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3日星期一


二流演出,三流观众?                                          

 

日前(14.9.2013)在滨海艺术中心看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出。由于时间安排问题,只能赶上下半场。

下半场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

被西方指挥大师Lorin Maazel以及Christoph Eschenbach分别誉为“富有激情,全心投入,实力非同一般”以及“亚洲最优秀乐团之一”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当晚的演奏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有余,细致不足。交响曲的整体速度都偏快,乐团整体音色也有点尖躁之感,各声部之间的和谐度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大概是排练不足,演奏中有节奏不齐甚至明显差错。

其实,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听来还是个有潜质的乐团,整体技术也不差,比前些时候来过的广州交响乐团强多了。这回的指挥张国勇在国内外也有一定名气。

只是:名气归名气,艺术归艺术,一旦上了台,无论独奏合奏,事前准备不够充分,身为艺术工作者,责任上总是讲不过去,也辜负了大师们的期许。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必认真去讨论或在意音乐内涵了。

无独有偶,当晚的观众(也许不是全部)的水平居然也“旗鼓相当”。只是主办单位好不容易办一个如此大型的音乐演出,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似乎有点可惜。

个人觉得,有关主办者心意可嘉,但诚意(或认识)或许就不很到位。须知道,交响音乐会是一种高雅严肃的音乐会,不同于流行演唱会。(所邀请的?)观众也许不一定要都认识或熟悉古典音乐,但起码必须懂得一点观赏古典音乐演出的礼貌和“礼节”。除了在音乐进行时须保持安静以外,也不应在不恰当的时候鼓掌(部分观众有时候是“假厉害”,有时似乎是故意,最糟的是有些其他观众还很欣赏这种低级廉价“幽默”而发出鼓励的笑声!),以至影响甚至破坏了音乐的连贯性,音乐会氛围以及演奏者的情绪。这除了不尊重音乐,也不尊重演奏者,更谈不上自我尊重。

另外,如果一定要带小孩出席古典音乐会,就必须能管得住孩子,不然后果绝对是损人利己或两败俱伤。必须明白:除了演奏者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他“守法的”观众也是无辜的,小孩也是无辜的,令大家花费一整晚的时间,结果最后不欢而散,“罪魁祸首”就是你!

费煞周章之后,得来的竟是在外国乐队之前凸显许多国人没有文化水平,自私自利的一面,肯定不是有关主办者的当初意愿罢!

 

17.9.2013

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


被阉割了?                                          

 

过去几天在联合早报上陆续看到几篇回应陈定远“英语已逐渐成为新加坡人的母语”一文的文章。其中作者有教育工作者,也有早报评论员,更有趣的:还有一位坦言因为自幼家庭语言环境缘故,如今在感情上更认同英语为其母语的新加坡华人。

这些作者的共同点是:(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是能有条有理甚至能引经据典以华文讨论有关问题的华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在讨论自身民族语言存亡问题时,居然可以客观,淡然到如同谈论别人的事一般(虽然他们也很清楚其中“不对劲”之处)。究竟这是大智大慧的“开悟”,抑或早已“看破”而自然而然的麻木不仁?

不期然想起多年前曾参与配乐的郭宝崑先生剧作“郑和的后代”(郑和也有后代?)。

“郑和的后代”一剧从一个明朝太监(郑和)引出“阉割”的“课题”,其中主要针对的是精神上的“阉割”。但从许多方面看来,和生理“阉割”似乎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处。

记得剧中对“阉割”有如此描述(大意):“.........…有些“阉割”的方法,能使人不但不觉得痛苦,在缓慢的“过程”当中,有些人还会觉得有种无法形容的快感!”。

只是无论如何,惨遭阉割对一个(有自尊的)男性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不幸和耻辱,同时也会因此而失去了某种(包括传宗接代的)“本能”以及自信。

作为一个种族,其民族语言是否也属于民族“本能”的一种,失去本身语言的民族,除了极可能同时失去其民族的大传统以外,立身世界民族之林,还能有自信和自豪感吗?

