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5日星期二





漫谈民主

       在今天的联合早报言论版上看到了几篇文章。虽然标题各异,但言论之间仿佛有种隐约微妙的联系。

       首先读到的是纪赟的文章《民主之路上的现实教训》。其中有几段话是很真实的:

       “在成熟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中,民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具足的要素。很多时候,民主往往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宁,尤其是约束民主的诸种要素缺位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

       “未经筛选的民意(网上言论?民意需要筛选?由谁来筛选?),在不少时候都是被精英统治阶层当成是洪水猛兽。非常不幸的是这种认识确实存有相当的合理性(反之亦然?)………………”。

      “以民选尤其是直选为标竿的民主,固然是人类最为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但政党往往会出于党团利益而煽动……………..不惜人为地创造社会中某一特定阶层与部族的假想敌,来制造割裂,以达到分化并攫取选票的目的。”

       纪赟先生所说的民主大概和自由是共通的罢?民主,自由,都是人(人性,人心,人身)最初,最自然和最根本的诉求,自由民主原本是个简单以及合情合理的信念。悲哀的是,一旦被某种势力所“骑劫”就会蜕变得无比复杂甚至邪恶丑恶!因此:古今朝野都有人因此退隐林泉或出家,成为世外高人。

       耐人寻味的是,纪赟先生顶着个“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的名堂,也常常在报上谈论民事政事。就不知纪赟先生是个诚心事佛的“学佛之人”还是“佛学中人”?(据说两者有感性,理性,笃信诚心和学术理论之分?“佛学中人”不一定信佛拜佛?信佛拜佛的人不一定懂得或须要懂得“佛学”理论?)

       同一版也读到“前新闻工作者,前(执政党)国会议员”(也算是“高薪养廉”人民公仆的一种?)吴俊刚先生的文章《丑媳妇终须见公婆》。什么样的店卖什么样的货,那也自然。但只因为新加坡人(不一定就是反对党)和他的政治理念或对事看法不同,就说:“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可解读为新加坡人民仍处于某种蒙昧的阶段………..”(“高薪养廉”到头来还让“廉”数落!?)这除了武断,也未免缺乏了点民主自由精神罢?

      同一版的社论文章《以人为本的智慧国》最后说道:“人们往往忘记了,科技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科技服务。智慧国的成败,取决于人的因素,而智慧国发展的目标,则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

      以上言论,如果套用成:“政党往往忘记了,政治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政治服务。国家的成败,取决于人的因素(人的素质),而国家发展的目标,则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无论选区?也无论是智慧国或蒙昧国?)。

       如此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罢?其中不也有民主(人民为主)的成分和精神?

       愿以此与吴俊刚先生共勉。

26.11.2014

2014年11月20日星期四







教育的不幸!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标题“强拉自闭学生到课室外罚站  男教师被令服务社区60小时”。

       有关报导曰:“案情显示,受害(!)男童被诊断患有自闭症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事发当天,男童的母亲因为男童身体不适,直到早上1030分才和儿子一起抵达学校。当被告(!)(男教师)质问男童为何迟到时,男童没有回应。被告因此要求男童在课室外罚站。不过男童没有服从指示。被告最后不顾男童的反抗,强行将他拉出课室。站在课室对面的男童母亲目睹了整个过程,立刻向学校副校长投诉,并在当天下午到警局备案。”

       如果报导准确,此事其中有些“情节”难免令人不解。

       让我们再分析一下这段报导:1. 案情显示,受害男童被诊断患有自闭症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其他同班学生是否都“有病”,若其他学生都正常,“受害男童”是否适合被安排在这一班或这间学校?这会否加重老师和学校的工作和精神压力?)。2.事发当天,男童的母亲因为男童身体不适,直到早上1030分才和儿子一起抵达学校(为何男童身体不适还到学校去,如果是传染病怎么办?母亲有没有和老师沟通解释?)。3.当被告(男教师)质问男童为何迟到时,男童没有回应。被告因此要求男童在课室外罚站(老师为了纪律甚或公平原则,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4. 不过男童没有服从指示。被告最后不顾男童的反抗,强行将他拉出课室(也许为了维护老师的尊严,在其他学生面前骑虎难下,也许太冲动以及太认真了- 不认真谁管你?又怎会“惹祸上身”?!)。5. 站在课室对面的男童母亲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位母亲或许爱子心切,但为何她不及时出面调解,她认为孩子对老师的态度是正确的吗?),立刻向学校副校长投诉,并在当天下午到警局备案(这种事发生多了,若非不得已(?!),谁还愿意当老师?)。

