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请饶了祝英台吧！

       昨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记者何惜薇的国会侧记- 盛港西版“祝英台”。

      据报导：“善于用比喻来解释政策的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昨天出乎意料的在国会上以梁祝的故事，说明正如没有人会想到在都是男人的私塾里的祝英台是个女儿身，建屋发展局在把盛港西庙宇地段出售给私人公司发展时，也确确实实没有预料到逐利的公司会来参加非盈利工程的投标。”（疑问是：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无人为。所谓的“逐利的公司”若非看准了有利可图，会来吗？）

       世上“没有预料到”的事太多了（作为政府领导，能以此为理由吗？），天灾人祸恐怖分子，简直举不胜举。别的不说，就譬如近期种种和飞机有关的不幸的事包括韩国航空公司总裁千金的事件，连当事人都始料未及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

       或许，刚刚发生又令人“没有预料到”的事，是“祝英台事件”- 怎么就把古代传说中祝英台这个敢于反抗旧礼教，对爱情忠贞不二的可怜女子和不良商家对上了呢？！如果一班忠臣里出了个“没有预料到”的奸臣，是否也可以以“祝英台”来形容之？

       这件事不禁令人想起了前些年大选时期本地部长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部长以为别人把他当成猛兽）以及台湾陈水扁的“罄竹难书”事件（陈水扁的问题后来倒真是“罄竹难书”），那时有个台湾教育部长来为陈水扁打圆场。这回出了个“祝英台”，居然也有些无耻之徒试图救场解围，但看来是越描越黑，越帮越忙。最终，这又算是那一门子的幽默，没有品味品位的幽默还能算是幽默吗？

       国家积极推行的双语政策，是否也要讲求点文化水平？政府领导人是否也要以身作则来体现这一种精神？只是我们现有的领导人里又有几个真正称得上精通双语的？更别说真正的双文化！

       前面提到品味问题，据说有钱可以买到品味。但那毕竟只是外在的品味而已，真正具有修养内涵的“品味”或“品位”还是要靠个人诚心诚意的努力和追求才有可能得到。

       就有如：有些意气风发，财大气粗的官僚说：翻译有何难？我们有的是钱！问题是如果你不懂，又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否花得冤枉？

       扯得远了，无论如何，祝英台总算是个人们心目中的古代烈女，身世也堪怜，就饶了她吧！同时：许多人都喜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如果一边听，一边联想起部长的另类幽默和无良奸商，那该是多煞风景的事？！

31.1.2015

也谈华校生的“悲情”

       在网络《新国志》上看到署名“科技达人”的文章“如何让华校生跳出时代悲情”。其中有些文字不禁令我这个昔日华校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作者说：“当我看到严孟达先生在星期天所写的文章内容中，提到老一代华校生过去受到委屈和某个程度上的歧视，给他们心理上留下伤痕：但时值国家独立半世纪，应该是他们跳出悲情的时候。我看到这段内容的那一霎时，是…... 作为最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严先生自然会（作者真的相信？）站在比较高的标准（位置？）来看待社会上所发生的许多事。但我对这篇文章的评语是--空洞，不着边际，缺乏强有力的论据。”

       “如何让华校生跳出时代悲情”作者对严文的评语是很客气包容的。只是从“空洞，不着边际，缺乏强有力的论据”的字里行间却让人感到一种无际深沉的压抑。

       从前的读书人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除了懂得什么叫洁身自爱，更懂得何谓廉耻，以往的华校生无论能否身体力行也明白个中情操以及内涵。当年傅雷教训儿子傅聪时说：“成为一个好的钢琴家之前，要先是一个音乐家和一个艺术家”。同样的，要成一个“贤人”，应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诸如此类的做人道理，在传统的华校课文，甚至连环图书里也比比皆是。当一个人为了生活生存而不得不口是心非时，是可以理解的（虽不一定能谅解），只是当无需再“为虎作伥”了还满口虚假的“仁义道德”，这又让人“情何以堪”？！

