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0日星期五


史登的智慧                                                

 

1979年访华的著名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史登(Isaac Stern),20年后旧地重游。

他发现北京和他当年来访的时候,已几乎是不同的一个世界。除了冒出无数高楼大厦的崭新市容之外,一般音乐院校西洋乐器演奏者的水平和自信也显著提高了。

当年的合作伙伴 - 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已经行动不便,老态龙钟,需要轮椅。当年所发掘出来的小天才有些也在国内外成名立万了。

美中不足的,这回也不见当年反应敏捷,口齿伶俐的女翻译员以及原先的钢琴伴奏者………..仿佛一切都改变了,令人若有所失!

从白发苍苍的史登的演奏里,也感觉到岁月的痕迹。但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教育家和小提琴家,史登的大师风范并没有因而退色,以下是他对后进同行的一些叮咛嘱咐……………

 “在演奏时必须记得,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一刻生命中最重要部分………。”

“(音乐里)没有不经意的音符,只有不经意的演奏者………。”

“身为音乐家不单只是一份职业,不能只是逢场作戏或别有所图,而必须要以全部生命来奉献………。”

“必须先相信你自己(的音乐),才能使别人相信你,也欣赏你(的音乐)”

“推动音乐教育不只是培养更多的音乐家而已,而是创造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越明白这一点,前景就更会光明。在有生之年,我都会为此目标而努力………。”

 

 

 

 

仔细想想,史登的慧语其实不止适用于音乐,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各行各业。

 

31.8.2013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几乎一口气读完了周光蓁博士的“巨作”《中央乐团史》。由于书中有提及中央乐团曾接待过1979年到访的著名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史登(Isaac Stern)以及全程记录史登访华教学的获奖纪录片From Mao To Mozart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于是再次重温这套纪录片。

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教育家和小提琴家,史登的大师风范令人无限敬仰。在纪录片结束前对中国音乐老师以及学生们所讲的的几番肺腑之言和警句,既引人思考,也令人感动。

史登说道(大意):

“在此行里,我对中国音乐老师和学生们所提出的种种批评和建议,有时或许不免有点过于直接甚至尖锐,请务必谅解,我只是急于要分享我在音乐方面的经验而已…………..。”

“音乐里色彩万千,有些还是图画里所没有的……….。”

“演奏要有歌唱性和舞蹈性……….。”

“乐器并非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以乐器演奏音乐,而不是以音乐演奏乐器,乐器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Means)。作为一个音乐演奏者,最重要是能够通过乐器来表达个人想法(personal statements),演奏必须要有想法,没有个人想法的音乐演奏者是没有自信(confident)的………..。”

 “如果没有自信,也无法通过自己的音乐去表达一些超乎语言文字所能传达的思想感情,那就干脆搞别的东西好了………。”(注)

 

注:异途同归的,如果作为新闻媒体,不能老老实实 - 例如硬要把30岁说成90岁,除了显得缺乏自信,也难免会影响其公信力。若然如此,还不如干脆搞别的东西算了。悲观的来说:如今从好些方面看来,它们除了剩下Means之外,也没有多少personal statements以及confident可言了。

 

 

30.8.2013

2013年8月29日星期四

读《中央乐团史》


读《中央乐团史》                                                 

 

上星期四晚到滨海艺术中心看青年合唱团的演出,到达演出地点,发现时间尚早,便上图书馆随意浏览。不期然在“书丛”中看到了一个醒目的书名-《中央乐团史》。

这是本图文并茂,并且无论从外形到内容都可说是本“重量级”(书真的很重,真的须要“捧着读”)的“巨作”,一开卷便马上令我“爱不释手”。于是不顾麻烦,也不理别人不解的眼光,捧着它出席了音乐会。

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听中国唱片,便时常看到“中央乐团”这个名称,但对于它的认识还是非常粗浅。虽然知道它曾经历文化大革命,并和当时的一些产物如几部“革命京剧样板戏”以及“黄河钢琴协奏曲”有不可分割的血缘。也知道它和美国两大乐团-奥曼迪领导的费城交响乐团,小泽征尔领导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甚至卡拉扬所领导的柏林爱乐乐团有过历史性的交流。但花了几天看完了全书,才发现这个从中国解放初期(1956)建团,到改革开放后(1996)“完成历史任务”的中国前“第一乐团”背后竟然有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起落,光辉,悲壮以及辛酸的往事,令人读来益感沉重。

