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愁善感 ？                                                               

 

今天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看到标题“叙利亚的音乐家”的文章。

       只因为听到一个关于叙利亚的作曲家的故事，作者掉泪了！作者也感叹：叙利亚的作曲家，不会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他创作的乐曲也不会被搬进音乐厅，但是他的音乐，真正体现了艺术与生命相结合的意义。

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作者的善良与感情丰富，但通篇文章似乎没有具体提及有关作曲家的创作作品内涵面貌（作者似乎也没有听过有关音乐？），更多是因为“听说”有关作曲家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而一厢情愿的把他的创作“捧”上了艺术的台面。“艺术与生命相结合”非如此才有意义？

古今中外，音乐和政治纠缠不清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被动，主动或别有居心的“创作”），有时是“双赢”（如《黄河大合唱》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这些作品都曾经安慰，感动以及激励了千万人），有时有赢有输，当然也有“双输”的。但这些都不一定和真正的艺术有关。就好像每天报纸挽词版上的“高山仰止”或“孟母遗风”不一定就都是伟人或女史。

逆境或许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才华创意，但前提是这个人也必须有一定的相关条件（也不一定和人品，关心不关心社会或爱不爱国有关，更多可能还是对自己的创作有多大的热诚以及追求），而这些都会反映在有关创作里头，最终也只有时间能证明。

艺术创作或许离不开生活，但生活并不一定能成就艺术，艺术的意义也不一定局限于某些特定环境，但历史告诉我们，能无视时代，环境变迁的艺术往往才是真正的艺术。

读联合早报，感觉有些女作者除了很“文艺”以外，还有多愁善感的倾向。很多时候，她们真正关注的似乎并不是笔下的题材人物，而更多是自己的“心情”或“哀愁“而已。

 

 

22.4.2013

 

也谈方言                                                               

 

今天在联合早报看到标题“政府倾向协助学生打好双语基础”的新闻报导。小标题是：王瑞杰：方言课题“很复杂”。

王瑞杰部长以上海为例来说明上海也存在类似本地方言流失的问题。姑不论这个“相提并论”有多大的客观说服力。但个人曾在也是中国一部分的香港和广州时，似乎一点也没有如此（方言流失的）感觉。在中国大陆，虽然官方提倡全国都讲普通话，但并没有禁止民间使用方言。

新加坡的方言如今和华文一样也已“大势已去”，华文似乎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以至“烂泥扶不上壁”（还令人痛恨！到底怎么搞的？？？！！！），但方言却几乎是被刻意“谋杀”的。回顾以前到处都听到不同方言的年代，本地中英文的水平肯定不比今天差。问题是当年官方为了要突出学习华语而硬要方言让路。但今天：客气一点的说，我们的双语（中英）除了不一定比当年强，和中国相比，好像也没有什么优势。如此看来，方言仿佛是被“白白牺牲”了？更不幸的，跟着方言渐渐消失的还有种种的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

部长认为方言课题“很复杂”，方言也会访碍华文的学习。其实在上世纪6－70年代，从没听什么人说过方言环境复杂，反而，许多人的华文水平都因为懂得方言的缘故而有所助益。另外：当年三代同堂之间的沟通也不至于落得今天的ah boy，ah girl以及uncle，auntie那么缺少文化和亲切感。

方言真的那么难学吗？我想肯定不比华文英文难，最低限度不必到学校去向专门的老师学，也不必通过考试来证明。而且一般上，当年讲方言的人，往往不止懂一种方言，也无论老幼，都是自学而成的，其过程毫不费力，也没有任何“复杂“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今天的人比较笨吗？还是方言只不过是一种“应景的”竞选工具语言而已？

 

 

22.4.2013

 

 

 

因时制宜？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大标题“政策改变显示领导人因时制宜”（小标题“傅海燕：不是立场反复”）。

有关新闻摘录如下：“政府近几年对教育与人口等政策进行调整，有宏茂桥居民昨天质疑系列改变是否真的反映民意，且表示个人逐渐对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失去信心。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及水源部和外交第二部长傅海燕作出回应时说，政策改变并不代表政府在决策立场反复，而是显示领导人因时制宜的远见”。

不知道部长的“回应”是否经过翻译，若有，译文又是否是其准确原意？但“政策改变显示领导人因时制宜” 这个说法似乎有点试图“反败为胜”意思？给人一种牵强和“傲然”的感觉。有点像是在说：因为发生了问题才显示出我们的能干？诚然，有必要改变政策是因时制宜，但当初制定的政策如果正确无误又何必修改？

政府一路来的作为和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今日政府所面对的困难也是可以理解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如果把处理偏差（或亡羊补牢）当成是“显示领导人因时制宜的远见”，这便不止是一个沟通的问题而已，也多少涉及“诚意”。政府近来显然很注重和人民之间的对话，报上形容为“如火如荼”，有沟通的意愿诚然是好事，但最关键还是沟通之间必要的诚意以及技巧。

凡事由小见大，有人“表示个人逐渐对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失去信心”是否又是某种沟通上的“征兆”？

 

15.4.2013

 

 

 

五十步笑百步？

                  

        记得年前有位朋友出书，书名叫着“心里话”。问该朋友：“心里话”和“真心话”是否相同？朋友答曰：两者是有所不同的。当时也没有追问，但心里总是不解 - “心里话”如果不是“真心话”又是什么话？或者“真心话”如果不是“心里话”又是什么话？

