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日星期一

还是不够专业
       日前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半版滨海艺术中心呈献歌剧音乐会《原野》的广告。广告内容从主办者,音乐总监,导演,独唱,乐团以至原话剧作者曹禺的名字都有了。就单单没有歌剧作曲者的名字!?于是有了“歌剧《原野》的作曲者是谁?”的“质疑”。
         今天又看到了四分之一版歌剧音乐会《原野》的广告。这回在一群参与者名字之间出现了歌剧作曲者金湘先生的名字。然而字体小不显眼不说,还排在第三位- 话剧原作者以及歌剧脚本(专业名称应是歌剧脚本,而非歌剧唱词,因为里头的文字不止是唱词而已,还有对白)作者名字之后。
       之前也提及:“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艺术中心的管理层,难道不明白歌剧作曲者是一部歌剧生死成败最关键重要的人物(歌剧脚本作者还是次要),原则上没有作曲者就没有歌剧,也就谈不上之后其他一众演出人等。”
       也许:有关宣传负责人以为从创作先后逻辑上,顺序应为1原剧作者,2脚本作者,3才是作曲者。但却搞不清楚,古今中外,歌剧始终还是以音乐为主,和音乐相比,剧本脚本永远只是次要,剧情往往也只是音乐无关重要的附属框架(功能)而已,音乐和剧情的关系就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歌剧听众也知道他们要求和将得到的会是什么。如果太注重剧情剧力以及原著性,那还不如看原话剧算了。
       有关宣传方面把歌剧《原野》作曲者的名字如此“低调处理”,他们也许不知道金湘是何人?又知不知道这部歌剧的来头?他们不知道这是80年代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划时代(创新),并在中国国外(美国等地)取得巨大成功的歌剧?果真如此,那就很不专业了。
       或许:有关宣传方面以为本地没有人会知道金湘的名字而以为他是个平庸无名之辈,因而会影响票房?但必须明白一点,贝多芬之所以是贝多芬,人们之所以会知道贝多芬,是因为他的作品水平高度,而不是因为他有个“好名字”而已。有关主办方面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也应该大胆的抓住以及负起这个可能“教育”本地观众的契机和责任。不然:如果金湘日后成了“贝多芬”,这次的演出宣传会不会成为音乐史上的笑话之一?
       主办方面如果只对金湘的歌剧有兴趣,而对他的名字没有信心,那是很古怪的一件事。如此怕头怕尾的不如干脆上演原话剧《原野》算了。曹禺名气肯定比金湘大,宣传起来更容易,票房相对也更安全(?)。
       只是:我们最终最关注的是艺术,还是票房? 如果是票房,那开演唱会演音乐剧就可以了。 如果是艺术,我们就要懂得如何尊重艺术家。
       许多事,“懂得”是个关键,困难是在本地,懂得学位的人多,懂得学问的人少,尊重学问的人更少!于是我们便常常都会听到“古怪歌”!   

2.2.2015

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拜托,请饶了祝英台吧!
       昨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记者何惜薇的国会侧记- 盛港西版“祝英台”。
      据报导:“善于用比喻来解释政策的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昨天出乎意料的在国会上以梁祝的故事,说明正如没有人会想到在都是男人的私塾里的祝英台是个女儿身,建屋发展局在把盛港西庙宇地段出售给私人公司发展时,也确确实实没有预料到逐利的公司会来参加非盈利工程的投标。”(疑问是: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无人为。所谓的“逐利的公司”若非看准了有利可图,会来吗?)
       世上“没有预料到”的事太多了(作为政府领导,能以此为理由吗?),天灾人祸恐怖分子,简直举不胜举。别的不说,就譬如近期种种和飞机有关的不幸的事包括韩国航空公司总裁千金的事件,连当事人都始料未及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
       或许,刚刚发生又令人“没有预料到”的事,是“祝英台事件”- 怎么就把古代传说中祝英台这个敢于反抗旧礼教,对爱情忠贞不二的可怜女子和不良商家对上了呢?!如果一班忠臣里出了个“没有预料到”的奸臣,是否也可以以“祝英台”来形容之?
       这件事不禁令人想起了前些年大选时期本地部长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部长以为别人把他当成猛兽)以及台湾陈水扁的“罄竹难书”事件(陈水扁的问题后来倒真是“罄竹难书”),那时有个台湾教育部长来为陈水扁打圆场。这回出了个“祝英台”,居然也有些无耻之徒试图救场解围,但看来是越描越黑,越帮越忙。最终,这又算是那一门子的幽默,没有品味品位的幽默还能算是幽默吗?
       国家积极推行的双语政策,是否也要讲求点文化水平?政府领导人是否也要以身作则来体现这一种精神?只是我们现有的领导人里又有几个真正称得上精通双语的?更别说真正的双文化!
       前面提到品味问题,据说有钱可以买到品味。但那毕竟只是外在的品味而已,真正具有修养内涵的“品味”或“品位”还是要靠个人诚心诚意的努力和追求才有可能得到。
       就有如:有些意气风发,财大气粗的官僚说:翻译有何难?我们有的是钱!问题是如果你不懂,又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否花得冤枉?
       扯得远了,无论如何,祝英台总算是个人们心目中的古代烈女,身世也堪怜,就饶了她吧!同时:许多人都喜欢《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如果一边听,一边联想起部长的另类幽默和无良奸商,那该是多煞风景的事?!

