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荣心”说起

                  

        最近联合早报和我做了个访谈。访谈登出的隔日，《想法》版的“三言两语”摘录了其中一段话：“可以写一首曲出来，那种心情笔墨难以形容，非常兴奋。那个年代，我感觉人们更尊重作曲家和艺术家，所以除了兴趣以外，或许还有一点点虚荣吧。”

        所谓的虚荣心，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但或多或少，人人都会有，有积极性的虚荣心，可以是进取的推动力。不切实际的虚荣心，到头来也只是一阵“虚荣”而已。

        虚荣心的起因，往往是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认可以至尊崇。之所以能获得认可尊崇，可能是由于才学能力或物质财力。情况是，越是古早，越多人尊敬读书人。当然内心尊敬大财主的也大有人在，但一般很少明言，以免让人耻笑。于是有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前后辉映，今天的名句则是：钱并非万能，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

        说到从前的人更尊重作曲家和艺术家，其实普遍上，从前的人更尊重老师，校长，长辈以及有学问的人。别说校长，从前的老师，都备受家长尊重，学生敬重（甚至惧怕），社会倚重。当年老师们意气风发，后辈学生看在眼里，有样学样，也想将来当老师，其中也不无“虚荣心”吧？曾几何时，情况却急转直下，今时今日，看看周围，有多少人还有这样的“虚荣心”？！

        从前的长辈，无论在家在外，一般都能得到年轻人的尊敬，虽然亲疏有别，但称呼礼数都“分门别类”，严格考究。年轻人看在眼里，久而久之不禁产生了“虚荣”的幻想：有一天我老了………..嘿嘿！曾几何时，情况却急转直下，今时今日，看看周围，无论尊卑，也无论辈分，都只落得个uncle 或auntie ！于是时下的年轻人，都很怕老，当然更不可能有这方面的“虚荣心”，最后宁愿变成（或妆扮成）“妖怪”，也不愿人家称之为uncle 或auntie ！

 

       

31.3.2013

评论与访谈

                  

        最近读由沈金梅选编的《听傅雷谈艺术》。

        谈到评论，傅雷说：…………钢琴家提琴家可以收门徒。专搞批评的人倘使低能，就没有别的行业可改，只能一辈子做个蹩脚的批评家，或竟受人雇佣，专做捧角的拉拉队或打手。不但如此，各行各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一朝没有出路，自己一门毫无成就，无法立足时，都可以专业为批评家；于是批评界很容易成为垃圾堆。高明，严肃，有良心，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家所以比真正的艺术家少得多，恐怕就出于这些原因…………。

        傅雷又说：………… 也有很多情形，人家对我的评论与我自己的批评并不对头：人家指出的，我不认为是毛病；自己认为是毛病的，人家并未指出…………。（这大概是许多演奏家都会面对的事！）来到访谈，上面的话也许会变成：………….也有很多情形，人家对访谈的侧重点与我自己的“兴趣”的并不对头：人家提出的（问题），我不认为重要；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人家并未提及…………。

        评论和访谈看似不同的两件事，但有时候由于种种“阴差阳错”，就会和《仲夏夜之梦》里的情节一样构成误会或误导。来到访谈，如果纯粹只是被访者的不善表达，或访问者的低能，那还情有可原。如果访问者狐假虎威的抬高姿态或一心只求满足自己的“私欲”，又或别有用心，那就和一个演奏家利用音乐作品，甚至不惜歪曲作品来表现自己一样，除了不专业，也缺乏良知。

        最终，无论看法有多准确或多荒谬，评论一般会有比较多的个人主观在内，这往往也是“趣味”所在。访谈的最理想结果应该是“三赢”- 访者以及被访者都满意，读者也能够得到有益和正确的信息。但现实里，访谈的双方，强势和弱势甚至“官僚”的情况还是存在。临了，也只能选择to be or not to be 而已。

       

      

30.3.2013

面包师的奇遇

                  

        近日台湾世界冠军面包师吴宝春因为心想修读EMBA，但在台湾本土“求学无门”而改报新加坡国立大学，因而引起台湾方面以及新加坡大学之间的无形拉锯。

        新加坡国立大学慎重其事，不嫌麻烦的派员专程到台湾审核吴宝春的（入学？）资格一事，被媒体渲染成新加坡积极抢台湾人才，更惊动了台湾总统马英九，甚至（可能？）牵动了台湾的教育体制。

        这事引起了个人的一些疑惑和不解：

 

（一）吴宝春先生在事业上已经有了“世界级”的成就了，其“求学心切”和“上进心”真需要一张文凭来证明或锦上添花吗，他之前所受（医生世家师傅所教）的各方面的饮食和文化熏陶，不是更精彩和实惠？