       或许此事有关老师也有点责任,事实上,他也已面对服务社区60小时以及停职的处罚,可能还要做出医药赔偿(?)。只是平心而论,他真的有必要承受如此恶果吗?他(据报导:律师也表示被告自2006年以来一直备受上司赞赏)应该是个还不错的老师罢?

       以上事件若发生在4-50年前,结局可能大不相同或根本不可能发生。今天我们的许多学生有如温室里的娇花般备受呵护,动不动便投诉(还报警!把老师当成罪犯!),更不懂得何谓尊师重道(还一代不如一代!慈母多败儿?!)。日后会否心存社稷就甭提了,只是面对社会的严峻无情或现实中的狂风暴雨时能承受得了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据报导:“教育部昨天受询时表示,慎重看待这起事件,并强调无法达到行为标准的教师都会受到纪律处分。”又是官腔?究竟什么“行为标准”,语焉不详,希望不是另一种Mission impossible 罢?谁又知道,这件事最终是体现了对学生的“爱心”还是毁了老师对事业的信心?!如果有关官员设身处地,他们也能欣然接受这种“结果”吗?

21.11.2014

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


打一场地方战!

       近日来网上和报上都有关于工人党市镇会居民拖欠杂费的议论和新闻报导。执政党也对工人党市镇会的管理能力问题频频提出质疑。

       作为一个不了解公共部门运作的民众,从2013年工人党市镇会29%居民拖欠杂费的事实来看,可能觉得1:工人党市镇会居民有一大部分经济能力不佳。2:工人党市镇会的管理能力有问题。

       但在看了联合早报记者游润恬的文章《打一场地方战》之后却有了新的理解。游润恬的文章一开头便说:“朝野两党的政治攻防(!),固然有各自的战略计算,但是市政会的管理,毕竟关系到民众的集体利益,还是必须遵守客观的标准。”

       如以上所言,这里头潜伏着汹涌的政治因素(政治攻防!战略计算!)。但游润恬说得好:“但是市政会的管理,毕竟关系到民众的集体利益”。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毕竟,集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都是普罗大众最关心或切身的事。

       由此想,工人党市镇会出现29%居民拖欠杂费的情况而备受执政党质疑,除了可能管理不当,也是否是一种无奈的“仁政”?毕竟,此事也涉及了那29%居民的生计!

       执政党选区市镇会似乎很少发生这类问题(或许这也和“必定是执政党党员”的基层顾问有关?注),想必执政党选区市镇会的管理比较完善吧。

       记得过往曾有执政党的领导人在大选时明言:反对党选区的组屋翻新工程将排在最后(大意)!如果这是“朝野两党的政治攻防”的“战略计算”之一,从某种程度意义上或许可以理解。只是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常常疑惑: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的选区都有两方支持或反对的人,但不论支持或反对,都是新加坡公民以及纳税人。作为一个人民政府,怎能厚此薄彼呢?况且,对一些人来说,家住在反对党的选区,也是身不由己的事,为何要受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惩罚!最终真要为政治而搬家吗?

      游润恬说:“……….市政会的管理,毕竟关系到民众的集体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还是必须遵守客观的标准”。什么是“客观的标准”?我天真的想:如果新加坡人都是平等的,政府能“客观的”正视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的福利。既然执政党选区市镇会管理得法,为何不能把“造福人民”摆在“政治攻防”之前而惠及工人党市镇会,这除了会令人感觉执政党的气度宽大,谁知道这或许也是另一种成功的亲民“战略计算”?

      BUT! 有可能吗?但愿在“政治攻防”夹缝之间的人民不会沦为炮灰罢!

注:根据游润恬的文章:反对党市镇会与政府部门和该区的基层顾问(这人必定是执政党党员)这三方面那种微妙的关系。例如国家发展部有一笔供各选区提升社区基础设施的基金,但只开放给基层顾问申请。市镇理事会若想使用这笔钱提升区内设施,就得与基层顾问合作,而不能自行决定。

20.11.2014

2014年11月13日星期四


世界级?