另外,在阅读当中,也意外发现自己居然和书中好些人物有过数面之缘甚至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的“共事”过,因此读着读着,又似乎产生了另一种感情。无论如何,这是一本作者周光蓁博士花了无数心力心血,并以非常严谨,客观以及冷静的态度去完成的一部佳作。应该是每个关心或有兴趣了解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历程的人所必读的。

掩卷之后,回味书中转述中央乐团老团员的一段话,心情还有点激动:“自从文化部所谓交响乐“改革”之后(即中央乐团被强行解体之后)有不少老乐工相继的走了。每当我每一次参加告别丧事之时,看到某某是穿着演出服,身边摆放心爱的提琴等等乐器,播放着自己生前和乐队录制的乐曲而与世界告别场景,我是多么的悲痛。他们告诉世人,这是他们把一生献给了崇高的交响事业的心声!”

读完这本书,似乎就像是和中央乐团一起走过40年风雨飘摇,坎坷不平的“一生”。唏嘘之余,个人粗浅的结论是:无论中外,当艺术无奈在有生杀决策大权的外行以及官僚有意或无意的“关心”,“领导”之下,其须委曲求全的必然性以及悲惨的结局似乎是注定的!

艺术家最终还得靠自己,如此,无论成败,都还能保有自我尊严。

 

 

 

 

30.8.2013

2013年8月27日星期二


幸灾乐祸?                                                 

 

这几天报上网上都充斥着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新闻。如果这些都是事实,薄熙来的人生可便说是一败涂地,以他本人的话(报载):“我得知此事在劫难逃,所以我内心有软弱的时候。我现在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身。”,“我的生命已经是个悲剧,开来的也是,我只希望你们停止这次调查,不要榨干我们家里仅存的一丝亲情。”

世事难料,人心莫测,是非难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且不论薄熙来的话是否肺腑之言,但以其目前处境,相信不中亦不远。

今天联合早报(中国版)有关新闻特稿大标题为“薄熙来很天真”。其中内容说道:“薄熙来的幻想暴露出他的天真:“在政敌环伺的大背景下,出了老婆杀人,亲信叛逃这么大的事情,还指望保留党籍和政治生命,算得上很傻很天真”了。“

连标题,通篇报导总共出现了不少于三次“天真”字眼。而在这些文字“丛中”的是一张得意洋洋,眉开眼笑的嘴脸。

就算这些都是实情(记者本人有亲自出庭听审?)(注),但有关案件真正结果还未揭晓。因此,我不明白,作为一个专业新闻工作者,是否应该先自行“判断”(并公诸于世)有关案件?记者的工作究竟应是“报导实情”还是“妄自评论”?记者真的认为自己的智商比薄熙来高?

也许人在江湖,也许乐在其中,但时事记者工作总多少有“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成分。或许记者不需要有多大的同情心,就不知道记者有没有尝试过“设身处地”?例如把薄熙来想象成自己的叔伯兄弟或亲朋好友?

 

注:据报载:有外媒称:“济南中院公布的薄熙来庭审记录并非完整版,许多当局认为不当的证言都被删除…………。”

 

 

27.8.2013

 

2013年8月25日星期日


教育的原点                                                  

 

从前的人对教育的看法可大可小。但基本都从读书识字开始。虽然“读书识字”的先后应该是先识字后读书。但“识字”后的“读书”以及“读什么书”还是很关键的。

无论何时何地,如果语文程度不济,学习其他科目上肯定会有理解上的困难与障碍,因而影响了学习的速度和效率,因此,“识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前的华人想法一般比较单纯- 读书识字的首要目的还是要学会做人- 做一个正直,明理的人。办学办教育的人最崇高的目标的是如何百年树人- 培育对国家社会能有贡献的人。现在这些看来都似乎有点过时,有时甚至会被认为是迂腐,因为其中“务实”的成分或不符某种“达标”的要求。

但就算是从绝对“务实”的角度来看,认真的去要求“读书识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文字不止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而已,它还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符号,其中饱含深邃的感情和无穷的智慧。

