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

       上星期五（29.7.2011）在报上看到了有关新加坡乒乓总会以及新加坡全国奥运理事会对于是否应该让本土乒乓球小将李思韵在本届东运会挑大梁一事的意见分歧。

       乒总的立场是决定派本土球员参加东运会，而奥理会则提出质疑，并要求乒总澄清为何不派出最有把握拿（奖）牌的球员参加东运会？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国外的比赛，基本都以“非本土”球员挑大梁的乒总，这回“一反常态”大力支持本土球员，不知道是否和近来本地的政治气候风向有关？虽然所谓的“本土”与“非本土”，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渐渐变得越来越朦胧，但从网络上的反映看来，目前这还是许多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所乐意见到的事。

       个人觉得这不一定就是“排外”心理，其实里头也不无一丝自信，自尊和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反观奥理会的态度除了超越“本土”与“非本土”，还很“务实”（无情？）。从报道看来，奥理会最关心的还是奖牌！只是顶着“奥林匹克”的光环，便令人有点不解。想“奥林匹克”原来讲究的是一种不分疆界，非常崇高的体育精神，除了探讨人类体能的极限以外，有关荣誉更多还是精神上的，物质上所得也只是一顶（树叶织成的）桂冠，对手间竞争之余也很注重友谊（多年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奥运会主题曲便是：永远的朋友 - Amigo Para Sempre）。曾几何时，奥林匹克精神已“与时并进”变得如此现实？！国家的定义在选手身上体现得如此“商业化”！

       冷静的想想，除了体育运动，如今许多事物已从原本的单纯，变得复杂甚至变质了，无可奈何的，奥林匹克的追求也从精神超越化为金钱奖牌了。既然如此，“本土”与“非本土”都已不是关键，也无所谓了！

1.8.2011

足球

今天（29.7.2011）在报上看到了新加坡国家足球队“雄狮”最终战胜马来西亚队，成功晋级，挺进2014年世界足球赛亚洲区外围赛第三圈的新闻。就好像不抽烟的人，不会真正了解抽烟的必要（最近流行的语气），我不是球迷，很难理解球迷的欢腾狂喜心情，恕我无礼，第一反应只是：如此劳师动众，千辛万苦，所得来的只是能进入世界足球赛亚洲区外围赛第三圈！。

但我也明白，这成果诚然得来不易，因此也可喜可贺！

只是看了通篇报道，最令我印象深刻却的是记者所生动描述的进球场面以及观众表现的强烈对比 - 当马来西亚队（侥幸）进球时，在“雄狮”愤怒抗议的同时，武吉加里尔的马国观众则陷入狂欢。而当“雄狮”最终扳回一球时，可以容纳十万观众的武吉加里尔球场瞬间陷入一片沉寂，场内只剩下500名“雄狮”球迷高亢的歌声！据报道，勇气可嘉的“雄狮”球迷还全场一直高唱歌曲支持“雄狮”队，完全不畏惧对方（十万马国观众）针锋相对的嘘声和手势 ……… 感觉上这纯粹是一场势不两立的对抗和斗争，其中除了输赢意识，哪有什么友好风度和体育精神？想起种种关于足球赛暴力冲突，伤亡事件的负面新闻，还真替在现场的“雄狮”球迷捏一把汗。

记得一则有关足球的笑话：民初时期，有一个军阀受邀去看一场足球赛，由于足球在当时算是新玩意儿，军阀先生看不懂，只觉得无聊和纳闷，最后忍不住问旁边的人，为什么主办者如此吝啬小气，让这么多人抢一粒球？每人分给他们一粒不就没事了吗？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笑话，军阀先生大约不会看不出其中“争夺”的精神本质，除非军阀先生突然“开悟”，厌倦了你争我夺的戎马生涯，而产生和平共处和息事宁人的礼让精神！这笑话原意是取笑军阀的闭塞愚昧，但“不小心”也把军阀潜在的善良表露出来。这正是现在许多“足球迷”所欠缺的！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足球也和赛马一样，和赌博挂上了钩，不清楚如今有多少人真正是在欣赏球技？但在明在暗，赌球者都大有人在，对这些人来说，输赢才是最重要的，过程 - 球队战术，球员球技表现好坏反而是次要（反正输赢结果很多时候只能说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很难说得准，除非有人在背后操作），有没有体育精神和文明风度更没人管，一切都以金钱利益为前提，人性的丑陋也时时表露无遗。到了这样的地步，悲观的说：其实足球和Jackpot 其实分别也不大了，而相对来说，玩Jackpot还比现场看足球更安全。