       今天在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上看到有关以色列爱乐乐团(The Israel Philharmonic Orchestra)在本地演出的评论。其标题为:“Terrific orchestraterrible acoustics”(一流乐团,差劲音响)。这场演出也算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SG50)庆祝的一部分。

       乐评作者(Chang Tou Liang)为以色列爱乐乐团以及指挥家梅塔(Zubin Mehta)的高水平演出惋惜 - 演出场所(MasterCard Theatres at Marina Bay Sands)的音响条件远远未能赶上乐团的水平。这其中背后或许有种种不足为人所道的原因,只是以色列爱乐乐团是世界著名乐团之一,难得远道而来,竟然连一个像样的演出场所都未能提供!这情况就有点像上高档餐厅享用精美餐点,但餐具都是廉价的塑胶碗碟一般大煞风景!虽然事后指挥家梅塔只是淡淡的说:希望乐团下回再来时能在一个好一点的音乐厅演出。但这种事若在国际乐坛上传开来,无论如何都难免多少有损新加坡的颜面罢?!

       妙的是:乐评作者居然把“森林黑店”的欺骗顾客事件和此事相提并论- 对有关消费者来说:两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货不对办”或“价真货不实”的意味。

       不只如此,乐评作者还因此联想到最近我们新建的世界级Sports Hub的草皮事件- Sports Hub因而遭受好些外国一流球队不客气的批评和抱怨。从而怀疑: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世界级”吗?(“森林黑店”的经营手段也许罢?!)

       平心而论,以上种种“不幸”或许也多少和运气有关(?),但其中不能原谅的以及令人尴尬汗颜的还是当晚音乐会一些观众的表现(其实在本地,这种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 在不应该鼓掌时鼓掌,因而引发莫名其妙的笑声(没教养,低级幽默感?!),以至指挥还要分神去“阻止”他们,以免影响乐团的演奏以及情绪。

       音乐会的票价并不便宜(新币$200- 500之间),从上述一些迹象看来,买得起票的多是些“外行听众”,这也是高档古典音乐的一种悲哀吧?!这场音乐会演奏了我编曲的国歌,本来想去看,但由于在票价上的考量- 高不成低不就,思前想后,最终也就不了了之。现在看来还真有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侥幸之感!

       新加坡一向在意“世界级”排名,也有好些世界级的建设硬件,但普遍在文化教养素质上,尤其来到艺术欣赏,很多时候仿佛还停留在比第三世界更低的水平!面对自己的“世界级”和外来的“世界级”是两回事。毕竟:真正的“世界级”是从内涵开始而不仅仅只是外表而已。古话说:“胸有诗书气自华”正是此意。

13.11.2014

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


优质教育?

       今天太太到教育部去办些事,回来时告诉我在MOE customer service counter(教育部顾客服务柜台?)所见一幕 - 一位女性家长(顾客?)带着读小学的女儿正在向柜台人员投诉女儿所就读学校的校长。原本,该家长要(向校长)投诉的是女儿的老师,但觉得校长的反应表现似乎“不够热心”,因此该家长一气之下到教育部投诉该校长。由于匆忙,太太没有听完“全本”就离开了,因此后来的“剧情发展”也不甚了了。

       听到这等事,不禁又想起“世风日下”这个词眼!该家长对老师校长有所要求,不外是希望女儿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优质教育?)。只是她有没有想过,当着女儿的面去投诉老师校长,是不是一种正确的教育方式?今天母亲投诉校长老师,谁知道将来女儿会不会也投诉总理部长?

       不知道该家长是否也是新加坡教育制度下的“产物”(或“惨物”?!),但或许可以理解,她也和其他众多的家长一样,正面对以及承受着当前教育制度下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对儿女的学业以及成绩的关注和担忧。再者就是经济上的负担- 各种各样的校外补习。对于需要早晚开车接送孩子的家长又有另一种额外压力- 交通状况。

       当今学校的学习压力很多时候都来自许许多多有形无形的竞争(尤其在名校或名校与名校之间)以及没完没了的project,课外活动等等等等,很多时候,连假期也不能好好的过一过(老师也如此)!因此:有人说现在的儿童没有童年,是很真实的!

