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今天（5.10.2011）在联合早报“现在”版看到了本地“波普”艺术家罗杰翰的访谈文章。访谈还附录了另一位年轻艺术家陈俊达对“波普”艺术以及“深度”的看法。

从种种现象和迹象看来，今天的视觉艺术和音乐（包括古典和流行）的定义，要求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甚或背道而驰，这就有如现今有些音乐家可以不谙乐理和不熟悉经典，视觉艺术家未必会画素描的情况一样，关键是：你有没有一条可以点石成金的舌头 - 有办法“卖”（或推销）你的作品或点子。前些时候有流行音乐人把听众比喻成“鸡”和“猪”，殊不知在所谓的艺术殿堂或艺术市场里招摇叫嚣，自以为是的许多有财，有权之士，除了对价钱不含糊以外，实际上也许也和所谓的“鸡”和“猪”相差无几。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不只是人，艺术也一样，由于人性复杂加上人多口杂，很多事一时是很难分清黑白的，但只要“声量”够大，指鹿为马的事却倒有不少。只是有些事虽说见仁见智，但在比较，对比之下也有高下之分。就例如把罐头午餐肉和真正的高级餐饮相比，除却感情因素，孰高孰低（不一定就是优劣）几乎是无可争议的。

总觉得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是无需吹嘘或解释的，就好像常听到的：“Let music speak for itself ”一样。历史经常告诉我们：（虽然或许有人并不在乎）终有一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艺术就和生活一样，许多的真相最终往往也还是要由自己去发现，问题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决心去发现。

好些当代视觉艺术作品，通过了讲解，让我们了解了其背后的涵义，感觉作品的巧妙。但一个有深度，高度的艺术作品，除了超越巧妙，还能令人感动和净化。这是试图通过语言所无法达到的，就犹如没有人能真实的形容茉莉的芬芳。

5.10.2011

语文和语言

日前（27.9.2011）在联合早报“交流站”看到了黄国全先生的文章 -“香港的双语教育值得参考”。

黄先生在文章里间接比较了香港和新加坡的双语现状，有一定的观点。但在“交流站”站长的话字里行间，站长先生对于黄先生所提出的一些“香港优于新加坡”的看法似乎有点不以为然。

也许是见仁见智，只是站长先生把香港的双语政策形容为“两文三语政策”则显得有点画蛇添足。若真如此，除非全面禁止方言，不然，中国现在全国实行的便是一文多语的政策？

其实：真正有生命力的语言（包括文字和口语），无论是普通话或方言，一旦脱离了文字，只剩下口语部分，便没有多大的发展和传承希望。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一样（例如本地华族峇峇的传统文化）。而黄先生所提及的香港粤语和普通话都和文字有不可分割的直接关系。和新加坡（广东话）不同的是，无论在文化水平的高度和深度上以及实用程度，粤语在香港并不仅仅是一种口语方言而已，就算没有了普通话，如果不脱离文字，粤语还是会很强劲的生存下去的（据说粤语一度还差点成为了中国的国语呢！）。我想黄国全先生所谓的双语除了英语以外，普通话或粤语（或许）除了政治因素或感情因素以外，在语言的意义上是没有分别的，他们也都是不折不扣的中文。

如果以讲普通话的流利程度为标准来评定一个人的中文水平，那也许身为广东人的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中文水平便有待考证了？另外：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也还没有迹象要把方言口语也赶尽杀绝。

因此，联合早报“交流站”站长先生说：“尽管（香港）中英文水平都在下降”是有问题的。除非站长先生能证明香港的粤语水平目前正在下降式微（类似本地的华文情况）。因为站长先生也说了：“这（粤语）也是港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辩论、思考等等的主要语言”。

黄国全先生最后引用了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的话：“要在新加坡生存，没有英语会很辛苦，没有华语则一定会后悔莫及”。个人感觉：如今在本地，不懂英语固然会很辛苦，但没有华语则不一定就会死人或后悔莫及，除非你想和中国做生意者或出来竞选。如果是这样，不懂各种华族方言或者马来话淡米尔语也将会令你后悔莫及。

外一章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联合早报开放给读者发表意见的“交流站”出现了如此声明：“谢谢读者的来信/投稿，谨此通知，本报保留发表时删节和修改的权利。向《联合早报》投函/投稿，将被视为您同意授权本报，在无偿的情况下，通过任何媒介，将您的来信/文章存档，转售（！）或重复使用”。

也许最终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局面，不知这是否是联合早报的“创举”？但作为“服务”本地目前日渐“消瘦薄弱”华文读者群的唯一一份华文大报，难免令人（包括忝为其“衣食父母”的读者）有霸道、小气、贪小便宜和占人便宜的感觉？！