        今天在联合早报的“四方八面”看到了香港陶杰先生的文章“假话和谎言”，又引起类似的疑惑。

         也许个人对一些事往往大而化之，不够仔细。只是：假话和谎言虽或可以较细致的去分门别类和权衡轻重，但本质上，无论假话或谎言，都是不可靠，不可信（岂止不可尽信而已）的语言行为。就算是“善意的谎言”也只是假话罢了。

         陶杰先生以律师在法庭上为杀人凶手脱罪辩护为例 - 律师明知其“客户”有罪，却替他雄辩滔滔。但律师不会因而成为一名“说谎者”，理由是：以律师的职业身份（或特权？），在法庭这个环境，他的辩护即使非真实，但他的话，只构成“假话”，并无所谓“谎言”。若然，如果陶杰先生有一天不幸被人诬告，在法庭上被对方律师“无中生有”，他是否也认为这不是“谎言”？

         至于说1941年，日本人偷袭美国珍珠港是一种“欺诈”行为，就有点离题甚至天真。陶杰先生难道没听说过“兵不厌诈”这句话吗？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卑鄙”与“假话和谎言”的“境界”，也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了。不管今时往日，东西中外，一旦来到战争，谁还有工夫去讲究什么风度和诚信，“成王败寇”才是真理。

        最终，无论怎样去分类辩说，“假话和谎言”这对难兄难弟，至多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也无论动机如何，都是在撒谎。

 

       

9.4.2013

华文的悼文？

                  

        今天在联合早报的“四方八面”看到了吴庆康先生的文章“双语劣势”。 这无疑是篇一针见血的好文章，但感觉却有点像在读一篇“悼文”，有点伤感。
        其实，所谓的“双语劣势”里的华文水平（不谈英语，英语就由“英语人”去讲好了），除了普遍上可以从现在大，中，小学学生“日薄西山”的华文程度（指的是实际应用方面，考试成绩往往只是一种假象）看到端倪。本地中，英两份大报的销售量以及报份厚度也是一种现实反映。

        自从没有了华校之后，华文就如聂耳《毕业歌》里的那句：“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今天，读华文报的除了我们这一辈当年华文华文源流的读者以外，几乎就只是中国来的新移民了。如今或许还可以暂时“苟且偷安”，有一天，当这些新移民的子女们都被“同化”了之后将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华文到了今天的田地，自有其历史原因，如今大势已去（其实很早已有人如是说），也只能无可奈何。只是不明白，一路来为何还要劳民伤财的搞各种名堂却又往往两面不讨好的“运动”？就有如有人试图鱼目混珠的把“旧南大”和“新南大”牵扯在一起一样。可悲（或可耻）的是，这些人许多还是“旧南大”出身！这里头是否有“欺骗”成分？或只是“没有远见”和“低能”而已。

        从前华文源流里有句老话：“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华文并非只是学华文字而已，更重要的是里头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吧。

 

       

3.4.2013

艺术必须如此？

                  

        前日在联合早报《想法》版看到了梁海彬的文章“艺术的审查”。有些感想。

        常常觉得，时下的许多艺术潮流动向，对于一些敏感，粗俗甚至突兀的题材和语言（限制级，“阴道”，粗话等等等等），似乎特别感兴趣以外，有机会时还无所不用其极，并乐此不疲。在此时此地，搞艺术必须如此或只能如此吗？也许保守，但我相信艺术所要和所能表达的远不止这些。

        或许有些搞艺术的人觉得艺术负有对社会的责任，我对这种说法有一定保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并没有绝对。艺术或许在某些时候能够提高士气，激起（爱国）情绪，安慰以及感动人们，甚至有助于教育和心理医疗可能性。但严格来说，艺术并没有改造或改变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国民关心国家社会时事课题，要表达意见，最直接和有效率的除了应用人们共通的语言以外，就是实际的行动。

        如果艺术真要讲求社会责任，或许首先不应该有“反社会”的行为（例如涂鸦，破坏），也不要以哗众取宠和令人不安的表达方式来沟通和传达信息。虽然艺术里有美有丑，（除了真和善）最终追求的还是美，丑往往只是用来对比和凸显美。就如同古典悲剧的最终目的不是教人悲伤，而是净化人的感情，同时让人品味苦中之美。如果艺术里丑多而美少，或试图以丑陋粗俗，刺耳碍眼去“招徕”，最终给人的观感也只是“丑恶”，那“艺术”或许应该改个名堂了（就好像如今的许多所谓“音乐”）。

        至于自由的问题，心灵自由还是最重要的，无论倾向保守或标榜创新，如果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怕被人说是“为艺术而艺术”（如果能称得上是艺术），能坚持做到“风不息而树恒静”，也是一种境界。最终能否或会不会“引发思考和质问”，不应该是作者的第一考虑，也不一定重要（有些经典之作在作者有生之年，根本未曾引起注意）。

        归根结底，艺术创作首先要注意和讲究的还是质量（包括技巧和内涵）的问题，没有质量或质量不高，就算能“引发思考和质问”，反客为主之余，又有多大意义？

        毕竟，艺术本质上还是很个人的事。在艺术里，“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为人民服务”相比，何者又更诚恳呢？

        临了，自己的“艺术”（或者所作所为）还是要靠自己来审查和判断，别人审查的只是他们自已的标准，有时还不一定和艺术直接有关。

 

       

2.4.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