       也许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学校生涯”不能和6-70年代相提并论。但回想起来,当年的学校生活是令人怀念的。首先:以前没有名校(名校往往是压力的来源和罪魁祸首),最低限度名校的意识不强。除了每天上课时间相对短些,科目相对少些,功课相对不那么繁重,几乎没有人需要补习,英校英文水平只有比今天好,华文水平更不用说了。同时:课外活动随意性多,竞争以及功利性少,假期是“货真价实”的假期。校长老师都有一定的权威和尊严,家长和学生都尊敬校长老师(哪像今天的“乌烟瘴气”!)。

      然而,在今天的现代化教育(?)- 硬件,软件+所谓的创新或创意教学教育方式下,我们的学生的学习成果和素质就一定会比6-70年代优越吗,或许见仁见智罢。但可以肯定的,以往的学生绝对比较懂得尊师重道以及待人接物,虽然生活条件不比今天,但相对也比现在的学生幸福快乐。

       最终教育的真谛是什么?我们的有关领导人常“老黄卖瓜”似的夸新加坡的教育为“优质教育”,您认为呢?

12.11.2014

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


 

黑店,的士,养廉

       每次从外国旅游或公干回来,总有一番令人悦愉感受。从机场开始便能感觉新加坡与众不同的效率。新加坡虽没有腹地,却无疑是块福地。新加坡能有今天的繁荣稳定,和政府管理得法以及先辈,人民的努力与贡献是分不开的。

       新加坡的法纪严明是今天繁荣稳定重要因素之一,但同时令人不解的是有些看来似乎是常理(common sense),却又关乎国民生活甚至国家声誉的事,有关部门的表现却常常有类似老鼠拉龟- 无从下手的无力无奈感?!往往似乎是来到执法时,反被法所执所困?

       就如近日来在媒体网上甚嚣尘上的“森林黑店”事件,就很难想象新加坡这样一个以法纪严明以及效率闻名于世的国家,怎么就一再发生这类明目张胆,嚣张无耻,类同抢劫的欺骗事件。而且黑店还不止一两家,并且好些还是有前科的重犯或惯犯,为何这些败类在干尽坏事之后还能逍遥法外以及卷土重来?

       此外,交通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近年来人口的增长,使得公共交通情况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挤。私家车也非“等闲之辈”所能负担。问题是如果没有车,又不想或不便挤地铁巴士或有急事赶时间,要花多点钱褡的士也未必每次都能顺利如愿。

       有时在路上开车,前后左右,浩浩荡荡,满街都是的士,蘶为奇观。然而但当你急需召唤一辆的士时,虽然依然浩浩荡荡,满街都是的士,但奇怪的是,无论空车与否,他们都对你的挥手视若无睹。无可奈何打电话召唤,幸运的话会召到一辆,运气不好,可能连打数次不同的士公司的电话都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少。

       新加坡的士公司众多,各家的士外观可说是千姿百态,七彩缤纷,可惜常常常是可望不可即。召车几乎常常是个问题,收费(起跑费,各种附加费等等)也令人眼花缭乱- 不同公司有不同收费。车型大小收费不同可以理解,但车型一样或相近的为何有不同的收费?这方面为何不能简单划一点?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杨澜访问李显龙总理的新闻报导,其中有重点提及新加坡的“高薪养廉”。从字面上看“高薪养廉”似乎是用高薪来养活廉洁的官员。但李总理说:“我国廉政模式不能简单的用“高薪养廉”概括,而是以“实际的正确的薪水”任人唯才,同时建立透明的制度和严格的法律预防和惩治贪腐。“

       其他不说,不知是否李总理也注意到了近日“黑店”事件以及长久以来的“的士”问题?无论如何,“高薪养廉”的“廉”应不仅只是指“廉洁”而已,还要求官员们要有能力和才干去解决普罗大众日常生活里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11.11.2014

附文:

的士和雨

        昨天傍晚五点左右从国际视听音响展出来,要到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的“金融区”和太太会合。由于时间还早,便在Farrer Park站搭地铁到Clark Quay站,再从那里步行到莱佛士坊。