（二）     如果吴宝春先生不是世界冠军面包师，而只是一名普通面包师，台湾方面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会如此“重视”他吗？这里头又有多少人情“势利”以及教育“市场”的成分和考量？

（三）     从前都说教育的目的是“作育英才”，如今这事会不会最终成为了“英才”“作育教育”的一个例子？这又是颠覆还是创意？

 

        或许是个人的天真与过虑，但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当“某些人”对“嬉皮士”的长头发不以为然甚至感觉不安的时候，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怕的不是“嬉皮士”的长头发，而是这“长头发”所代表的“东西”。

        是否同样的：如今，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台湾方面争的也不只是一个“面包师”，而是这个“面包师”背后所代表的“东西”？然而：争到了，就是教育的成功吗？

      

25.3.2013

受害者？

                  

        昨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有关“雏妓案”里的雏妓出庭供证的报导。据报导：卖淫女生由于案发时尚未成年，基于司法公正（是否更正确的来说是按照“法律条文”？），应受保护。因此开庭审讯时，公众不能进入庭室旁听，媒体也不能报道。

        看了有关的两则报道，有点迷惑：究竟何谓“受害者”？

        按一般情理，所谓的“受害者”应该是在某些事情上，受到别人的无理打击或恶意伤害，从而造其成在精神，物质上的损伤，损失，而显得悲惨无助。同时：他/她们如果精神正常，肯定不会愿意继续再“受害”。

        只是根据报导（联合早报20.3.2013新加坡）：“受害”的雏妓，并不只一次自愿“受害”（21.3.2013报载：约半年内接客80人！），在“受害”的两年间，还从中赚取了4万3400元（实得2万1700元）（注1）！其间除了隐瞒自己的年龄，更要求有关“龟公”介绍更多顾客（害更多人？），并调高服务费（注2）。世上居然有如此“努力不懈”，“积极主动”的“受害者”？

        如今：法律保护她，原谅她（年幼无知），更认为她该受到“应有的尊重”，有关辩方律师在庭上甚至被阻止直呼该女生所属行业名称（明明是干这一行的，却不能直说，那又应该如何称呼归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否有关主控官自己也认为这个行业的名称“不堪入耳”？），这究竟是什么道理？！（注3），只因为她犯案时未满18岁，而按照法律条文，她便自然是年幼无知（？）。如果换成是一个杀人犯，强奸犯，汉奸或卖国贼，但未满18岁，按照同一条文，法律是否也要保护他/她，原谅他/她（年幼无知），同时也让他/她受到“应有的尊重”- 不能让人“侮辱”他/她？

        法律条文保护雏妓，但有没有考虑过是否也应该保护那些倒霉“嫖客”的亲人，妻子以及他/她们未满18岁的儿女呢，他/她们的儿女岂非也是“受害者”？也更清白无辜？

        时常搞不清楚，在法律里，到底条文更重要呢，还是情理更重要。法律条文一定就能保证公平吗？假设法律条文不能保证公平或没有绝对的说服力时，情理和条文，哪一样又是比较“强辩”？

        是否，最终还是和辅华中学前校长王建春所说的：“当道德与法律有冲突时，道德得让位”异途同归？！（见拙文《廉耻 道德 教育》）

 

注1：根据联合早报报导（20.3.2013焦点）：“律师指出，雏妓目前20岁，通过卖淫共赚取4万3400元，她本身获利2万1700元，雏妓和龟公共谋欺骗被告，隐瞒她的真实年龄………………. ”“雏妓并非被迫卖淫，也没受到恐吓…………..” 。

注2：根据联合早报报导（20.3.2013新加坡）：（陈文涛说）“………… 加入陪游网站后女生要陈文涛（龟公）介绍更多顾客，并调高服务费………”。

注3：根据联合早报报导（20.3.2013新加坡）：“主控官卡薇达副监察司说，在法律下，卖淫未成年女生是性罪案受害者，称呼她们为“妓女”，对她们是一种侮辱。”

      

21.3.2013

“邦女郎”！

                  

        每次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含有“邦女郎”（注）字样标题的新闻，总难免要叹息！联合早报似乎乐此不疲？每回有同一庭案报导，都出现这个“辞眼”，这两天“又来了”！

        或许对记者而言，就和成语的应用一样，这是一种让读者“心照”的处理手法，既“方便”也有“创意”。只是作为一个读者，读报看到同样的字眼不断一再重复，除了缺乏“新意”，也令人厌烦。如果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新文化”，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缺乏品味（tastes）的“次文化”罢？

        从一个读者和新闻报导外行的角度，也不禁有点迷惑：新闻报导不是主要要求真实准确吗？联合早报并非一般小报，林新邦的案子也不是什么娱乐花边新闻，有必要如此“不厌其烦”的上色渲染，哗众取宠吗？