30.9.2011/27.3.2024

觉悟？

昨天在联合早报言论版看到了韩山元先生的文章 -“关于政治觉悟的商榷”。

恕我愚钝，看了韩先生洋洋洒洒的长篇文章，所能归纳出来的也只是“理智”和“务实”四个字（或者还有“识时务”） 。

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不知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对政治的“觉悟”？）。我想这并不是说搞政治的人都是肮脏的，而是搞政治的人都有如清道夫一样：要面对“工作”中无可避免的肮脏龌龊“人为事物”。

人在江湖（或在“屋檐”下），为了“大局”，有时不得不忍气吞声和“随波逐流”（因势利导的放弃个人尊严和做人原则甚至正义感）！但他/她们肯定对政治有一定“悟性”，这和一些报章评论员“做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经”以及有意识的敲锣打鼓的心态和“境界”是很不一样的。

并非咬文嚼字，但我总感觉“觉悟”这个字眼用在政治方面似乎有点“古怪”，因为“觉悟”仿佛是一种比较类似宗教信仰的“现象”，就有如台湾阳明书局出版的辞渊里所说的：开悟 = 开通觉悟。如果真要坚持“政治觉悟”，信手拈来，够格的也许只有老子（不是“我”的意思！）的“无为而治”或“不治之治”和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并不“务实”或“识时务”）。如果把“政治觉悟” 改为“政治醒悟”会不会更恰当些（根据字典：“醒悟”有经一事长一智的意思）？

对于其他对政治冷漠者或大选投废票的人，其实也不必过分责难他们。最低限度，他们基本上还是老老实实的，也没有感情用事。充其量，他们只是因为对足球赛（可能有此喜好，韩先生提到了足球（注））缺乏热情和兴趣，就选择不入足球场而已。如果他们“乱乱投票”不是更没有责任感和道德吗？另外，这也算是民主和个人自由的一种吧，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就不知韩山元先生本身有没有“政治醒悟”（或“政治觉悟”？）的经验？

注：这似乎也不是一个好比喻，因为从很多事例看来，足球赛除了是一项可能令参与双方（球员与观众）失去理智的运动，有时还与赌博挂钩，将它和政治混为一谈，会不会越描越黑？

28.9.2011

歌唱课

最近和一些中，小学生上视唱练耳（Aural training）课时发现，现在的学生对一些经典世界民歌的认识可说是近乎无知！令人惊奇的是连一些所谓的“爱国歌曲”也不是很熟悉！

不知道从前（上世纪5 - 60年代）的英校有没有歌唱这一节，但当年我读的华文小学每星期至少会有一节。

上歌唱课时，音乐老师每次都会分发油印的简谱歌纸给我们。由于我们一般都只会看（中文）歌词，不会读旋律谱，老师便把歌曲旋律在钢琴上弹给我们听，一句一句的教我们唱。等到都学会了，老师便以钢琴伴奏我们的“大齐唱”。

如此这般每星期都至少学会一首新歌，几年下来，唱过歌曲数目也挺可观的。这其中便有许多世界各国民歌。例如：东欧苏俄民歌“纺织姑娘”，“幻妮塔”，“三套车”。波兰的“波兰圆舞曲”，捷克的“跳吧，跳吧”，阿尔巴尼亚的“含苞欲放的花”。西欧北欧国家的民歌有意大利的“桑塔露齐亚”，“重归苏连托”，英国民歌“绿袖子”，“友谊万岁”，“罗梦湖”。瑞典的“海浴”，丹麦的“在森林和原野”（就因为有“森林和原野”，后来竟成了禁歌！）以及美国民歌里包括佛斯特的著名歌曲如“老黑奴”，“故乡的亲人”，“美丽的梦仙”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亚洲（如朝鲜的“小白船”），东南亚（如印尼的“美丽的梭罗河”，菲律宾的“哎哟妈妈”，马来西亚的“Lengkang Kangkong”等等）一带国家的民歌以及中国各省各地民歌（如“刮地风”，“读书郎”，“箫”，“苏武牧羊”等等），著名歌曲（如黄自的“踏雪寻梅”，“天伦歌”，“花非花”等等）便更不在话下。

如今看来，通过唱这些歌曲而接触了许多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同民俗风情文化（甚至有些优良的价值观），多少也为年幼的我们开拓了一些“国际视野”- 至少认识了一些国家的名字。这些伴随着我们青涩岁月的歌曲，许多虽然不是本土或中国歌曲，但大都旋律优美，词意动人。久而久之不知不觉的对它们产生了感情，同时也让天真烂漫的小学生涯留下了不能磨灭的记忆和色彩。可惜在如今这个“没头没脑”或“无情无义”，一味迎新弃旧的时代，这些歌曲已成为了另一种渐渐远去的乡音。