        走过芳林公园旁的十字路口不久,在Pickering street 路口,蓦然看到一个中年黑人怒气冲冲,口中“念念有词”的在向大路上过往的车子挥动着手中的钞票。起初以为这人有问题,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想截的士。

        这人看起来像个旅客,猜想他不了解本地的一些“交通情况”,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有义务去协助或“开导”他。于是,我便走过去,问他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他忿然告诉我:他在这附近已经等了接近一个钟头的的士,虽然看到许多空车,但就是没有一辆愿意停下来,有些车子原本要停下来了,但靠近了又马上亮起车顶的红灯开走。由于他是个黑人,某方面或许有点敏感,于是怀疑,究竟是否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表现?我肯定的告诉他:新加坡没有种族歧视这回事,他的“困境”本地人也常会碰到,尤其在这一交通繁忙时段。他半信半疑的说:不如你来替我截截,看他们(的士)会不会停下来?我说可以试试,于是在那里“试”了约15分钟,果然(在意料之中)一辆车也截不到。其间曾有一辆停了下来,问我要去什么地方,但一看到我招呼那位黑仁兄,不由分说,马上又开走了。经过一番折腾,最终黑仁兄也无奈放弃等待,向我表示谢意之后便越过马路走了。

        唉!本地就有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在香港,台北甚至中国大陆,等的士的问题都似乎没有这么严重,在新加坡以外也好像没有几百辆的士齐齐在机场外排队等客的壮观奇景(而往往同一时间,市区内却人人排长龙苦候的士)。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一个事事讲求效率的国家,长久以来,都有这样的问题?并且:除了本地人,外来旅客相信不止上述黑仁兄一人碰到这种问题吧?长此下去,这对新加坡的形象又会不会有影响?

        个人一般如非紧急,不会想搭的士,因为这往往需要付预定费或繁忙时段附加费再外加ERP(限制区附加费)等等等等。就算如此,也不一定就能保证顺利搭到的士。

        最近听说有人投诉雨天等不到的士。有业者解释,雨天开车风险比较大,若发生意外将会损失惨重云云,因此宁愿损失收入,也不愿冒险。为了体恤的士司机先生的难处,有人于是建议:或许应该考虑加多一项“雨天附加费”。这样雨天会比较容易等到的士,而的士先生所冒的“风险”也得以“补偿”。

        只是:如此一来,巴士车长,送货司机以至公家,私人司机,会不会也跟进起哄(因为他们没有下雨便收工的“方便”),群起要求类似待遇?其他相干或不相干的行业是否也会乘机“搭顺风车”- 以下雨为理由而加价?

        这样说也许有点“搞笑”,就算是“苦中作乐”罢。无论如何,也无论晴天雨天,我们之间有许多人天天都必须面对这一交通问题。以前只听说:银行晴天借伞,雨天收伞。如今的所谓的士服务(?!)似乎也有类似之处!这种种局面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谁又有责任以及办法去解决?

3.11.2012

2014年11月8日星期六


公道自在人心?!

       今天在联合早报《想法》版上看到几段文字,虽然论点场景有异,但相互之间却似乎有种微妙的关连。

      首先看到的是《想法》版摘录了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陈振声首次以部长身份走访三巴旺集选区内的兀兰区,同约160名学生对话时表达的看法- “如果每个人只想着从社会榨取资源,不愿付出,他们成功后,也一厢情愿的以为这完全是自己的功劳,这将沦为所谓的“IMM现象”- IMe Myself,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将是很悲哀的。”

       部长所言绝对言之有理,但如果把这番话延伸放大,则不只针对个人而已,是否对甚至对社会上的团体机构,政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适用”?这里头应有“公道自在人心”的“前因后果”罢?或许:从个人以至团体机构,政党国家都可以此共勉?

       能“不以自我为中心”也是品德表现的一种罢?只是:《想法》版的文章《公道自在人心》里提及:“………. 就如(曹操)《求贤令》所指出的,有道德修养的人未必具备治理国家的才干,有才干的人未必有道德修养。曹操因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朝廷急需人才,所以在用人时宁可牺牲道德要求,选择才干(务实?硬道理?事急从权?)。在注重“义利之辩”的儒者眼中,这当然是极大的错误(新加坡似乎一向都“尊儒”?!)。道理也不难明白。第一,如果掌握社会资源的精英自私自利,不公不义的情况就容易发生……………第二,自以为凭个人的努力成为精英者,会鄙视普罗大众的“失败”为“咎由自取”,不像精英自己那么努力奋发,所以也不会对社会弱势与不幸群体报有同情心。“以上所言,或许:从个人以至团体机构,政党国家也都可以此自省与共勉?