       在本地，如今除了“残余”以及垂垂老去，争气或丢人现眼的华校生，只剩下一些声称和传统华校（精神）划清界限的中青年“假华校生”（气质上有点像假洋鬼子的那种）。为何要划清界限？据说因为这些人认为他/她们不必要，也不需要去揹这个传统的“包袱”。或许，事实也证明了这对他/她们的前途有利。

       最终，还是老话一句：华文已经大势已去！如今或许还加上个华校传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导演张艺谋曾说过：“死猪不怕滚水烫”，还有什么悲情可言？！

29.1.2015

从台湾“去中国化”谈起

       台湾的政治生态环境似乎就像一盘乱局，前一阵子，“去中国化”在绿营的起哄下，居然有“孙中山是外国人”之说！真可谓匪夷所思！

       在昨天的联合早报新闻里，张志贤副总理提及（据报导）：“我还记得祖母以前会用潮州话说，“我们华人”，我就会打岔说，“不，应该是我们是新加坡人”。这就是当时不同年代的人的身份认同。”

       以上的话不禁令人联想起台湾的绿营心态。

       张志贤副总理想以“新加坡人”的统称来团结所有新加坡人的心意是显而易见的。而台湾绿营则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和中国大陆划清界限。国情诚然有别，但两者在“去”的过程中似乎都无可避免的带有不同程度的“分化”味道。

       然而，如果台湾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中华民国的“国籍”在国际上又不被普遍承认（？），那“孤悬海外”的台湾人也只能算是“海外华人”（或“华侨”）之一了。除了一个直系的中文传统文化环境，和台湾人嘴里的新，马，泰等等“海外华侨”仿佛也分别不大？这是那些一向带有某种优越感的的台湾人所愿意的吗？

       这种种“去”这“去”那狗皮倒灶的事，几乎都和政治或权力斗争有关。搞政治的人，为了某种目的，有意无意或刻意的“数典忘祖”，这又何苦？最终除了政治准确以外，还剩下什么？既谈不上聪明，也无智慧可言，更没有一点念旧的人情味！

       张志贤副总理的“经历”在本地肯定并不孤独，也有一定的“追随者”（和我们的“优质教育”有关？）。台湾的“有关”情况和本地的情况在内涵层次上虽然还有段距离，或许不能相提并论，但两者本质上却有共通之处。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或“鸵鸟情结”也好，都是一种不敢或不愿面对现实事实的懦弱和虚伪。诚然，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但这并不代表他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问题是，这种事一旦来到政治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控”。

       最终，谁是祖宗，大家都心知肚明，也改变不了。如果就因为“共产党”也是炎黄祖先的后代，为了反共（或因为中文难学）而不认祖，指鹿为马的把同胞（还是国父身份！）当成“外国人”！这除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是否也是“祸延先祖”的一种？有没有想过下一代也会有样学样？

28.1.2015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标题“张志贤：要求年轻人为年长者医保买单不公平”的新闻报导。

       张志贤副总理说（据报导）：“许多国家向年轻一代征税来支付上一代人的医药开支，纳税人与接受医药福利的人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这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

       上面这段话表面看来（或者根据我国的情况）似乎不无道理，只是不同国家的国情文化不同，处理事情甚至道德的标准都会不同，或许不能一概而论？

       同时：如果我是“年轻人”，我现在缴税来支付上一代人的医药开支，日后我老了也就可以理所当然以及心安理得的“享受”下一代年轻人的“贡献”，这种因果关系有什么不对吗？天真一点的说：这里头还有个敬老的“机会教育”玄机，和所谓的“不负责任”又能扯上什么关系？另外来说：除了国家，年轻人难道就没有义务或意识去照顾年老的一辈（建国一代？）吗？我们整天标榜儒家思想，怎么就没有听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话？新加坡国家小，气量也小？

       针对新加坡人身份认同发表看法的同时，张志贤副总理也提及（据报导）：“我还记得祖母以前会用潮州话说，“我们华人”，我就会打岔说，“不，应该是我们是新加坡人”。这就是当时不同年代的人的身份认同。”