一个语文程度高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层次,而这文化和传统也是不可分隔的。缺乏文化和传统背景基础的事物,除了有如“武大郎飞腿”-出手不高之外,也难企望能走得远。最终很可能就像一些缺少文字的文明一样无可避免的走上灭亡之路。

如果学习语文的最大诉求和前提只为了竞争,生存,那和野兽学习捕猎的“心态”似乎分别不大,虽然其中或不无“传统”因素,但肯定谈不上文明和文化。

凡事心诚则灵,学习语文也不外如此,只学习到粗浅的表面功夫,终归下盘不稳,经不起冲击,更谈不上“优质”。

 

 

 

26.8.2013

2013年8月23日星期五


也谈教育                                                  

 

日前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有谈到教育的课题。大体上,李总理认为我国目前的教育是属于优质的。

从一般海外“大专教育市场”对我国学生的接纳程度或许多我国学生在国内外的“优质”表现来看,似乎不无道理。只是看深一层以及注意本地的一些“教育市场”情况,可能便会发现,有非常多的本地学生都离不开补习(而且往往并非一科两科而已),这不只是普通邻里学校学生而已,连名校学生也如此,而更有政府学校老师认同此举并视为理所当然的去“鼓励”学生参加校外补习。

最近还听到一些家长朋友说,有些(怕输?!)学校还提前教下一年的课程科目,试图以“捷足先登”的“手段”取得“傲视群校”的优秀成绩(注)。这种“大趋势”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应付,因此补习学校和“名师”便应运而生,“替天行道”!

说实在,这些补习学校和“名师”也真的“灵”(不灵则死翘翘),能补正规学校的“不足”,或甚至“能”正规学校所“不能”!看来,如果本地学校教育的“优质”表现称得上是“龙”,那众多的补习学校/老师也许就是“点睛”者。

诚然,造成这样的局面,和家长们的“怕输”也不无关系。只是处于今时今日的“大环境”,为人父母,哪个又不为子女的前途和未来担惊受怕?谁又敢“逆水行舟”,谁又应为这个“大环境”负责?

大势所趋,狂澜难挽,在一个程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家长和有关当局也许都不无“委曲求全”的成份,就算如此,教育也并不只是学习谋生技能而已。问题是和品德品格关系密切的相应纪律,长久以来似乎未受重视,而这恰恰是“授”与“受”的最基本要求。

面对学生缺乏纪律,老师“投鼠忌器”一筹莫展,校长惧怕家长投诉告状(无论有理无理)……..有关当局对此是否有所关注或视而不见?难道不明白,这些除了影响教学效率,也直接打击教师的士气,最终当然也会影响到所谓的“优质”教育。

如今“尊师重道”已几乎成为天方夜谭,据悉(今天早报交流站):“现在有很多家长把子女送到私人学校或补习中心学习“品格教育”……….“?!如果属实,那又会不会为我们的“优质”教育蒙上一层阴影?

 

 

注:据说有些名校,如果学生跟不上学习节奏,学生和家长都会被“警告”,甚至“劝请”重修或延迟考试,以不致影响学校的整体成绩表现。

 

23.8.2013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也谈任人唯贤                                                  

 

昨天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谈到教育以及关于任人唯贤的种种。今天在联合早报交流版上又看到了陈春安先生的文章“选贤与能出了什么问题?”。

陈春安先生指出:…….. 选贤与能的标准失焦了…….根据《礼记》与《旧唐书》,所谓“选贤与能”指的贤人,要有德行,明大义以及良善。但偏偏这些品质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选贤的标准,便只能狭隘化到只能从名校毕业,奖学金得主,文凭多张,谈吐得体.......等等去考量。

陈春安先生也提及一些“选贤与能”的负面情况例如:近来本地发生的一连串高官,教授,校长的操行丑闻,甚至贪污调查局高官的“监守自盗”!