 

22.9.2013

2013年9月16日星期一


温柔敦厚与狗屁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终于看到两篇回应陈定远“英语已逐渐成为新加坡人的母语”一文的文章。

两篇文章,一篇标题为“丢失文化 国家堪忧”,作者为一“教育工作者”。另一篇标题为“弃母语无法产出新文化”,作者为早报评论员。

两篇文章虽然基本都对陈文观点不以为然,但语气都不失婉转,温柔,敦厚。只是长篇大论以至引经据典,到头来似乎都只是“老生常谈”而已,并没有多少新意。

“评论员”还非常小心慎重的说:“决定写这篇短文前甚为犹豫,深怕自己误解了南洋大学校友陈定远先生的微言大义(!),摆乌龙地反话正读。但磋磨其文章语气,不见调侃之意;陈先生也宣称要“提出一些客观且具建设性(?)的意见”,因此冒昧撰文,求教于陈先生。“

令人不解的是(注),作为一个“评论员”,连正话反话都无法分辨,还要客客气气,战战兢兢的“冒昧撰文,求教于陈先生”?

是的,陈定远的文章有其“客观”之处,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无论如何,在礼貌上,都不应该“主动”为新加坡华人“妄自菲薄”和“定位”。试想:如果“评论员”也对我们邻国的语言政策境况来个“微言大义”(例如说马来西亚人已不是华人,只是华裔),那又会招来怎样的反应?

注:来到华文问题,“评论员”常有出人意表的言论,请看附文。

17.9.2013

 

得鱼忘筌                                                                              

 

        早报的评论员好像总喜欢用一些耐人寻味的专栏名目似的。前些时候看到张从兴先生的“摸象窥豹”,今天又看到叶鹏飞先生的“得鱼忘筌”。

 

        “摸象窥豹”应该是来自“瞎子摸象”以及“管中窥豹”这两则成语,这两则成语基本上是形容不是很全面或片面的对事物的认知了解,当然,如果把“管中窥豹”和“可见一斑”连起来用便是由局部联想,推测到事物全貌的意思。但“瞎子摸象”便很难理解,也许只能说是张从兴先生的自谦之语吧?用来论事好像一开始就有点“理亏”的感觉。

 

        至于“得鱼忘筌”,在世界书局出版的《最新现代汉语大词典》里这么说:筌是用来捕鱼的,得到了鱼,就忘了筌。比喻达到目的以后就忘了原来的凭借。康继尧主编,台湾阳明书局印行的《辞海》则干脆如是说:比喻成功者的忘本。“得鱼忘筌”无论怎样看都不能提升一个人的形象,叶先生的文章(16.5.2010早报星期天)标题是“为了很自私的理由”。于是,我们看到了有趣的版面设计 - 叶鹏飞先生怡然自得的照片夹在“得鱼忘筌”和“为了很自私的理由”之间,右上角还有版名“想法”二字!

 

        叶鹏飞先生其实也很直接和坦白的在文章里承认,他的担忧以及到芳林公园去“挺”母语的原因:“我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自私,我害怕华文水平再下降,以后读华文报的人减少,不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 …….. 。老婆出门前的的犹豫(?),也被我用自私的理由说服。降低了会考华文比重,她在校长,负责其他科目的同事,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也许就将大不如前了……………”(真是洞见!)。以一位华文大报的评论员,叶先生所讲的这番话虽然坦率务实,但态度和价值观却令人不能理解!

 

        叶先生的担忧诚然都是很真实切身的,字里行间也透露了对整个语文“局势”的深刻了解和无奈。只是谈到对政治的态度时,叶先生却很肯定:参与政治不但是国民的权利,更是现代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叶先生在这一点上似乎讲得不是很清楚详尽。不知叶先生认为国民参与政治要到什么程度?要像近日泰国的红,黄二军一样吗?