       不知道“这就是当时不同年代的人的身份认同”的“当时”是什么年月？“身份认同”或许也因人而异吧？（就有如副总理和他的祖母）无论如何，虽然有点琐碎，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是新加坡华人”。因此，张志贤副总理和他的祖母其实都没错，只是一个比较注重血统感情，一个比较“政治准确”而已。就不知道副总理当时和祖母对话时年纪多大，祖母当时的感受又如何？但祖母毕竟是长辈，在华人的传统礼教里，长辈讲话时，后辈打岔，是不是有点没有礼貌？何况，这后辈并不见得一定对。

      执政党政府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政绩表现，不幸（？）却常常给人“主观”，“固执”以及“倨傲”甚至“笨拙”的感觉？政府也时常强调“任人唯贤”。实际上“任人唯贤”除了务实理性，处理得当，也是一种文化道德方面的正面教育- “贤者”的言行就像是一面镜子或一把两头利的双刃剑！

       也许，政府在担忧“民心”或痛心有些人“忘恩负义”之余，也应该检讨一下对一些事情的表达方式以及态度？不然到头来很容易“好心没好报”！

27.1.2015

歌剧《原野》的作曲者是谁？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半版滨海艺术中心呈献歌剧音乐会《原野》的广告。广告内容从主办者，音乐总监，导演，独唱，乐团以至原话剧作者曹禺的名字都有了。就单单没有歌剧作曲者的名字！？

       你可以想象在全世界的任何有名堂的演出场所，有任何歌剧或大型音乐作品上演时，在宣传上忽略了作曲家的名字的吗？看来这个“世界第一”是非新加坡莫属了。只是以一个国家级的艺术中心而言，这除了对作曲家不敬，也明显缺乏专业形象和精神。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艺术中心的管理层，难道不明白歌剧作曲者是一部歌剧生死成败最关键重要的人物（歌剧脚本作者还是次要），原则上没有作曲者就没有歌剧，也就谈不上之后其他一众演出人等。

       如此轻重不分以及本末倒置（也许连本末倒置都谈不上，因为连“本”都没有！），仿佛有如我们在谈到新加坡时，对李光耀先生只字不提一样？合理吗？（当然：这种事肯定不可能会发生，因为有关管理层可能不知道歌剧《原野》作曲者金湘先生是何方神圣，但一定知道李光耀先生是什么人）这又是不是“忘本教育”的一种体现？！

       主办当局滨海艺术中心应该算是最能代表新加坡的文化硬件之一，在设备上也属世界级，只是看来在“软件”方面还有待加强，最低限度在有关文化方面。滨海艺术中心在演出时对观众的入场次序等等有挺严格甚至令人感觉官僚的要求，但为何在对待艺术家时却没有应有的敏感？

       看来，新加坡不是没有艺术人才，也不缺钱（会不会用钱，有没有知人之明是另一回事），而是缺乏艺术管理人才，更缺乏艺术管理人才的“伯乐”！说到底，也许还是一个态度和诚意的问题，这是任何口号所无法掩盖的事实？可悲的是，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内涵高度！

22.1.2015

       

以音乐之名胡乱花钱？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标题“Sing50基金培育音乐人才”的新闻报导：

“由《海峡时报》和《商业时报》倡议下成立，以发扬本地音乐遗产（？）为宗旨的基金，至今筹到34万8000多元。款项将用来购买50台钢琴，供中小学申请作为音乐教学用途” 。

   “教育部长王瑞杰感谢两份英文报倡议成立基金，为本地年轻人献上这份“音乐礼物”。“希望基金能启发人们追逐音乐梦想，通过音乐创作歌颂我们的家园。” （5-60年代的时代语气口号？）

“基金筹到的款项主要将用来购买50台钢琴。这些称为“郎朗系列“的钢琴，是由著名钢琴制造商史坦威（Steinway & Sons）所设计，它们将率先在Sing50音乐汇演上使用…………… 这些钢琴在演出后将赠送给各所中小学校，作为学生的音乐教学用途……..”