31.1.2015

2015年1月29日星期四

也谈华校生的“悲情”
       在网络《新国志》上看到署名“科技达人”的文章“如何让华校生跳出时代悲情”。其中有些文字不禁令我这个昔日华校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作者说:“当我看到严孟达先生在星期天所写的文章内容中,提到老一代华校生过去受到委屈和某个程度上的歧视,给他们心理上留下伤痕:但时值国家独立半世纪,应该是他们跳出悲情的时候。我看到这段内容的那一霎时,是…... 作为最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严先生自然会(作者真的相信?)站在比较高的标准(位置?)来看待社会上所发生的许多事。但我对这篇文章的评语是--空洞,不着边际,缺乏强有力的论据。”
       “如何让华校生跳出时代悲情”作者对严文的评语是很客气包容的。只是从“空洞,不着边际,缺乏强有力的论据”的字里行间却让人感到一种无际深沉的压抑。
       从前的读书人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除了懂得什么叫洁身自爱,更懂得何谓廉耻,以往的华校生无论能否身体力行也明白个中情操以及内涵。当年傅雷教训儿子傅聪时说:“成为一个好的钢琴家之前,要先是一个音乐家和一个艺术家”。同样的,要成一个“贤人”,应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诸如此类的做人道理,在传统的华校课文,甚至连环图书里也比比皆是。当一个人为了生活生存而不得不口是心非时,是可以理解的(虽不一定能谅解),只是当无需再“为虎作伥”了还满口虚假的“仁义道德”,这又让人“情何以堪”?!
       在本地,如今除了“残余”以及垂垂老去,争气或丢人现眼的华校生,只剩下一些声称和传统华校(精神)划清界限的中青年“假华校生”(气质上有点像假洋鬼子的那种)。为何要划清界限?据说因为这些人认为他/她们不必要,也不需要去揹这个传统的“包袱”。或许,事实也证明了这对他/她们的前途有利。
       最终,还是老话一句:华文已经大势已去!如今或许还加上个华校传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导演张艺谋曾说过:“死猪不怕滚水烫”,还有什么悲情可言?!

29.1.2015
从台湾“去中国化”谈起
       台湾的政治生态环境似乎就像一盘乱局,前一阵子,“去中国化”在绿营的起哄下,居然有“孙中山是外国人”之说!真可谓匪夷所思!
       在昨天的联合早报新闻里,张志贤副总理提及(据报导):“我还记得祖母以前会用潮州话说,“我们华人”,我就会打岔说,“不,应该是我们是新加坡人”。这就是当时不同年代的人的身份认同。”
       以上的话不禁令人联想起台湾的绿营心态。
       张志贤副总理想以“新加坡人”的统称来团结所有新加坡人的心意是显而易见的。而台湾绿营则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和中国大陆划清界限。国情诚然有别,但两者在“去”的过程中似乎都无可避免的带有不同程度的“分化”味道。
       然而,如果台湾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中华民国的“国籍”在国际上又不被普遍承认(?),那“孤悬海外”的台湾人也只能算是“海外华人”(或“华侨”)之一了。除了一个直系的中文传统文化环境,和台湾人嘴里的新,马,泰等等“海外华侨”仿佛也分别不大?这是那些一向带有某种优越感的的台湾人所愿意的吗?
       这种种“去”这“去”那狗皮倒灶的事,几乎都和政治或权力斗争有关。搞政治的人,为了某种目的,有意无意或刻意的“数典忘祖”,这又何苦?最终除了政治准确以外,还剩下什么?既谈不上聪明,也无智慧可言,更没有一点念旧的人情味!
       张志贤副总理的“经历”在本地肯定并不孤独,也有一定的“追随者”(和我们的“优质教育”有关?)。台湾的“有关”情况和本地的情况在内涵层次上虽然还有段距离,或许不能相提并论,但两者本质上却有共通之处。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或“鸵鸟情结”也好,都是一种不敢或不愿面对现实事实的懦弱和虚伪。诚然,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但这并不代表他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问题是,这种事一旦来到政治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控”。
       最终,谁是祖宗,大家都心知肚明,也改变不了。如果就因为“共产党”也是炎黄祖先的后代,为了反共(或因为中文难学)而不认祖,指鹿为马的把同胞(还是国父身份!)当成“外国人”!这除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是否也是“祸延先祖”的一种?有没有想过下一代也会有样学样?