 

        我想: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条件或能力参与政治,但关心国家是应该的,只是或许关心的方式,态度和出发点不同而已。叶先生也引用了狼(政治)和羊(人民)的比喻说法(总觉有点古怪,不必追究何人是狼类,但狼可能有“造福羊群”的天性吗?),但如果政治是狼,不论羊谈不谈狼,它都在,羊自然也很清楚,就如叶先生为何忧虑,叶先生自己当然也很清楚。

 

        最终:还是不明白叶先生用“得鱼忘筌”作为栏名的深意,一个有国家意识,念旧的人应该不会“得鱼忘筌”吧?

 

16.5.2010

观棋?                                          

 

昨天在联合早报“想法”版上看到有记者专栏新“开张”的开场文章。新专栏名曰:“观棋语”,专栏标题为:“观棋 不能无语”。

虽然,有关记者也举例说明了何谓“观棋不语真君子,起手无回(悔?)大丈夫”。但“思前想后”之余,还是选择去做“小人”(君子或大丈夫的反义词),并且还似乎是“枉做小人”。

为何是“枉做小人”?因为记者根本没有弄清何谓“观棋不语”。所谓的“观棋不语”基本指的是“少管闲事”的意思。也就是说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下棋是别人的事,看就好,别妄加评论。这就有如日前有马来西亚朋友评论新加坡的华语困境一样(总归是别人的家事),就是一种多嘴,讨人厌的行为。

新加坡的政局也许是一盘棋,问题是记者本身难免也在棋局之内,弄不好,可能还是棋子一枚,身不由己,又如何能轻松跳出局外,居高临下的评论棋局(时局)?就如一条摆在盘碟上的鱼,能够决定或改变蒸,炸,煮,炒的命运吗?

记者说:“政治记者的工作是得分析棋局,帮选民辨别印象与现实,让他们在投票箱前做出更理性的决定。”

奇怪?记者的首要工作和任务不是“据实报导”(注)吗?众所周知,所谓“政治记者”只是跑政治新闻的记者,而不是政治评论家,为何在报导之余还要加上自己的“个人”意见?“选民”真的需要记者,或报纸来帮忙他们决定吗?也许是“愚民”罢?

记者最后情绪高昂的说:“政治记者质疑的对象,除了已经掌握大权的人,也包括蠢蠢欲动,准备取而代之的人。”!

那政治记者又是什么人质疑的对象?记者是否听说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注:其实,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政治新闻记者),若能做到“据实报导”就已经很了不起和问心无愧了。

 

16.9.2013

2013年9月14日星期六


亡羊补牢?                                          

 

日前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头版大标题“华族儿童使用华语频率下降”。昨天又看到联合早报标题为“家长应在家中营造双语环境”的社论。

“华族儿童使用华语频率下降”一文中说道:“儿童天生爱模仿,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个老师,家庭用语对幼儿的语言发展和学习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家长应该坚持跟幼儿讲华语,直到华语成为习惯语。”

就如报纸社论标题“家长应在家中营造双语环境”,以上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问题在于目前(其实早已如此)的有关大环境,除了时间精力不说,对许多在有关语言能力上“自身难保”的家长而言,已经不是个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而是有点像要“挟泰山以超北海”了。况且(以个人经历),一不小心,操之过急或行不得法,还可能还会影响亲子间的沟通和以及感情。

长话短说,最终解铃还须系铃人。世人皆知(!),新加坡人一向顺从政府的政策以及主导方向,如果有关决策者真有勇气,决心和诚意去改变这一教育,语言困境,是否还得从政策(的手段和“硬道理”)去着手?

诚然,改变?谈何容易?也许要花回好几代人“一生的挑战”和努力才能挽回一些“失地”!

如此设想虽不免天真,但总好过期望从一些媒体的小动作中看到希望罢?!

