬（“毁书灭迹”！不知有关华文老师如何面对！）。环顾我们周围的许多学生，类似的事件也已非“新闻”了。只是以前的学生再讨厌华文，最多也只不过是把华文课本统统丢进垃圾桶，或狠狠发誓永远不再接触华文罢了。可如今，这种事似乎有越演越烈的倾向。如果以后连烧书都还不足以泄心头之恨，会不会把华文老师也杀了？！（以本地学生的聪明和“务实”，当然是在考试及格之后）

21.3.2012

自赞

近几年来，在联合早报上时常会看到一些早报直接或间接的自我表扬报道文章。这种现象从前的报纸似乎没有，最低限度很少见。也许以前的人比较有传统文人风骨，也崇尚谦虚的美德，虽然名为南洋商报，也不愿像一般商人那样喜欢自我吹嘘炫耀。

不明白的是：联合早报是本地唯一（仅存！）的华文大报，无论好坏也是只此一家，水平如何，读者也心里有数，如果还有点自信，需要时常“自我提升”来提醒读者吗？再者：就有如做善事一样，如果事后大肆宣扬，只能显示当事人的别有居心，而不是纯粹一颗善心。就好像“过江龙”一词，应该是别人称道的才有意思。表扬赞美也一样，由别人亲口讲出来才有意义和价值，例如由其他报章媒体加以报道赞扬（虽说同行如敌国，但若真有超水平表现，还是有可能的）。就算读者来函赞美报纸，内部知道，私下回复心领就是了。堂而皇之的登在本报，除了不免有点瓜田李下之嫌，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版位，又有什么意思？早报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也许早报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显示其水平和业绩罢？反正是有这个方便。

与自我表扬成为强烈对比的是：每当联合早报报道有误时，却总只是在报纸不显眼之处来个面无表情的“特此更正”了事（这已算是有责任感了，有时就算有人指出错误，早报也可以相应不理！），而且从不致歉！诚然，人孰无过？但既有自赞（近乎勇！）的傲然，为何就没有勇于认错的风度？如此是否有点隐恶扬善？这又是早报总编辑之前所谓的好文化吗？也许眼下价值潮流如此，顺其者昌。但报纸除了报道新闻和赚各种广告费以外，似乎多少还有点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以及相应责任（？）罢？

20.3.2012

风向

近来看报，感觉在一些政治方面的报道和议论，似乎比大选之前要开放得多。

今时今日，绝大多数的媒体给人的感觉除了唯利是图和市侩以外，很多时候也很虚伪（甚至经常毫不脸红的窝里捧）。因此同时，“相辅相成”的脸皮够厚以及精通看风转舵之道更是生存的必需。

不是每个媒体从业者都如此或愿意如此！只是人在江湖或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已，当然最终也还是离不开一个选择的问题（谈何容易！）。只是：报章媒体除了面对“老板”以外，还要面对读者（老板以外的衣食父母）。读者或许不是个个都眼睛雪亮。也许是宽宏大量，也许已麻木不仁，也许鉴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对是非黑白早已不太在意 ………… 但相信大多数都不笨。因此：媒体如果经常对人对事立场偏颇或报道不够翔实，久而久之，其公信力必然大大受损。在大众的眼里，一个媒体的公信力就有如一个人的诚信，是值不值得尊重和信任的指标。而一个媒体对国家社会能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自身的生存指数，存在价值也与此息息相关。（不知道媒体领导们有没有想过，鉴于“市场”考量，“老板”会喜欢一个缺乏公信力以致没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吗？）

和做人一样，一个有自尊和有志气的媒体机构不应在面对“压力”和“危机感”时看风转舵的。虽然有所谓“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但毕竟在诚意和意义上有所欠缺和不同。可惜在本地，我们的选择其实也不多了。

19.3.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