回想起来，当初接触这些歌曲时，老师并没有（时间，条件都不允许）真正教我们任何音乐知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熏陶吧。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并实际参与，无形无意之中却为后来从事的音乐工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注），对音乐听力（和弦，音程，节奏等等）音乐旋律的（好坏）识别，鉴赏以及品味也都有所助益。

现在回头来看，通过轻松的歌唱课来引导学生接触和学习音乐，除了教，学两方面都没有压力以外，似乎也是一种省时省力，事半功倍的“教”，“学”方式，就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和为了什么原因，我们丢弃了这个“务实”和“方便”的华小“传统”！

注：学习音乐从小开始是很重要和关键的，很多生理天赋能力，时间一过便会永远失去而无可挽回。但在上世纪 5 - 60年代，一般家庭的孩子要学习音乐又谈何容易！

20.9.2011

免票

“半票”似乎是多年前台湾人用来形容一般欣赏水平不高的人的一个口头禅。因为当年的（不知如今是否还如此）台湾儿童到剧院或音乐厅看演出只需付一半的票价。

日前（13/9/2011）到滨海艺术中心看来自中国的广州交响乐团音乐会时却碰上了一批似乎比“半票”还不如的观众。

起初，从他/她们的“行为举止”可以看出他/她们绝非交响乐音乐会的例常观众，因此，在不适当的时候鼓掌虽然“无知”（甚至无礼 - 假厉害），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善意而原谅之。只是坐态不雅和音乐演奏当中和邻座旁若无人的交谈等等应属个人的文化水平和修养表现（这里头还有自私的成分，从前的台湾儿童也许教养也不致如此低下），也是一种人的素质的反映。

其实上述这些在如今的新加坡也只能算是见怪不怪，老生常谈了。只是当晚尤有甚者，居然有人（还不止一人）在交响乐团专心一志演奏，其他观众聚精会神倾听时，不顾演出前音乐厅当局的殷殷提醒，毫不犹豫的就公然举起相机，连续拍照。更嫌音乐厅里光线不足，还动用了闪光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些人就堂而皇之坐在台上的合唱席上，隔着乐团，正面俯视着指挥，乐团以及全场观众！在演奏厅里，这种“惊天动地”行为所产生的“破坏性”和“杀伤力”也许只有“恐怖分子”的一些作为可以相提并论！

日前在报上读到关于芬兰（天堂式）的教育方式，这对“务实”，“怕输”的新加坡人来说，也许永远都只可能是个空谈和梦想。从小学到大学的（世界）排名似乎也不能改善许多新加坡人的文明素质，所谓的“文艺复兴”更是“本来无一物”和遥不可及！这也许是我们多年来“教而不育”所产生的结果罢？！（6 - 70年代的音乐会观众，无论华乐西乐，似乎都不会如此差劲！）

如今看来，我们的许多音乐会观众似乎比“半票”还不如，也许只能“规划”为“免票”罢！（鬼仿佛是不需要门票的，如果“它”（？）们有兴趣看演出的话 ……….. 对不起，这样说似乎对鬼不敬！幸好七月已过！）

16.9.2011

也谈“广交音乐会” - 兼谈刘斌的评论文章

日前（12 - 13/9/2011），中国广州交响乐团来新演出了两场音乐会，我看了第二场的演出。

今天（15/9/2011）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刘斌先生的评论文章 – 广交：中国的软实力。刘斌看的是第一场。

除了第一场的{梁祝协奏曲}和{1812序曲}第二场换成{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柴五）以外，两场音乐会的节目基本一样（{节日序曲}，{平湖秋月}以及{逝去的时光}）。有趣和不寻常的是，远道而来的乐团，连续两晚的音乐会却由不同指挥执棒。如果两场音乐会都看，倒可以作个比较，不然总觉得有点“浪费资源”。

一向喜欢刘斌先生文如其人，温文尔雅的文字。作为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作曲家，刘斌的文字除了带有淡淡的江南墨韵，还很富于想象力。例如：他不着痕迹的以绍兴黄酒和西洋红酒来暗喻吕思清演奏“梁祝”的洋化风格（不正宗？）以及巧妙的以两种“梅花”（梅花三弄）来比较王健和马友友在演奏的{逝去的时光}一曲时所不经意流露出来的不同人生际遇沧桑/幸福感和心境等等。但拜读了通篇文章，总觉刘斌先生基本还是像前早报副刊编辑“口中”的谦谦君子，虽然“若有所思”和“若有所闻”，都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 就有如对乐团音乐总监余隆的“谅解”（1812序曲）。