 

 

15.9.2013

2013年9月13日星期五


大势已去?                                           

 

前晚和一位朋友辩论有关本地的教育问题。今天在联合早报上又看到头版大标题“华族儿童使用华语频率下降”。

这些问题每每让人联想到那“有问题”跳针黑胶唱片所产生的“无意义重复”(有时CD也如此)。除了令人心烦,也多少有点绝望的感觉。

和朋友的辩论包括了时下许多年轻人的行为举止以至国家,社会意识,一般观感以负面居多。朋友认为现在社会上的许多年轻人有形无形的,自我中心以及自私功利甚至缺乏道德观念的现象,主要是“家教”(家庭教育)问题。这点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和学校教育也有很大关系。

就以华人族群而言,上世纪5-60年代,一般家庭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但人们还是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同时也非常尊重校长和老师,儿女在学校受到责骂甚至体罚,家长除了认同校方的管教,还十分感激,也从没听说有家长投诉。而家长如果被学校“传召”都是很没面子的事。因此,学生在学校受到责骂体罚,根本就不敢和家里讲,不像现在的学生,家长“里应外合”的投诉行为(或许这便是朋友所说的“现代家教”,但别忘了,如今这些6-7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家长所经历的教育历程,和5-60年代甚或6-70年代的教育制度,内涵都很不一样)。

当年的人送孩子到学校读书学习一技之长以及获得一纸文凭以便日后谋生固然重要。但也讲究学习做人的道理(所谓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记得当时还有“伦理”以及“公民”等有关道德价值观的科目。

如今,在不断更新的体制下,基于一些“文明”条例,往往学生变得难管,老师不敢,也不想管(看破?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工作繁重加上自己的儿女也够烦了,为何还要浪费时间,感情在一些“人渣”身上?!)。有家长投诉时,校长“保护”不了老师,“上头”也“保护”不了校长。最终,一切以学生为尊,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于是有如顾客和店员。至此,教育的程序和真谛已变得“本末倒置”。

世间的事,无论是什么,缺乏纪律将一事无成。也无论军队或乐队均如此。如果士兵不尊重军官,乐员不尊重指挥,学生不尊重老师………或人民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最终又会是什么光景?

现在的生活以及现在的家长和5-60年代已经大大不同了,“家教”的条件和观念当然也不同。以往通常是父亲一人出外工作,母亲在家看管孩子。现在则往往是父母亲都在外工作,早出晚归,佣人或老人在家“照顾”(不是管教)孩子。亲子之间接触的时间有限,“家教”的“品质”肯定大受影响,如果学校教育“品质”也改变了,最终又会是什么光景?

如是看来,区区“华族儿童使用华语频率下降”和整个教育价值趋势相比,除了“破唱片”效应以外,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值得报纸头版图文并茂的报导?

 

 

12.9.2013

2013年9月9日星期一


No Choice                                              

 

那天和太太在市区一家有点名气的日本面馆吃晚餐。面馆不大,再加上是周末,人流不断,生意看来不错。有趣的是,从等到吃,都不断地听到那位20出头,30不到的侍者在说:no choice ……. no choice 你必须等,no choice 你必须坐在这里,no choice你要点的东西卖完了……..等等等等。

该待者看来是本地人,no choice也许是他的口头禅,自自然然的,或许不无一丝自豪感,但似乎并无嚣张的意思,并且他也很公平对待每一个顾客。

这里不想讨论语言或服务的问题,更多关心的是一种在这个年轻侍者身上看到的环境熏陶以及文化教育的“自然反射”现象。

仔细想想,在新加坡有许多事仿佛是公平的,但另一方面,也仿佛是no choice!例如:

每个新加坡父母,孩子所必须面对的种种教育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的华文低迷,方言,传统价值观渐渐消失问题………..等等,现在居然还有邻国朋友(?!)不当我们是华人,并“好意安慰”我们:“新加坡是和中国不同的一个地域,没有理由要求华裔新加坡人一定要保存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还说:“这是件好事,不是悲哀的事”!你说,我们又有什么choice 呢?!