陈先生的文章里虽然也说:“……….良善,德行,明大义更不是由政府来制定,并交由警察,法官来执行的。”(就有如不能由媒体来决定是非对错)。但本质上陈先生对政府(任人唯贤)的用心还是认可的。

陈先生的文章里也谈到教育问题,他认为一种完整的教育离不开家庭教育甚至宗教情操,以及周遭良师益友的哺育,塑造,才能成为一位人格高尚的“贤人”。

陈先生的见解可说是一针见血的。只是我们现时普遍的教育实践和价值观似乎总是“功利”挂帅,或最低限度来说是对才能技能的要求以及奖励远远高于德行或良善。广东人所说的“忠忠直直,终须乞食”看来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社会毕竟还是现实的。

面对现实,政府当然也要现实(或所谓的“务实”),因此或许衡量形势之后,便有了“高薪养廉”的政策。

时代不同,“高薪养廉”或许是无可奈何之路,和个人道德情操或许也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毕竟多少也有点“取人钱财,与人消灾”的成分。必须说的是:这和一般的“打工”大大不同,因为“这份工作”虽然对一些“贤人”来说或许“待遇不算高”,但不能忽略的是,它同时也带来了一顶多少可以光宗耀祖或“傲视群伦”的荣誉光环,这也是许多人想花钱也得不到的。因此:“回报”虽或不能尽如人意,但也谈不上亏待罢?

无论如何,国家能因此找到适当的人才,当然还是好事,问题是如果选人不当,又是谁的责任?谁又能保证“养”的一定是“廉”或“贤”?虽或不能尽如人意,但总归还是“高薪”,也是纳税人的钱呀。

因此,“高薪养廉”的口号就不必常常高喊了,毕竟“公道自在人心”,多讲还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如果因此形成了一种“潮流”和“理想”-使到人人都心向往“高薪”而“廉”而“贤”,也谈不上是什么好的教育实践和价值观罢?!

 

 

19.8.2013

 

2013年8月15日星期四


感叹                                                  

 

昨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标题“90周年报庆特辑欢迎各界刊登广告”的新闻报导。

看到这样的“新闻”,第一反应是:怎么有人会主动“邀请”甚至“欢迎”别人为自己的生日出钱助兴?庆生不忘商机?

这也罢了,但看到有关新闻的最后一段:“有兴趣者可联络市场部代表Lina TanHp:xxxxxxxx)或Matthew ChangHp:xxxxxxxx)”却不禁有点悲从中来。

不明白,为何堂堂一份本地唯一华文大报的联络人,不能以华文名字示人?!是否用华文名字会“不体面”,“不方便”,或会因而失去一些“生意”?

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双语优势的表现,为何就不见英文报的(华人)联络人用华文名字示人?

世上许多事往往都可以“从小见大”,所谓的“冰山一角”也。只是作为本地华文的想当然领导,代言个体以及靠华文华语“安身立命”的一群,都能如此“不敏感”(?!),那我们对本地的华文“生态”和前景,又还能抱有多大的希望?!

 

16.8.2013

 

90 周年?                                                  

 

这几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有关该报90周年庆祝的各种活动报导。

本人自上世纪6-70年代开始便阅读南洋商报,一直到1983年南洋商报(以及星洲日报)突然“暴毙”(?!)为止才(被逼及无奈)改看联合早报。

南洋商报从1923年创刊以来,历经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最终还是避免不了遭受“非自然”的终结命运。但无论如何,从1923年到1983年,南洋商报也有整整60年的“寿命”了。

如今面世只有30年的联合早报自作主张,堂而皇之的把“前身”(注)南洋商报(以及星洲日报)60年的“寿命”“据为己有”,这究竟说得过去吗?如果“这样也可以”,那我们可不可以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如果真的可以这样说,那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从文化上……..或只是粗浅的来看,从古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个“换汤不换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文至此,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很老了,因为:单单加上了自己和已故老爸的年岁,我便应该是个不折不扣的人瑞了!甚至比联合早报及其“前身”的年龄总和还老!

同时也感觉,这回联合早报及其“前身”年龄的“纠缠不清”和该报对南洋理工大学及其“前身”(南洋大学)的“纠缠不清”颇有异曲同工的“巧合”之处!总之看来,“南洋”是个不祥之号,除了南洋艺术学院是个异数,其余和“南洋”有牵扯的如南洋商报,南洋大学等等似乎都不得善终?!