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表示：“基金将为学校推展音乐教育提供另一项资金来源，她呼吁国人继续支持基金，协助培育我国下一代音乐人才。”

   我们或许应该先了解一下“史坦威（Steinway & Sons）”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在音乐世界里，“史坦威（Steinway & Sons）”钢琴就相当于汽车里的Rolls-Royces （罗斯莱斯）或者手表里的Rolex ,Vacheron Constantin（江诗丹顿）等等等等！都是奢华顶级的商业产品。一台音乐厅史坦威大钢琴估计价格是新币S$250000左右，通常只用于一流专业演奏或录音。至于“由史坦威（Steinway & Sons）所设计”的钢琴就不甚了了？但终究是名牌吧？但就如名牌汽车手表一样，里头还有个不能忽视的使用以及保养问题，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乐器的“寿命”，当然终归又是个钱的问题！

   关键是：我们在国立杨秀桃音乐学院里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史坦威钢琴（也许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史坦威钢琴的音乐学院之一？），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主要也只是用Yamaha钢琴，许多专业钢琴演奏者，教师家里头用的也只是Yamaha或Kawai这一等级的琴，为何我们普通学校学生需要这些“奢侈品”，难道是要培养孩子们的“高级品味”或“品牌意识”？一般学校音乐课需要用到这么好的钢琴吗？（其实如今除了钢琴或合唱课，钢琴似乎已经是可有可无了）音乐人才真需要如此培养吗？究竟是内行讲外行话还是外行充内行？！

   实际上，就算事业“飞黄腾达”如郎朗，在他当年未露头角之时，用的也只是普通的竖式小钢琴（可能还是中国国产钢琴）而已，这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和/或他的父亲“追逐音乐梦想”。（如果还未读过，建议部长们或许应该读一读郎朗的个人传记，这是一本非常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书）

   今年是SG50庆祝年，政府在许多方面大把送钱，诚然是“皆大欢喜”以及“万众欢腾”的事，或许不应扫兴，只是其中有些“机会教育”的玄机似乎被轻轻的忽略了。

   最终，“皆大欢喜”之余，有些钱是否应该花在一些更有实质意义的事情上？

19.1.2015

 

偶感：从握笔看学习态度

       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第一件事便是教我们如何正确的握笔写字。从那时开始，我们陆续学会了铅笔，钢笔以及毛笔的握笔法。这几种书写工具的握法都各不相同，尤其是毛笔就更为讲究和有变化，这里头除了有学问，也有文化，更有传统精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已不注重握笔。因此：如今看30岁以下的成人和小孩，握笔的姿势方式可说是百花齐放，无奇不有，匪夷所思！姿势看来别扭！字体一般也潦草杂乱，乏善可陈。

       当然：就算随便抓起笔都可以写字甚至画画，但方法正确与否和学习以至实践的效率效果还是很有关系的。

       很多时候做事除了成事在天，也讲究心诚则灵。正确的握笔写字就是一种对学习和知识起码的尊重以及诚意和态度，也是学习纪律表现的一种。不明白为何现在的学校都不注重这点，难道他们不明白，坏习惯一旦养成要改正谈何容易？！看看今日普遍的有关“惨状”，这也算是教不严和失责吗？

9.1.2015

文化艺术在新加坡会有希望吗？

       日前有一位在学校当课外音乐指导员的朋友告诉我：最近课外音乐指导员费用的投标价居然有人标出每小时新币19元！昨天和两位圈内的朋友在邻里咖啡店喝茶聊天，他们也听说此事，还感叹，如今（有些？）学校课外活动的负责人都似乎没有什么人情味。该朋友在有关学校教了8年都没有“起价”，也一向相安无事，今年投标每小时起了5块钱，学校就毫不犹豫的把工作判给一个新人。事后有关负责人反映这是校长的意思，而有关负责人即将调离，也不想因而粘惹麻烦引起后患云云。