看来,日前联合早报报导的(新闻标题):“官网华文翻译失误连篇  文物局已停用翻译工具”也是个no choice的好例子- 之前no choice要用,之后no choice不能用!作为本地华文报读者,最无奈的no choice又是什么呢?

最终我想:无论是什么“硬道理”或者“一生的挑战”……….. 到头来或许并不完全是no choice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真诚的态度问题。
 

 

 

10.9.2013

悲哀与狗屁                                             

 

今天在联合早报言论版看到标题“英语已逐渐成为新加坡人的母语”。

作者陈定远是马来西亚人,并自称是南洋大学校友。文章的字里行间,似乎对新加坡的华文华语困境有一定的了解。

作者以一个非新加坡人的立场,很“客观理智”的分析了新加坡华文,华语今日困境的形成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必然结果”。作者也举例比较了美国华人移民的情况(为何就没有提及东南亚一带,包括马来西亚在内,许多在排华阴影下奋力保留中华语言文化的华人的种种艰辛努力?)。作者认为:

“即便新加坡人已不是华人,也许是件好事,不是悲哀的事……….!!!”(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陈定远凭什么如是说?如果他自己也是新加坡人,他也认为这是件好事,不是悲哀的事?)

………..在新加坡,他们已经不是我们常说的新加坡人,而是华裔的新加坡人,一个崭新的新加坡人已经开始被塑造出来(?!)。这些新加坡人,特别是三十几岁以下的,除了在血统上是黄皮肤黑眼睛,其语言,文化,风俗习惯,都已经不是传统中华民族的(此时此刻,陈定远凭什么下此定论?绝对吗?是不是从某些新加坡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印象?)。这其实不见得是件坏事(对马来西亚人来说也是?!)…………..。”

“新加坡是和中国不同的一个地域(马来西亚呢?),没有理由要求华裔新加坡人一定要保存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这理论也适用于马来西亚?陈定远觉得我们不妨数典忘祖?!)………….。”

恳请关心中华文化的南洋大学校友告诉我,陈定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南洋大学校友?!

际此联合早报庆祝创立“90”周年期间,陈定远的这番“献辞”,是否也令庆祝氛围“生色”不少?

毕竟,也无论如何,华文,华语还是联合早报“赖以为生”的最基本因素。作为联合早报的长期读者(从一个角度,或也称得上“衣食父母”?),我们既关心,也很想知道联合早报对此言论的立场。

 

 

9.9.2013

2013年9月4日星期三


优雅社会?                                              

 

昨晚和一位长居香港的朋友在滨海艺术中心看了一场由杨秀桃音乐学院呈现的交响音乐会,总统还是座上嘉宾。

我们坐在二楼第二排正中位置,也许受邀出席的多数不是西洋古典或交响音乐会的常客,有的还带了小孩。因此:不经意的交头接耳,细声交谈以及不时弄出零零碎碎的杂音,在不恰当的时候鼓掌…….等等等等都是意料中事。只要不过分,还是可以忍受的。当然,以听严肃音乐会的标准,这不能被认为是“正确”或“有教养”的行为,更谈不上是“优雅行为”。

最不能忍受的却是那种“有事没事”,“兴之所致”便突如其来的高分贝尖叫或鬼叫式喝彩!更不幸的,这些家伙往往成群结队,就坐在你的前后或左右!和刚刚消失的优美音响正面遭遇,其对比简直可说是“天堂与地狱”!这种行为或许是“发乎情”,只是往往都是“一发不可收拾”,也很少会“止乎礼”!