29.7.2011

再为联合早报更正

前些时候曾经为联合早报更正过，今天（28.7.2011）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版又看到了一些错误和不准确的报道 - 胡文雁小姐的访谈文章{给我一个美丽的世界}以及{笛子独奏音乐专场}。

先讲讲记者（胡文雁小姐，下同）和郭永秀的访谈，记者最明显的报道错误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他考进当时的人协华乐团……….. 。” 对不起，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人协华乐团，永秀那时并没有在乐团，他参加的大概是60年代末业余时期人协华乐团吧（差了10年！）。

和永秀也算是熟人了，80年代刚从澳洲回来的时候还给他上过几堂和声课（同时还有周炯训和苏家珠等），我对永秀的印象和记者有点不同，永秀一向是个有多方面兴趣的人，为人一般也平易近人，很少得罪人（不像我），也一点没有记者所说的“刻板严肃，不拘言笑”以及“古板”（有多方面兴趣，平易近人的人可能古板吗？记者“阅”人不准吧？）。但从所列出的名衔和所参加过的各种活动以及经常发表乐评来看，也许是自我期许，但永秀显然不是个低调的人（实际上或许和记者所形容的“热水壶”以及“外冷内热”有异曲同工之妙。记者又“阅”人不准了？！）。我和永秀也曾同时参加过一些音乐活动，在发言方面他总是“当仁不让”的。

我对永秀所说的：作曲是他一生最大的事业也不能理解，因为对待一项“终生事业”，如果不能朝专业发展，没有穷一生的精力，甚至不惜孤注一掷和斩钉断铁的决心，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多年前在我的一个学生身上就曾经体现过这样的精神，可惜该学生条件有限，最终“壮志未酬”，但也总算“活过”了，虽败犹荣。

记者最后说：“郭永秀也将指挥新加坡茶阳（大埔）男声合唱团演唱四首歌曲，并由李诸福指挥的拉丁马士弦乐队担任伴奏。记者的意思是郭永秀和李诸福同时一起指挥演出吗？如果只是郭永秀一人指挥，为什么不直接说“由拉丁马士弦乐队伴奏”就好了？干吗那么啰嗦！

同一版的艺苑，记者也为一场西洋长笛音乐会作预告。标题为：{阿尔维拉呈献笛子独奏音乐专场}。咋看之下还以为是洋人吹中国笛！虽然从广义上来说，西洋笛也是笛子的一种，就有如黑人，白人，马来人，印度人都是人一样，但来到新闻报道便要讲求准确和直接明了，不能“模棱两可”或“黑白不分”，难道这也算创意？

实际上，在中文里，一般讲到笛子，指的都是中国笛或竹笛。而西方管弦乐团里用的笛子（Flute）一般都称为长笛，西洋笛或西洋长笛。

除此以外，有关作曲家Steve Reich 的名字也错了（报上印的是Steven Reich）（注）。

访谈文章一开始，记者便开宗明义的说：40年来郭永秀写了数不清（！）的曲子，不知记者又有没有意识到，这些年来所犯的错误是否也有迎头赶上之势？！

外一章

这一阵子似乎都在为联合早报当检辞检字“义工”，但联合早报从来也没有任何表示（我的博客发表之前曾有照会报馆）或作出任何更正，报道上的偏差错误也还是常见，看来有点白费工夫！作为一个联合早报任劳任怨的义工和长期忠实读者，下去我是否应该和有关“上头”讨点功劳？