       这些事除了显示了人情淡薄，也多少“证明”了“艺术无价”。自从青年节比赛金牌制度改变了，据好些圈内人的反映，许多学校校长对表演艺术课外活动都仿佛有点意兴阑珊，因为金牌除了带来荣誉，也许更重要的（？），也同时带来了相应的“好处”（教育部额外津贴），但金牌也需要金钱来成就和培养。因此，没有了金牌，“好处”就没有着落，“好处”一旦没了，就如“釜底抽薪”-热不起来了？！

       在学校教导音乐也是一项工作，原则上，工作无分贵贱种类，有付出就该得到应得的回报。当然：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理也有“一分钱一分货”的现实。西方人说的：“you pay peanut, you will get monkey”正是此意。各行各业都一样，教育界也不能“免俗”。如今“后金牌时代”的低潮加上投标的制度，或许还加上公园局购买脚车事件的阴影，公务员人人自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一个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只是从上到下都处处防范，时时不忘自我保护，明知是好事也不敢成全和担当，但求无过。这算是什么“环境”？为人师表者如果只图“奉公守法”照章行事而“好歹不分”可能成为莘莘学子的好榜样吗？长此以往不要说和艺术精神背道而驰，又能谈得上是什么教育精神？最终为此“买单”的又是什么人？

       另外，大约一年多前，经过红山NTUC平价市场前面，在一个无遮无盖的角落看到了凄凉的一幕 - 一组业余粤剧演员和乐师，面无表情的在“惨淡经营”-表演，几乎连一个驻足的观众也没有。据说这是一个半官方（？）机构主办的“艺术节”的部分“活动”之一，旨在推广艺术云云！

       同一个“艺术节”，有朋友负责的儿童西洋弦乐队居然被安排在环境杂乱的邻里咖啡店表演！不是说西洋弦乐队不能或不屑在邻里咖啡店表演，但有时做事也要看场合环境，不能“硬硬来”以至最终弄到不情愿的表演者和被逼上梁山的（？）听众两败俱伤不欢而散！

       平心而论，官方有些安排或许是出于善意，但如果在策划安排方面粗心大意或不在行，可能就会弄巧反拙，除了劳民伤财，也显得没有诚意，除了主办者得了个办事记录“数据”，又能对得上新加坡一向引以为荣的效率和效果？

       音乐会观众各出奇招，丢人现眼的“精彩”表现就不说了。然而：新加坡什么时候才有望在“软件”方面有点“优雅社会”的样子？许多事从小见大，就说社会上一般人对FM92.4古典音乐频道的看法感受吧：如果有一天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听FM92.4不是一件不正常或怪异的事（注），那新加坡的文化艺术大概就有点希望了。不然，恐怕到头来，我们的文化艺术内涵表现会穷到只剩下钱了？！

注：据说：有人曾因听FM92.4而被视为“头脑有问题”以及品味古怪！

8.1.2014

保留与创新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有关本地湘灵音乐社为庆祝国家独立50周年以及弘扬古乐南音而首办《新加坡国际青年南音展演》的报导。其中还有小标题：“要让年轻表演者看到前景”。

       看了“要让年轻表演者看到前景”这段，除了未能感觉前景的乐观和希望，留下印象的却是“出现断层”，“无法再延续”，“靠外援”等等等等（报导问题？）。

       其实湘灵音乐社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许多传统社团音乐组织以至一些古老乐种所无可避免会碰到的困境。只是在这里我们仿佛只看到湘灵音乐社的挣扎和努力，问题是希望年轻人看到前景以及改变局面凭的又是什么却语焉不详？（这里头应不乏理论以及演奏实践学习，研究探讨以及种种为信念理想的牺牲）