        另外，不知媒体有没有想过，每个人的姓名都是父母所赐，理应尊重。记者报导新闻或由于工作，生存所需（？），但在别人遭逢不幸时，还不断的拿人家的名字来“开玩笑”- 给控方证人取“花名”，“外号”（把自己的幸福甚至“快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应该吗？请想想，如果这人是你的兄弟姐妹或亲友同事（天知道难保有一天？），你又会有什么感想？

        如果有关媒体真认为这是“无伤大雅”，作为一名长期忠实读者，我愿意以下面几句与媒体共勉：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早报晚报，终须有报

      

注：所谓的“邦女郎”显然指的是Bond girls ，也即是西方间谍片集里“占士邦女郎”的意思。而“邦女郎”代表了什么？记者如此“形容”又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判断”吗？这就耐人寻味了。

 

      

20.3.2013

廉耻 道德 教育

                  

        动物除了不“善于”各式笑容之外，也不会脸红（因为没有必要），它们之中也许有忠诚，念旧的表现，但大约不会有（人类的）廉耻的观念。动物如此，并不会招人非议。可是人如果连廉耻都不懂或顾不上，又可能会有忠诚念旧的品德吗。如果这样，岂非猪狗不如？！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同时看到三篇没有直接关连的文字，却让人联想到“因果”问题。

        首先看到的是《四方八面》版的专栏文章“世风日下”。里头描述了作者亲眼所见，时下一些年轻男女在公众场合我行我素，“毫无廉耻”的作风表现。（作者的形容是：简直下流！真是不堪入目呀！）

        接着又看到标题（之一）“乒总前会长失信案”的新闻报导。如今“失信”之事层出不穷，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当读到：“王建春（辅华中学前校长）被逼问下说，即使应该遵守承诺，但“当道德与法律有冲突时，道德得让位”。“这一段时，不禁有点吃惊和不解：法律本质上不是要维护，甚至“管理”道德的吗？怎么会和道德起冲突的？这不是“窝里反”了吗？道德缺席的法律又是什么法律？！道德不是法律的最高目的吗？法律是道德的主宰？这是（前）校长的道德逻辑吗？

        在这页新闻的背面，赫然是大标题“王瑞杰：让教育制度为所有人带来希望”的新闻报导。不由想：我国多年以来的“教育”目的，方向是什么？又能给“所有人”带来怎样的希望？

        近来，除了多次看到校长、老师、教授、高官等等在道德面前“落马”之外，当然也看到本地大学国际排名的晋升。只是，从前没有大、中、小学校“排名”的年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水平似乎比较高，也比较懂得所谓的礼义廉耻。

14.3.2013

心境

                  

        日前和一位年纪稍长的友人闲聊，谈及退休。

        有些人忙碌一辈子，很难想象“静”下来之后的景象。无法面对退休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一旦停止工作，平日的一些社交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许多人的社交活动，往往也和工作有牵连- 不再是同事之后，见面机会少了，朋友关系也会渐渐改变。

        这里头也不无心理平衡的问题。如果你不再是上司，主管，教授，校长或总经理时，会不会对别人或前下属一些以往不以为意的动作，行为产生“敏感”？此外，也有对权位的恋栈，对“众叛亲离”，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悲哀和恐惧，对财源锐减或中断，但同时医药（费用）增加的担忧，这里头甚至还包含了种种因人而异甚至“因果”问题 ………. 退休真不简单！“魂萦旧梦”更是许多人的心痛和折磨。

        该友人认为：一旦退休年龄到了，就算没有经济上的问题，也不会停止工作，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去做一些“低下”的职务。原因是除了担心终日“无所用心”会导致老年痴呆以外，镇日无所事事，也会让让亲友“另眼相看”，自己也感觉窝囊！（不“窝囊”就一定会开心吗？最终会不会反而为了不“窝囊”而显得窝囊？）

        对于应该经常“找题目”动脑筋（就如这一刻的文字堆砌），个人倒是认同的。至于别人眼里“无所事事”，“不事生产”或“不务正业”的不屑（？），却觉得无需介意。

        并非阿Q，毕竟已经“奋斗”过，在剩余的岁月里，如果自己能活得开心，又何必理会别人怎么想？务实点来说：毕竟人还是先要“照顾”自己的意愿和感受，自己能心境开朗，身体健康，才有望能“达己达人”或进一步“利己利人”而不致连累他人。

        最终，只要不损人利己，能常常“无所事事”而怡然自得，没有丝毫压力，不安和亏欠之感，更不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有生之年，天天能和日月树木一般安然无恙，便是一种福份和自信。

        这只是自勉，也希望和朋友们共勉。

       

       

      