注：查过Michael Kennedy 编的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Music ，Steve Reich 的given name 除了Steve 以外只有Stephen和Michael ，并没有Steven。Steve Reich 应是最标准通用的名字。

28.7.2011

“深具内涵”的米

今天（27.7.2011）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版看到了一篇名为{米的故事}的文章。

有关“作者”所写的文章，我在上世纪（岁月如梭！）70年代时已领教过一些。还记得的是一些和沙漠有关的游记。也不知道是有意跟风，还是文章不幸“生不逢时”，竟然和当时以写沙漠题材散文红极一的三毛正面相遇，以三毛处于巅峰的文采灵气，和她狭路相逢，相形之下情境如何，可想而知。

从这些年来的勤耕不辍，必须说：“作者”是个非常坚毅的人，但文学艺术讲究的不止这些。有时再坚毅至多也只能成为一条不长眼的龙而已。

在第一段“米的故事”里把“老蔣”（也包括“小蒋”）温馨美化，除了“情节”有点做作，把老蔣塑造成一个如此“温情”，容易被“感动”的人也令人难以置信，别人讲的故事“作者” 真能照单全收吗？“作者”对中国近代史到底有多少了解，又是否听说过台湾伤亡无数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和“老蔣”的一些其他生平事迹？二战结束后，恶名昭著，被处死的意大利大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女儿也曾为她的父亲辩护：我父亲是个最仁慈的人，从来也不会伤害别人 …………. 。可是你相信吗？

如果要以“米”来借题发挥，为什么不举陶渊明最能代表一个文人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呢？不合时宜或趣味性不高？

第二段“米的故事”，场景转到新加坡，只因“作者”获赠一包令她“莞尔之余，拍案叫绝”（！？）的一小包米。令她“莞尔之余，拍案叫绝”的原因是米包上的文字：“南洋初级学院AAA白米营养成分，正直诚实占20%，强韧乐观占20%，恻隐之心占20%，随机应变占20%，团体精神占20%，合共100%。南洋白米，无限量共应给那些兼具丰富学识和良好价值观的人。”

以上文字真有趣，一小包米，份量（肯定）远不足一斗，却包含了五种人性优点，这样（有内涵和墨水）的米，如果凑足五斗，不知陶渊明先生会否考虑折腰？

但仔细想想一个“数学”问题：若一个人的正直诚实指数只有20%，够吗？其他每一项也都只有20%，会不会头头都不到岸？南洋初院不如做人做到底，干脆每人每次送五包米，那就每一项人性优点都能达到100%了。只是如此一来有关经费肯定会大大增加，因此：为了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我想：“那些兼具丰富学识和良好价值观的人”（譬如“作者”）也许就不必送了，一来他/她们大约没有这个迫切需要，另外，送给他/她们是不是也怀疑他/她们的“不足”。

人有优劣，米也有。但有些米一旦经过“品题”便可以“改头换面”而“深具内涵”，人可没有那么“方便”。“作者”在文章结束前再三强调“创新”，“创新高”。我想光喊没用，而“借白米来激励（利诱？以防一片“苦心”被丢弃？）学生”，也说不上是什么巧思妙想或新颖的构思。到头来，除非学校真能令学生“改头换面”而“深具内涵”，不然，一切都是表面文章，花拳绣腿而已。看看以前的学校，哪有这么多花样，我们现在的老师，校长不也学而有成吗。至于其他关于AAA的“官样文章”就更没有创意，充其量也只是许多学府机构应景的陈腐八股手法而已。

我虽然不是一个写作者，但我觉得：一个作家，除了文采灵气以外，还需要有点智慧和品位。

27.7.2011

传奇与天真

今天（26.7.2011）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版看到了胡文雁小姐的文章{左手传奇}。