“忽闻春尽强登山”是无奈的,但为了某种“居心”勉强装老,又何苦呢?若能老老实实,年轻一点又有什么坏处?

 

注:根据今天的联合早报报道(标题:90周年报庆特辑欢迎各界刊登广告):……..精彩内容包括由著名报业人物黄锦西,周景锐追溯早报前身南洋商报以及星洲日报的(60年)历史,回顾报业合并,早报诞生1983年!)的经过………..

 

15.8.2013

2013年8月7日星期三


建言?唱衰?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吴俊刚先生的文章“要建言 别唱衰”。

先谈谈“唱衰”。世事无绝对,但忠言却往往逆耳。吴俊刚先生把网上两篇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定调为“唱衰”,是否有点过于主观?

其实,有关网文里也提及了新加坡的种种优点,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廉洁(还没提到“高薪养廉”),公共服务效率高等等等等,。而网文1所说的:加拿大有它空气的清新以及(某些)自由似乎也并没有错。网文2里,哥哥为妹妹着想,而历数新加坡的一些“坏处”,又能说全都是错的吗?

个人并不一定都认同有关(吴俊刚先生转述)网文里的观点,但有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只要不是一面倒,刻意和没有理性的言论,都不能一概抹杀,人各有志嘛,为何一定要怀疑别人的“动机”?吴俊刚先生经常发表文章,又有人“怀疑”他的“动机”吗?。

说到“建言”,除了或许“篇幅有限”,主流媒体上的“建言”也够多了-除了外来稿件,媒体记者本身也常常努力“建言”(工作之一?)。另外,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在主流媒体上“通行无阻”的“建言”。有时就算是你在行的东西,来到某些媒体,你还必须要能通过他们的“专业判断”(虽然他们也不一定在行,但他们就有这个方便和权力决定是非对错)。我想:吴俊刚先生的文章肯定是达到了有关主流媒体的“专业标准”?而本文…………..您说呢?主流媒体可能登载或转载吗?!

既然主流媒体上的“建言”累累,为何人们还是要,或选择在网上发言表态?这里头问题何在?(这可能是吴俊刚先生应该去深入研究的课题)而主流媒体上的许多“建言”,对“有关当局”到底是一种助力还是在帮倒忙?

不妨想想,阿裕尼,后港以及榜鹅等选区的前车之鉴,谁的“建言”又是“压倒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7.8.2013

 

 

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艺术家脾气?                                                    

 

从事艺术工作者,一旦让在某些行动或言语上表现得缺乏耐性,便可能被视为是“持才傲物” 或“艺术家脾气”。这虽然在名堂上似乎和“才艺”有关,但实际上往往是贬多于褒。试想:如果“没有必要”,谁又愿意或乐意和一个有“艺术家脾气”的人相处?

但我总觉得这是对艺术家一种误会和冤枉。就有如“香港脚”并非香港人专有或“扬州炒饭”不一定来自扬州一样。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尤其是那些学有专长,奇货可居的,都极可能会有所谓的“艺术家脾气”。

就说我家对面熟食中心的小贩罢,就有好相与的以及有“艺术家脾气”的“那款”,“那款”除了常常习惯性的“傲视群伦”以外,有时“服务”方式还有点唯我独尊的霸气呢。但必须说明一点,他们和(真正的)艺术家在本质上还是有所分别的。回忆在建地铁和装修那段生意不景的日子,他们是多么的和蔼可亲以及令人怀念!苦尽甘来之后,他们或许忘了一点,他们所从事的也属于“服务行业”的一种!

“那款”其实还不是最有“艺术家脾气”的,最有“艺术家脾气”的应数媒体。因为他/她们也被称为“无冕皇帝”,虽然有时不免也“傀儡”(无奈或欣然?),但毕竟还是“皇帝”的一种,他/她们有的是种种“傲视群伦”方便,他/她们更能随时用“慧眼”来决定什么是“艺术家”或什么人有“艺术家脾气”!