也许看法和观点角度不同，看到的场次，指挥也不一样，我对乐团的表现也和刘斌先生有点不同。

首先：从当晚的演出，我感觉乐团的声部水平并不很均衡，作为乐团主体的弦乐部分，小提琴技术比较突出，但整体音色以及和谐程度并不理想，大提琴部分相比之下显得比较较弱。音色，音准也不尽理想（尤其是“柴五”），铜管乐在上半场表现还比较正常，来到下半场的“柴五”，除了第二乐章开始的圆号独奏较好以外，其余部分几乎都乏善可陈，最后乐章除了应有的音量，力度欠奉以外，有些部分简直有点溃不成军！反观木管乐则是乐团当中比较强的声部，木管乐组相对较为突出的表现，里头的“外来人才”应有一定的功劳。

无论是录音或现场演奏，总的来说，当晚的“柴五”是我所听过最差劲的演奏。照说：以上半场的稳健表现，乐团真正水平应不止于此，对此我想指挥应该负很大的责任。且不论之前如何排练，只是一旦到了台上，在乐团演奏出现“危机”时还不忘个人“表演”（注）！便令人难以“谅解”。指挥林大叶先生（指挥“柴五”给人的印象真有点“粗枝大叶”）之前受访时曾表示：“柴五”对乐团（广交）是很好的锻炼以及挑战。看似（应该是）有备而来，意外的是：这首乐曲的演奏却令人感觉：“广交”如果不是准备不足，便是没有认真对待挑战。希望“广交”不是在利用新加坡滨海艺术音乐厅中心来作为他们的训练场罢。

注：不知是否是“乐风日下”的一种，时下的演奏家（不止是指挥家）许多都酷爱“表演”（卖弄演奏动作姿态），很多时候“得意忘形”以至似乎“忘本”了，使音乐演奏形如杂耍！不禁为作曲家叹息，也令人更怀念从前老老实实，兢兢业业的演奏家。其实演奏音乐不一定要板起脸孔，但也无须嬉皮笑脸。毕竟：无论古典或现代音乐，还是有一定的优雅和严肃性，演奏者也应该有一种来自真诚，由内而外的高雅气度。艺术家或许也有古怪的一面，例如Beethoven或已故著名加拿大钢琴家Glenn Gould。但他们的“怪”绝非刻意，艺术高度和气质就更不用讲了。

15.9.2011

从“虎”字谈起

日前有朋友谈起今年的大选以及总统选举。谈到行动党选票流失的原因，除了一些关系民生的政策和课题之外，便是一些沟通和门面的问题。平心而论，也有目共睹：无论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新加坡许多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都是非常高的，一般公共管理也令人满意，那人民的“怨气”又从何而来？

朋友说问题出在其中有些“爱把鸡毛当令箭”或对上头指示矫枉过正的官僚。这些人成事不足，却败事有余，但他们往往是一个机构（面对公众）的前线门面和某些决策的施行者。碰到智慧不足或态度欠佳的官僚时，有些人受气之余便不免“恨乌及屋”- 怨及其上头，或上头的上头云云 ……….. 。

有朋友说这些人（官僚）是在“为虎作伥”（注 1）！细想之下，我认为这样说并不妥。首先：政府不是“虎”（大选期间前部长杨荣文先生误解了反对党刘程强先生所说的“明知山有虎”（注 2）的意思），这些人也不是“伥”。因为“伥”虽然可恨，但还是受害者（如此愈加可恨），而这些人却大多是既得利益者。

我觉得以“狐假虎威”来形容也许比较准确。因为这些人一旦被“架空”，没有了后面的“虎”便无“威”可“假”。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字的巧妙 - 这个“假”字，可以是虚假的意思，也可以是借用的意思，“狐假虎威”却又结合了两者- 虚假和借用。如果不幸真有人误把政府当成“虎”的话，有关官僚应有一定责任。

其实：“虎”字在中国成语里很多时候都和老虎无关（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例如：“骑虎难下”，“虎落平阳”，“虎虎生威”，“虎父无犬子”以及“画虎画皮难画骨” 包括新潮新名词“虎爹”，“虎妈”等等等等 ………… 其实最终讲的都不是老虎，而是号称万物之灵的人。据说已故新加坡著名画家刘抗先生为儿子刘太格（“太格”为英语Tiger之谐音）先生取名时也只是希望孩子能有老虎般的威风和勇猛罢了。

注1：“为虎作伥”指的是被老虎伤害的人，死后变成伥鬼，却又帮老虎害人。

注2：“明知山有虎”指的是明知前途困难重重的意思。

10.9.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