记者（胡文雁小姐，下同）从书上得来的或听来的事就不谈了，毕竟记者还是个外行。但如果把朗朗，王羽佳以及张昊辰等“明星”的成功都一厢情愿归功于格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一人的功劳，那就未免对这些“明星”之前的老师们有欠公允。

假如说：格拉夫曼能点石成金，这“点石成金”用在“金牌教头”（记者的转述！是敬，是嘲，还是幽默？）格拉夫曼身上也不一定恰当，因为一般能让格拉夫曼“点”得上的材料都（早已）是金子，格拉夫曼的工作和作用也许只是最后的加工打磨或“画龙点睛”吧。

只是如果没有之前的老师们多年来为这些“明星”打好必要的技术，技巧基础，帮忙他/她们练就“童子功”和给于他/她们一定的音乐熏陶，单凭短短几年在柯地斯音乐学院（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的学习进修，想要获得如此成就，也许十个格拉夫曼也束手无策。如果这些“明星”也（像记者）那样想（或势利），那便是忘本了！说得清楚点，所谓的“深厚扎实的技巧功底”，从记者的描述（注）以及从人的生理成长和学习过程时间来看，明显更多应该归功于“明星”们在格拉夫曼之前的老师们。但记者却说：“除了深厚扎实的技巧功底，其余则一点都看不出有格老的痕迹。”那格拉夫曼到底对学生都做了些什么？另外，记者又能说得清何谓“格老的痕迹”吗？

话说回来：这些“明星”的“成功”绝对和格拉夫曼有关，但格拉夫曼的最后“加工”也不止是琴艺上的教导而已，和其他美国音乐界的“金牌教头”或（音乐教父）一样，格拉夫曼在西方音乐界（或音乐市场）的人脉关系是不可忽视和非常关键性的，除非真的烂泥扶不上壁（几乎零可能性），一旦成为格拉夫曼的学生，就像是飞上了枝头，或高或低，总能在音乐界有一席之地。记者没有谈到这一点，或不懂得这一点，难免令人感觉天真。

外一章

文字不是我的专业，但作为一个读者，阅读时也注意文章文字的逻辑性，近来胡文雁小姐的文章除了常出差错，文字能力似乎有点退步了。例如所谓的“阿Q”，除非自我形容（自嘲），由别人说出来，通常是形容一个没有自知之明，能力不强的人的一种自我安慰。把它套在“金牌教头”格拉夫曼身上，无论对人对事，除了有点不伦不类，也有点不敬。“自嘲”或许比“阿Q”更恰当吧。会“自嘲”的人品位素质也一般比较高。再说：“自嘲”和“阿Q”根本就是两件事。

另一段，记者写道：“在柯蒂斯的孩子，除了还要练琴（？？？），还得学习莎士比亚，还有 ………… 。”这样写，合理吗？通顺吗？别怪我吹毛求疵，谁让早报自命专业！

注：根据记者说：“据闻，格老上课时也是如此，从不强迫学生接受他认为正确的东西，或强制灌输学生怎么弹琴，而是让学生自己去发挥想象和分析好坏。”这段话从一个角度看来，比起演奏技术，格拉夫曼似乎更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格拉夫曼也好像是没有真正尽了一个老师的责任（少教多学？） - 有时（？）明明自己认为对的，却从不坚持，是开放，放任，还是缺乏自信？

26.7.2011

也谈“死记硬背”

       日前（19.7.2011）在联合早报言论版上看到了本地教育工作者张春玉老师的文章{也谈“死记硬背”}，也想谈谈。

       张春玉老师的这篇文章缘起自一位中四生写给教育部长的信。信中提及并希望部长能改变我国教育里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该学生认为：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法抹杀了学生的创意和问问题的本能，也认为：死记硬背“最易获得好成绩”（！）。