外一章

最近偶然在一熟食中心发现,有某媒体总编辑的“慧眼”居然还能决定哪一家虾面是新加坡的“十大虾面”之一,不可不谓“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实不愧为:XXXXXXX,琴棋诗画酒肉面。


 

 

6.8.2013

2013年8月1日星期四


U 转与品味                                                        

 

昨非而今是,在一些情况下或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可能是与时并进,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也可能是一种“冤案”。

记得许多年前,有次从港务局大厦(PSA Building)开车出来回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时,看见前面许多车子在做U转,不明就里的,我也跟着排队,一转之下,结果当场被抄牌罚款(忘记了有没有被扣分?)。

没看清楚有没有U转牌就贸贸然U转,当然是犯法,罪有应得。只是,仅仅几天后再经过同一地点,发现U 转已变为合法!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梁文福歌曲《麻雀衔竹枝》解禁(只因为里头有几句粤语而被禁播23年!)的报导。对此,梁文福先生倒只是淡淡的说:“他也认为国家相关的政策随着时代而有所不同,对本地创作起鼓励作用。”(真的吗?本地创作必须仰赖国家政策?)

梁文福先生也说:“……… 可见真诚的创作经得起岁月的考验。”(是借机宣传,还是当年的语言政策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昨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了“贴纸女”(为圣淘沙设计本土特色指示牌)的新闻报导。“贴纸女”(被记者尊称为“本地艺术家”!)之前被控涂鸦。如今,本质相同的“艺术”行为被合法化以及认同了,“贴纸女”就意气风发的说:这样的语言Go Fly Kite, See No Touch等等)最能展现新加坡人的特色。(您认为呢?这也是圣淘沙有关当局的观点?)

个人认为:涂鸦或有高下之分,但如果属于“破坏”公物或私产性质,都是损人利己(或不利己)的犯罪行为,和艺术精神是两码事。而真正的艺术肯定能登大雅之堂,它也并非一些“语不惊人誓不休”以及“无厘头”式的廉价幽默。

有时感觉,新加坡的困境和悲哀之一是政治和艺术经常出现有意无意的价值混乱,就有如:权力可以决定U转的对错以及品味(或新加坡人特色)的导向!

 

2.8.2013
南大

       我不是南大(“已故”南洋大学)生,但对南洋大学还是有些感情。毕竟南洋大学是新加坡(可歌可泣的)历史的一部分。在南洋大学被关闭的前夕,我还参与过南洋大学校歌创作比赛(1978年),是当时的四名获奖者之一。
当年所写的南洋大学校歌歌词出自前南大生许茂荣先生(米然)笔下,歌词满满盛载了一位校友对母校的深情期许和骄傲,充满朝气而又铿锵有力:

赤道线上,新加坡岛国翠绿晴朗。
为国家作育英才,壮志豪迈。

莘莘学子,春风化雨,
为繁荣进步立志勤奋向学,
南大万寿无疆!

勇猛刚强,南洋大学矗立裕廊。
为社会百年树人,千秋颂载。

求取知识,掌握科技,
为和平幸福一心力求上进,
南大光芒万丈!

短小精干的歌词里,包涵了南洋大学的精神信念 - “自强不息,力争上游”。
但如今,南洋大学就如昆曲牡丹亭里唱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令人唏嘘。
最不堪的却是有人不知是何居心,硬是要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混为一谈(体),不分青红皂白,乱点鸳鸯谱的统称为“南大”。而这些人里头有些还是前南大生!
不是也有前南大生的说过:“南大是我的母亲,她已经死了”,“复名,迁(名)册并不等于母亲复活。”?母亲一死(或还未断气),马上就“义无反顾”的认了个精神,面貌,气味都截然不同的“洋”后母,这又是什么心态?!
华人传统一向讲究慎终追远,这些“欣然认(后)母”的人又是否记得当年南洋大学建校的艰辛,有多少三轮车夫,小贩甚至舞女为南洋大学筹款义卖,义演,出钱出力…………..才成就了这所大学以及培养了后来众多有成就以及部分“没良心”的校友?!
以上所说,并非要否定或抹杀今天南洋理工大学的成就,但教育远不只是为了传授谋生技能或国际排名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塑造学生的品格,使他/她们能够成为正直诚恳,明辨是非以及懂得饮水思源的人。
最终,南洋大学永远是南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也将永远是南洋理工大学,无论有人如何混淆视听,妖言惑众,两者永远也不会是同一个“南大”。
1.8.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