12.3.2013

为什么？

                  

        日前有朋友传来一些环绕在“为什么”？（WHY？）的英文趣味文字。如省略或缩短之意的abbreviated 为何字体如此之长？为何医生（doctor）以及 律师或检察官（attorneys）把他们的工作叫做有“练习”或“实习”之意的practice？为何柠檬饮品通常都是以人造味素调味而洗洁剂却都标榜真柠檬？等等等等…………。

        其实在音乐里，类似的事比比皆是。例如：前奏曲（prelude）不一定有“下文”，间奏曲（interlude）不一定有“前因后果”，诙谐曲（scherzo）不一定就诙谐，幽默曲（humoresque）里或许更多是忧郁！练习曲（etude）也许更像是独奏曲（solo），而有所谓的“卡农”（轮奏曲Canon），其实却是变奏曲（variations）。

        世上的事，就如最近的“挂牛头卖马肉”，向来都层出不穷，只要一旦成为“约定俗成”，人们也就大而化之的视为理所当然了。只是在现实里，除了医生， 律师或检察官的例常practice之外，政治家以及媒体人等也时常在practice！

        无可奈何的只是：天真或无知的芸芸大众往往都是被用来practice的最佳对象。

       

11.3.2013

还是教育的问题？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有关“人口白皮书 早报对话会”的对话记录。

        有关对话多围绕在新移民课题上，但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其中一位参与对话的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学生的“语言”。

        在这位陈姓学生的发言当中，可以感觉她对政府一些政策和沟通方式的不以为然。我想这也许多少也反映了（为数不少？）其他同一代年轻人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原不足为奇。问题是：在一个人民基本上都生活安定的国家，为什么一个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会如此“自我”- 对政府只有不满的批评，而没有一点感恩和体恤的表示？！就连对新加坡的“整齐”也反对！？我想：该学生大约不会不喜欢国泰民安罢？然而国泰民安的景象是“整齐”还是“乱”呢？既然自称“不是一个很关心政策的人”，为什么会参与对话会，又为什么会被邀？？

        我们往往会以一个孩子的行为举止评价其家长，从这个学生的说话当中，我们又是否会怀疑教育的偏差？

        更有甚者，当提及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时，该位学生居然直呼其名，还把李夫人称为李先生的“老婆”！我想：对话会并非是私下闲聊调侃的场合，无论你是否喜欢李先生或李夫人，他/她们最起码都是长辈，而且是不寻常的长辈。作为一个读书多年的大学生（还是传播与信息学院学生！），如果不懂得这种对人的基本礼貌和尊重，除了语言不得体，也凸显其自身教养问题，更同时说明了某种教育上的失败。

        不知道有关对话会负责人有没有注意到以上这些？还是他们认为这无伤大雅或对该学生言行表现表示认同？！

      

4.3.2013

新加坡人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标题“首位新加坡人总裁陈东海期望星和本地化”的新闻报导。

        据报导：星和公司（StarHub）新任总裁兼执行董事长陈东海先生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访问时，首先（！）做出这样的表述：“我是货真价实的本地人，并且引以为荣。我生于新加坡，在邻里学校和本地学院读书，在加入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工作之前，我服完（完成？）了国民服役。确实，我对自己能够身为（干脆说“是”不就得了？）一个星加坡人很感恩。”

        刚上任的大公司总裁接受记者访问，还未谈及业务发展，便“首先”声明强调自己的新加坡人身份以及感受，不免有点耐人寻味，也不禁让人猜疑：是否之前在“外国人”“管辖”下憋得久了，终于“出头”，情不自禁而有感而发？（不知其他还在“外国人管辖下”的本地人是否也有如此感觉？）

        陈东海先生又说：“我希望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如果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在本地受教育的人，能够成为本地股市一家大型公司的总裁，他们可以发挥的空间是无限的，就像蓝天一样。”“同样的，我也以星和作为一家本地公司为傲。我要使星和尽可能地像一家道地的本地公司 ………….. 。”

        陈东海先生今日的事业成就相信会激励许多新加坡人的进取心。只是新加坡政府除了强调任人唯贤，也欢迎外来人才。在最近出炉的“白皮书”预期下，到了2030年，新加坡人口也许会增至690万。我不清楚陈东海先生所谓的：“我要使星和尽可能地像一家道地的本地公司”具体是什么意思？是指公司营运风格本地化（就好像本地绘画或华乐里的“南洋风格”？）？还是员工清一色都是新加坡人（而且都是土生土长的）？若是后者，除了似乎不很“配合”政府的政策，也会令人感觉有点排外。

        最终或许，陈东海先生的坦然“表态”，只是希望新加坡人对星和的感觉比其他同类竞争者更亲切而已。

      

2.3.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