       “死记硬背”从字面上首先给人的感觉是“死”和“硬”，没有灵活性和商量余地似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涵。不管你愿意不原意，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能融会贯通之前，有些基础性的东西还是非死记硬背不可。俗语说：“熟能生巧”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来也会偷”就有这样的意思（“熟”离不开“背”），这也许是比较“温和”的“死记硬背”，但本质上还是“死记硬背”。事实上，古今中外，各门各科，不论医学，数学，法律，语文，音乐都离不开有个需要“死记硬背”的阶段和时候，作为一个上庭律师，一个演奏家，一个医生，在工作现场“死记硬背”的能力不仅是成败关键而已，甚至可能是生死攸关的事！这些能力很多都是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和累积的。

       学习过程中艰苦是难免的，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捷径，一般也只有“苦尽”才有“甘来”。需要“死记硬背”的阶段，也许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艰苦的阶段。并且，努力之余也还要看个人的耐心和资质，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一样好。“死记硬背”能力强当然也不一定保证成绩或将来的成就成功，最终还要看努力的方向，这也关乎良师的引导启发，这或许就是张春玉老师所说的：我们需要检讨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死记硬背的内容是什么（这便需要点智慧）。

       并非守旧或食古不化，虽然时代不同，但许多前人留下来的智慧是不会过时的，所谓创新也不是凭空而来的（目前许多所谓创新，也只是旧瓶装新酒和妙舌生花），所谓的承前启后就是这个意思。学生有想法，勇于发表意见是件好事，也值得鼓励，但动辄推翻，否定一些早已证实有效的学习基本原则，总要有个基础，不能单凭个人不一定成熟的观感喜恶。

       记得好几年前，本地有个年轻人（还是个博士生）就曾在联合早报上全盘否定了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术的存在价值（不知有否涉及联合早报对来稿的“专业”判断？还是“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居然也引起了一阵争议，年轻人也许“勇气可嘉”，但毕竟阅历有限，亦非医道中人，只因有个发表言论的地盘，便大言不惭？在中医业界一片“骂声”之下，这样的“新闻”闹剧最终也只落得个不了了之。

       无论如何“死记硬背”只是一种（已证实有效的）学习方式，但就有如同一件工具，还须看用者如何去驾驭和运用，别人用了有效，而你用了却没效，也许并非工具不好，而是你不懂得用，或方法，态度，方向不对。

       最终，在前人千百年累积下来的智慧面前，谦虚一点总比夜郎自大好。

20.7.2011

授与受

写了{也谈记者与野兽}之后，觉得还有些话要补充。

在{记者与野兽}这篇文章里，白士德先生说：没有人能告诉读者该读些什么，如果他们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和丑闻，像{世界新闻报}这样的报纸将来还是会冒起，不过他们不能埋怨报纸的拥有者和记者，更不能把记者形容为“野兽”。因为正是他们有需求，像这样的报纸才会有市场（和有吸毒者就有贩毒者的情况相似！）。

白士德先生这样说似乎也不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以白先生的身份，难免多少有替报纸开脱的嫌疑。另外，这也是个Yes and No 的问题，又有如鸡和蛋的问题。就市场而言，无论孰先孰后，有需求就有供应。只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而报纸明显是主动的一方，报纸是“授”方，读者是“受”方。

诚然，读者有选择的自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最终决定读者“应该”读什么的还是报纸。来到选择，和海峡时报相比，新加坡只剩下一份日渐缩水的华文大报，作为一个华文读者，其实新闻阅读选择也不多了。

有些报纸往往也抓住了人性里好奇和喜欢窥探的弱点而投其所好，渐渐令其欲罢不能，也许是两厢情愿，只是最后把责任全推给了报纸的衣食父母 - 读者，就似乎有欠公允。就有如把一条有毒的鱼，放在一只纔嘴的猫面前，最后猫儿中毒身亡，始作俑者就说这是猫自己的（需求）问题，说得过去吗？

再讲语言以及表达方式和品位，作为一份本地唯一的华文大报，报道时 用“及时报道”，“准确报道”和“精彩报道”等形容词才符合身份。“好料”，“爆料”等市井语言只是一众小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口吻和谋生招徕之道。