28.1.2015

2015年1月26日星期一

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标题“张志贤:要求年轻人为年长者医保买单不公平”的新闻报导。
       张志贤副总理说(据报导):“许多国家向年轻一代征税来支付上一代人的医药开支,纳税人与接受医药福利的人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这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
       上面这段话表面看来(或者根据我国的情况)似乎不无道理,只是不同国家的国情文化不同,处理事情甚至道德的标准都会不同,或许不能一概而论?
       同时:如果我是“年轻人”,我现在缴税来支付上一代人的医药开支,日后我老了也就可以理所当然以及心安理得的“享受”下一代年轻人的“贡献”,这种因果关系有什么不对吗?天真一点的说:这里头还有个敬老的“机会教育”玄机,和所谓的“不负责任”又能扯上什么关系?另外来说:除了国家,年轻人难道就没有义务或意识去照顾年老的一辈(建国一代?)吗?我们整天标榜儒家思想,怎么就没有听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句话?新加坡国家小,气量也小?
       针对新加坡人身份认同发表看法的同时,张志贤副总理也提及(据报导):“我还记得祖母以前会用潮州话说,“我们华人”,我就会打岔说,“不,应该是我们是新加坡人”。这就是当时不同年代的人的身份认同。”
       不知道“这就是当时不同年代的人的身份认同”的“当时”是什么年月?“身份认同”或许也因人而异吧?(就有如副总理和他的祖母)无论如何,虽然有点琐碎,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是新加坡华人”。因此,张志贤副总理和他的祖母其实都没错,只是一个比较注重血统感情,一个比较“政治准确”而已。就不知道副总理当时和祖母对话时年纪多大,祖母当时的感受又如何?但祖母毕竟是长辈,在华人的传统礼教里,长辈讲话时,后辈打岔,是不是有点没有礼貌?何况,这后辈并不见得一定对。
      执政党政府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政绩表现,不幸(?)却常常给人“主观”,“固执”以及“倨傲”甚至“笨拙”的感觉?政府也时常强调“任人唯贤”。实际上“任人唯贤”除了务实理性,处理得当,也是一种文化道德方面的正面教育- “贤者”的言行就像是一面镜子或一把两头利的双刃剑!
       也许,政府在担忧“民心”或痛心有些人“忘恩负义”之余,也应该检讨一下对一些事情的表达方式以及态度?不然到头来很容易“好心没好报”!