       当今日本尚保留完整的雅乐也和南音同属中国古乐，可上溯至汉唐前秦。雅乐在日本基本处于保留保存状态，似乎从来没有“创新”或“注入新元素”的意图。或许他们也明白，这么远古的传统文化遗产，能原汁原味的妥善保留已属不易，若还想再发展或试图超越，可能就如“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欲也，乃不能也”（除了迷失，也可能变质？）。举个例子，就说时间相对距离不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从其“正宗性”和时代意义来说，殷承宗和中央乐团的60年代演奏录音版本是无可超越的（无论后人的技术天分有多高），因为那个时代和激情是无法复制的。也有如莫扎特的音乐，或许并非没有后人在作曲技术上（不一定是音乐性）能等同或甚至超越之，就算如此（“改善之”？），意义又何在？

      但凡学问艺术，坚实的基础还是很重要和必要的，在试图改变或“创新”甚至论道一种传统艺术时，确定是否自己已经，或在一个很高程度上“吃透”了这门艺术专业是很关键的。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当前困境或某种“政治”原因而为之，是很肤浅，不谦虚甚至不负责任的事。

       世上不是所有的事物都需要改变发展的，有些值得保留的，能保留就已经不错，譬如传统美德，美学和美食。人生百年，艺术千年（？），天长地久终有尽时，该去的到时间总要去，窃以为，若能留个全尸，也多少能告慰祖先和惠及后人罢？！

5.1.2014

偶感：门前的小沟

       我住的地方，门前有条小水沟，水沟直通大海。涨潮时会有些小鱼随着逆向潮流游来“内地”觅食（急急如“过江之鲫”，就像我们每天早上前往市区的上班族）。不知道水沟有多长，也不知道鱼儿们能顺着水沟游多远？但在退潮（下班？）之际，这些“回家”的鱼又会浩浩荡荡，成群结队的从来的方向游回大海。

       有时我会心生“邪念”：水沟并不宽，如果我每次都在鱼儿回游时在它们“必经”和“关键”之处布置一张网来拦截，肯定能将它们一网打尽！

       但如此行为毕竟有些像福建人讲的“集恶”（造孽），同时：将心比心，我也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有时在下班时间，我也会开车经过红灯码头和滨海艺术中心之间离开市区方向的ERP（电子公路收费闸门），每次经过都会想起家门前的小沟，想起那些归心似箭但无助又可能“任人宰割”的鱼。

       我不是不明白的ERP “必要”，只是不明白为何在“鱼儿”的归途上还要撒上一些网？！

3.1.2015

人性与风度

       今天在联合早报的“早报中国”版看到标题“马英九吁台湾往三大方向努力”的报导。其中有关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台湾总统马英九“握手”的一幕：“当马英九走过来伸手与柯文哲握手时，柯的右手拿着青天白日旗，就这么握着旗的同时也“握”了马英九的手…………随后副总统吴敦义也趋前要与柯文哲握手，柯仍比照办理，几乎没有正面瞧马，吴一眼。“………“事后，柯文哲接受媒体访问时竟说，那时候我在想死亡之握跟回春之手，到底谁比较厉害？”

       以上报导若属实，那台湾（中华民国）正副总统还有什么尊严以及身份可言？！就不说副总统吴敦，堂堂总统马英九，虽或“无能”，但最低限度一向兢兢业业，除了以廉洁称著，也不失为“好人”一个，平心而论，他应该不是台湾人品最差的总统罢？就因为政绩欠佳，就须要面对这种公开的折辱（对台湾总统不敬，是否也是对台湾人不敬？或许内外有别罢？）。折辱的“执行者”竟还是个医生市长！这里头是否也多少显现了台湾的人性价值之乱（包括中国人传统的尊卑观念）？

       难道从政除了可能（？）会令人丧失本性原则，还会令人失去文明风度（包括医生）？这点：（虽然和是否诚恳毫无关系）是否西方人究竟还是比东方人文明？

       至于谁是“死亡之握”或“回春之手”？除了扑面而来一股无可言喻的傲气以外，其实如今还言之过早。君不见当年阿扁刚上台时（也是台北市长）不也风光无限，八面威风吗？现在这种种“虚荣”又于今安在？！

       比起新加坡，无论是政治还是人性，台湾都更像是一盘耐人寻味的乱局，有“观棋癖”的本地媒体记者，为何对此默默无言？2.1.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