19.7.2011

也谈记者与野兽

       今天（16.7.2011）在联合早报上{百草园}版看到了记者白士德先生的文章 - {记者与野兽}。

      难得白士德先生“大义灭亲”的承认：在记者当中也有“没有道德的”，想必白士德先生一定不在此列。

       白士德先生又说：但是身为记者，我并不厌恶“狗仔队”（同一阵线？），就是因为有他们，读者才会有那么多“好料”可阅读。我厌恶的是没有道德的人，包括没有道德的记者和报纸管理人。

       这就令人费解了，白先生一方面不喜欢被人称为“野兽”，也厌恶没有道德的人，包括没有道德的记者和报纸管理人，但另一方面却并不厌恶恶名昭著的“狗仔队”！ （是没机会当受害者还是双重标准？）我的疑问是：“狗仔队”除了有“兽名”以外，在求生存前提下，努力“爆料”，损人利己之余，真会考虑道德问题吗？白先生又相信他们都是有德之人吗？

       白士德先生又说：天下的记者都希望自己能写出深入的调查式报道，为读者“爆料”（天下的记者中外“古”今都包括了吗？他/她们全都是喜欢“爆料”的那一类吗？白先生又可以一厢情愿自作主张的将他/她们归类吗？），没有新闻自由，这是办不到的。但谈到（英国的？）“绝对的新闻自由”，白先生又不以为然，可惜语焉不详，也没有讲明自己心目中的新闻自由程度或标准。只是一旦来到实际生存问题时，白先生的危机意识却非常敏锐。白先生说：现在报纸面对互联网上“免费消息”的竞争，要生存就必须向读者确保它所报道的消息都经过多方查证，而读者要读“好料”，也必须向有可靠及负责任的报纸去帮他们区分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假的消息。（指的是哪一份报纸？所谓真实和虚假有绝对吗？白士德先生是“行家”，干脆直言，也算造福人群罢）

       最后，白士德先生把“热山芋”丢给读者：没有人能告诉读者该读些什么，如果他们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和丑闻，像{世界新闻报}这样的报纸将来还是会冒起，不过他们不能埋怨报纸的拥有者（报馆的老板？）和记者（白先生的同行），更不能把记者形容为“野兽”。因为正是他们有需求，像这样的报纸才会有市场。

       也许白士德先生过虑了，喜欢花边新闻和丑闻的读者大约不会把有关记者形容为“野兽”，更不会埋怨报纸的拥有者和记者（会有微言不满的是另一种读者），就如喜欢赌博的人没理由埋怨赌场一般。

       无论如何，这是白士德先生作为行内人和“当局者”的想法和顾虑。只是当了记者这么多年，对人情世故应该比一般人更清楚才是，白先生难道不知道人也会有兽性？有些人一旦兽性发作，所作所为可能比野兽还可怕！另外，报纸也是许多人的精神食粮，如果政府对维生食粮和精神食粮的健康管制水平要求也能一样严格严厉，也许读者们便不会面对这种无妄之灾了。但现实归现实，政府也有为难之处（复杂得很！），于是，我们只能寄望报纸的良知，但如果以白士德先生的身份也不厌恶“狗仔队”，甚至有某种程度上的认同，那读者还有什么希望？

       虽然或许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作为联合早报这样一份本地唯一的华文大报评论员，白士德先生满口“好料”，“爆料”等跃然纸上的生动形态，似乎不能让人感觉到联合早报作为一份大报的淳淳风范，就有如一般德高望重的人，论事时不会不顾身份的用粗俗市井语言，如此一来也拉低了联合早报读者的形象品位，白先生或许以为每个读者都喜欢这个调调吧？

       白士德先生的文章多少给人同行之间五十步笑百步的感觉。诚然：每一行业都有害群之马，愿否同流合污或作一丘之貉，是个选择问题。只是来到公开发表看法想法，基本的逻辑观念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常常自相矛盾，不但贻笑大方，也令人怀疑联合早报常常挂在口上的所谓“专业”。

16.7.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