我问来至香港的朋友,香港的情况是这样的吗?回答是非也。还惊奇的问:为何没有“人”教“这些人”有关“礼仪”?我想他大约对新加坡的国情生疏了,新加坡的方式一般是“管”(或罚)多过“教”。

就说滨海艺术中心罢:它们对观众入场有种种的严格规定,这原无可厚非,问题是它们为何不也防范未然- 顺便做一些“教育工作”,例如办一些有关音乐会礼仪的讲座来提升新加坡观众的素质?甚至可能的话也当场“管管”这些“败类”,就和它们当场“取缔”手机用者一样。也算是一种为台上的演奏者以及台下的好观众“讨回公道”的一种义举。相信这些无辜的演奏者以及观众都不是为了制造“气”氛或“受气”而来,败兴而归罢?!

凡事从小见大,在许多演出场所所见,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不能从根本(教育)去改善新加坡人的一些自私和“不雅”的行为,无论我们的机场,学校,滨海艺术中心等等如何伟大堂皇,也无论我们在国际上赢得了多少个第一,新加坡人还是会被视为缺少文化和教养!

 

5.9.2013

破碎的蛋                                               

 

今天在报上又看到关于本地华文教育的文章-“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学的困境与出路”。很惊奇,居然还有如此“不上路”的纯情者。

这类文章,大约只能在日渐“薄弱”的华文报上看到或取得共鸣,在主流的,能主导本地民生潮流思想的英文报上不止少见,也属“逆流而上”,难以取得共鸣的文章(简直有点与虎谋皮的意味?!)。比较准确而悲观的形容,就是一种微弱无助的呼声,就连有关版位的“站长”似乎也把头转开而只字不提!

每次看到这类文章,除了马上想到四个字-“大势已去”(!)以外,也想起一段英文童诗:

 

Humpty Dumpty sat on the wall,

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如今华文似乎就像是那粒被摔得支离破碎的大傻蛋(Humpty Dumpty)!事已至此,当初谁让那个蛋坐在墙头上或许已不重要,也不必试图解释了(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只是从教育的角度去看,如果有关决策者(注)真能老老实实或“务实”的面对当前的“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学的困境与出路”,社会上以及媒体上少点歌功颂德式的无谓动作,也许就更具教育意义,将来或许还能多少告慰华语以及一众“枉死“方言的“在天之灵”罢?!

 

注:我们的 “贤人”是否真的无论军事,经济,卫生,建设,(尤其是)教育,文化,艺术………等等等等样样都行,随时可以摇身就变?有权即有学问,有知识也是硬道理的一种吗?我们的“贤人”又有没有勇于改变潮流的气魄?毕竟最终,教育是教育,政治是政治,生意是生意,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虽或能相辅相成,但总不能混为一谈。

 

3.9.2013

谦虚                                                

 

最近读到一篇关于前美国国务卿纪辛格的幽默小文。

话说有一次纪辛格应邀演讲,主持人介绍之后,听众起立,台下响起了久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终于,掌声停息,听众坐下。这时纪辛格开始讲话:我要感谢你们停止鼓掌,因为要我长时间做出一副谦虚的表情是很困难的。

纪辛格是个有智慧,也富有个性的政治人物(据说还是个有名的政坛花花公子),幽默之余,他还是个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谦虚”抑或“骄傲”的人。

谦虚其实也需要有条件,若没有值得骄傲或自豪的本事能力,也大概无从“谦虚”得起来。因此:谦虚和骄傲是相对的,只是比重和比例的多少而已,当然往往也和时空人事甚至利害权衡有关,有谁会对一棵树或一条狗表示谦虚的?

记得少年时读音乐杂志,读到一些名家在访谈里的谦虚表现,非常钦佩。告诉当时的老师,他却嗤之以鼻的说:你如果有机会接触其本人,或许就不这么想了。也许,当年老师的话只是因人或因事而异,但经过了漫漫岁月,有些事看来确实如此。

无论如何,你还记得上一次见到“虚怀若谷”的人是什么时候的事?你又能确定他/她真的或“无条件”的“虚怀若谷”?

最终或许,能做到适时适事的控制自己的骄傲(若有)以及懂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已足够。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高官或名人),谦虚除了是一种苛求,也可能是一种误会。

 

3.9.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