       最终,有些事虽然其中“正义”不一定就都能得以伸张,就只能寄望“公道自在人心”了。只是在当前功利挂帅的大环境里,往往却是人心难测或人心不古,甚至还贼喊抓贼!公道?谈何容易!

9.11.2014

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游江南有感

       这几年常到中国游玩,一年总要去一两次。不怕各位朋友见笑,我们多数是跟团旅游。

       跟团旅游的好处是除了在费用上“匪夷所思”的便宜(简直可说是贱价,远非“物超所值”可以形容。各位想想:8天左右的行程包括星航来回机票+4星级旅店+每日十道菜以上的三餐+旅游交通,机场接送+赠送土产纪念品等等等等,再加上各地都有不同的地陪导览,全部费用每人只需新币$700上下,真想不通旅行社是如何盈利的?!)以外,也不必自己伤脑筋兼花时间精神去筹划。

       跟团旅游的缺点除了个人行动自由有限,还往往行色匆匆,早起晚归,舟车劳顿。在8- 9天的行程里,走马看花,蜻蜓点水式的完成每天至少两个景点(有时也包括购物行程),这些无非是旅行社方面要确保行程完整顺利,既是两厢情愿也就无可厚非。

       这回粗略的游览了上海,苏杭,南京,无锡等地。其间除了有机会品尝到著名的上海城隍庙南翔小笼包,杭州的东坡肉,南京的盐水鸭以及无锡排骨,太湖白鱼以外,也参观了杭州西湖和钱塘江,苏州耦园,南京长江大桥和中山陵以及无锡太湖。虽然逗留时间有限,但总算形式上到过慕名已久的江南了。

       每回到中国游玩,都觉得中国在各方面的建设都有显著的进步,举凡各类建筑,公路以至各个城市的规划发展,都有一种泱泱大国的气势和气度,令人留下深刻印象。遥想1949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激情的说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中国人的确是站起来了,但由于体质尚为虚弱,难免有点摇摆不定,今天:中国以稳健沉着以及充满自信的脚步迈向世界,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还走了出去。

       中国的富强,除了有益本土,也直接或间接的惠及全球华人。并非沙文主义,看看历史,看看过去东西洋人如何轻视以及欺侮华人就可以理解。

       今天新加坡许多年轻人一般都对中国了解不深,也兴趣不大,他们只知道中文难学而恨之远之!甚至:当东西两洋的人都不敢小看中国人的时候,他们的思想还落后到形容中国人Cheena!(他们忘了自己又是什么种?!)最终,他们或许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传统?财路?)。这种种谁又是始作俑者?又是谁的责任?

       嗟乎!此地许多年轻人似乎已“无可救药”,至于我们这一辈,还行有余力,口袋里还有点剩钱的,或许应把握当前美好时机多到中国旅游。看看今天中国的发展趋势速度,谁又知道再过两年,到中国旅游会不会成为一种奢侈?

6.11.2014


小提琴与音响                                                                     

     这些年来不知不觉的收集了百多把老琴和新琴。老琴多来自欧美,新琴则清一色中国琴。济济一堂,一眼看去林林总总的就像是个联合国。

“多琴”自有多琴的乐趣,但琴多了,就和“多情”一样不免会有相应的烦恼。这些琴又像人一样不甘寂寞,需要细心呵护和安顿,有时还要花点时间功夫让它们有机会“锻炼锻炼”,“吐露心声”-不时要拉动拉动,以不致日久荒疏而“百病丛生”。

这些原本不应该是什么问题,收藏嘛,有机会把玩把玩,总是一种乐趣。只是一旦“妻妾成群”-数量多了,除了要花时间,也占地方。现在家里这些琴已经几乎到了无立锥之地的地步,主要都塞进HIFI房里,于是整个HIFI房的地上,椅上,书柜,唱片橱顶等等凡是可以堆放东西的地方都摆满了琴。所以每当进入HIFI房都要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自己不慎跌倒事小,如果踩坏或压扁了这些心肝宝贝就要令人“痛心疾首”了。