27.1.2015

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

歌剧《原野》的作曲者是谁?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半版滨海艺术中心呈献歌剧音乐会《原野》的广告。广告内容从主办者,音乐总监,导演,独唱,乐团以至原话剧作者曹禺的名字都有了。就单单没有歌剧作曲者的名字!?
       你可以想象在全世界的任何有名堂的演出场所,有任何歌剧或大型音乐作品上演时,在宣传上忽略了作曲家的名字的吗?看来这个“世界第一”是非新加坡莫属了。只是以一个国家级的艺术中心而言,这除了对作曲家不敬,也明显缺乏专业形象和精神。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艺术中心的管理层,难道不明白歌剧作曲者是一部歌剧生死成败最关键重要的人物(歌剧脚本作者还是次要),原则上没有作曲者就没有歌剧,也就谈不上之后其他一众演出人等。
       如此轻重不分以及本末倒置(也许连本末倒置都谈不上,因为连“本”都没有!),仿佛有如我们在谈到新加坡时,对李光耀先生只字不提一样?合理吗?(当然:这种事肯定不可能会发生,因为有关管理层可能不知道歌剧《原野》作曲者金湘先生是何方神圣,但一定知道李光耀先生是什么人)这又是不是“忘本教育”的一种体现?!
       主办当局滨海艺术中心应该算是最能代表新加坡的文化硬件之一,在设备上也属世界级,只是看来在“软件”方面还有待加强,最低限度在有关文化方面。滨海艺术中心在演出时对观众的入场次序等等有挺严格甚至令人感觉官僚的要求,但为何在对待艺术家时却没有应有的敏感?
       看来,新加坡不是没有艺术人才,也不缺钱(会不会用钱,有没有知人之明是另一回事),而是缺乏艺术管理人才,更缺乏艺术管理人才的“伯乐”!说到底,也许还是一个态度和诚意的问题,这是任何口号所无法掩盖的事实?可悲的是,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内涵高度!
22.1.2015

       

2015年1月18日星期日

以音乐之名胡乱花钱?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标题“Sing50基金培育音乐人才”的新闻报导:
“由《海峡时报》和《商业时报》倡议下成立,以发扬本地音乐遗产(?)为宗旨的基金,至今筹到34万8000多元。款项将用来购买50台钢琴,供中小学申请作为音乐教学用途” 。
   “教育部长王瑞杰感谢两份英文报倡议成立基金,为本地年轻人献上这份“音乐礼物”。“希望基金能启发人们追逐音乐梦想,通过音乐创作歌颂我们的家园。” (5-60年代的时代语气口号?)
“基金筹到的款项主要将用来购买50台钢琴。这些称为“郎朗系列“的钢琴,是由著名钢琴制造商史坦威(Steinway & Sons)所设计,它们将率先在Sing50音乐汇演上使用…………… 这些钢琴在演出后将赠送给各所中小学校,作为学生的音乐教学用途……..”
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表示:“基金将为学校推展音乐教育提供另一项资金来源,她呼吁国人继续支持基金,协助培育我国下一代音乐人才。”
   我们或许应该先了解一下“史坦威(Steinway & Sons)”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在音乐世界里,“史坦威(Steinway & Sons)”钢琴就相当于汽车里的Rolls-Royces (罗斯莱斯)或者手表里的Rolex ,Vacheron Constantin(江诗丹顿)等等等等!都是奢华顶级的商业产品。一台音乐厅史坦威大钢琴估计价格是新币S$250000左右,通常只用于一流专业演奏或录音。至于“由史坦威(Steinway & Sons)所设计”的钢琴就不甚了了?但终究是名牌吧?但就如名牌汽车手表一样,里头还有个不能忽视的使用以及保养问题,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乐器的“寿命”,当然终归又是个钱的问题!
   关键是:我们在国立杨秀桃音乐学院里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史坦威钢琴(也许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史坦威钢琴的音乐学院之一?),南洋艺术学院音乐系主要也只是用Yamaha钢琴,许多专业钢琴演奏者,教师家里头用的也只是Yamaha或Kawai这一等级的琴,为何我们普通学校学生需要这些“奢侈品”,难道是要培养孩子们的“高级品味”或“品牌意识”?一般学校音乐课需要用到这么好的钢琴吗?(其实如今除了钢琴或合唱课,钢琴似乎已经是可有可无了)音乐人才真需要如此培养吗?究竟是内行讲外行话还是外行充内行?!
   实际上,就算事业“飞黄腾达”如郎朗,在他当年未露头角之时,用的也只是普通的竖式小钢琴(可能还是中国国产钢琴)而已,这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和/或他的父亲“追逐音乐梦想”。(如果还未读过,建议部长们或许应该读一读郎朗的个人传记,这是一本非常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书)
   今年是SG50庆祝年,政府在许多方面大把送钱,诚然是“皆大欢喜”以及“万众欢腾”的事,或许不应扫兴,只是其中有些“机会教育”的玄机似乎被轻轻的忽略了。
   最终,“皆大欢喜”之余,有些钱是否应该花在一些更有实质意义的事情上?

19.1.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