似乎无可奈何,其实后来发现:把这些琴都挤进HIFI房也不全然是件坏事,当琴达到了一个数量,我发现我的那套(也算)古董音响,声音也起了明显的变化。

这还要从有一天在重温一些旧录音时,蓦然发现自己的耳朵居然没有因年纪的增长而退化谈起- 那天在听音乐时居然听到从前没注意到的一些音响细节,似乎作曲家改动了配器或指挥家重新处理了音量平衡,使得某些乐器突然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了。乐曲可玩味,寻味的地方也因而增加了不少。虽然音色和音场的改变相对不大,但乐器定位感却大有改进,音乐也显得更为鲜活,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也算是一种惊喜罢。

失去了空间,却无意间得到了新的乐趣,一得一失,也算是人世间缘分的一种罢。但个中原因又是什么呢?

不知(发烧)道上的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印象-曾有一阵子,在音响圈里有人喜欢在HIFI房里挂一把小提琴,说是用来调声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我总有所疑问:真有效吗?

如今,根据个人经验,可以确定,有没有小提琴是有所不同的,但1把小提琴和100把小提琴或许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为何小提琴会对音响有所改变甚或助益呢?我不是专家,只能推想:小提琴本身就是一个共鸣箱,而老琴更是上佳的共鸣箱-已经run in了很多年的共鸣箱(老琴由于经过了漫长岁月,木材的干燥程度一般较高,震动功能会更好,琴声一般也都更为成熟通透)

小提琴琴身由于琴弦的震动而产生共鸣共振而产生了特有的音响和音色。因此如果听音乐时房中有琴,房中的音响音波肯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催发了小提琴共鸣箱的震动而导致整体(HIFI房内)音响素质的改变,尤其是当100把小提琴同时产生共鸣时,效果应更为显著。

现在由于不会常拉奏,这些琴基本都在休闲(松弦,避免琴和弦的无谓疲劳)状态,如果将每一把琴都调准了,和现有的HIFI在音响兼音律上来个“天时,地利,人和”,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音响效果?有空真想试试,可能会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也说不定?!(但退一步想想:调准100把琴?!也许天地鬼神尚未惊泣,自己就先被这个伟大工程惊吓到哭了!)

许多年前曾听到过有这样的说法:用中国生产的钢琴(例如,上海,聂耳,星海,珠江等等老牌子)弹奏中国钢琴曲最能表达中国音乐的风味以及精神云云。当时以为这是一个笑话,现在好像也还是这样觉得。但如果在HIFI房里放置了许多小提琴又会不会使录音里的弦乐显得更美妙?那或许就要专家们去研究和分辨了。

如今由于HIFI房中“鬼物”(即老琴,“洋鬼”生前死后之物也-洋人天生倒霉,无论生死,(华)人皆以“鬼”称之!)甚多,而这些“鬼物”年代已久(年纪加起来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吧?),三教九流,济济一堂的想必都各有着不同的身世和记忆。因此:在听各类和小提琴有关的音乐-无论是独奏,重奏,合奏或协奏甚至是交响乐等等时,总不期然会想:如果我是其中的一把老琴,在物竞天择的世界上,能“健在”到今时今日,在过去漫长的年月里必曾有过不少“风光一时”或“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日子。而此刻,这些正在播放的也许都曾是我和我的主人(们)一起“合奏”过的音乐。曾几何时,乐在人亡,物是人非,主人早已远离尘世,而历尽沧桑,不复昔日光采的“我”也只能无奈无助的躺在这里静静聆听别人奏出的欢乐和悲愁。回望过去的岁月,不免也会暗自低徊低泣罢?!(说真的,有时独自在寂静的HIFI房里,或在热闹的音浪乐声之间,偶尔还真听到过一些“耐人寻味”的声响!)

最终,以上种种无非只是一个人误打误撞,误入佳境而又“乐极生悲”而已,想必也不会有人“有样学样”,像我如此这般的(多琴)去体验音响与收藏之间和以外的“齐人之福”罢?

10.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