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

杂技?

       由于人性喜欢新奇刺激,于是杂技便应运而生。到了最后“杂技”便不只是在杂技表演里,在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里也很常见。尤其是舞台表演艺术。
       杂技是有高度娱乐性的,就和处世为人,艺术里理当也应该有些恰如其分的娱乐成分,不能一味严肃?但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因为它更讲究人文深度而不单单只是娱乐普罗大众或抒发一些低层次的情感和趣味而已。
以前的人或许相对生活比较悠闲,时间比较多,能够静得下心来细细的去品味艺术里的种种细节。
       现在时代大变,生活节奏飞快,分秒必争事事讲求效率,要求一步到位,连男女之间的交往感情的事也往往如此,以致有时人和动物在一些方面仿佛也分别不大?
       今天,就和大部分电影里不可或缺的特效(或色情暴力?)一样?艺术里的杂技成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如果艺术里的杂技和食物里的糖分是相等的,长此以往,艺术前景会不会和一个糖尿病人的命运一样?
       也和对音响的讲究和追求的渐渐式微一样,现在许多人对事物精致的要求也今非昔比!你或许说是偏见,但许多经典的艺术作品或演奏如今听来都还是无可替代是绝非偶然的?平心而论:现在艺术里的“杂技”(或技术)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所超越,但其中“人性”(人文)水平每况愈下却是不争的事实?!
       是的:时代的巨轮在不断地前进,但时代真的在进步吗?
23.2.2017




2017年2月19日星期日

甘榜精神?!

       虽然政府大力提倡和鼓励,但无论是实质上或精神上,这些年来经过这么多的各种“人事变迁”,新加坡如今还剩下多少“甘榜精神”kampong spirit)?
       所谓的“甘榜精神”总的来说就是一种睦邻和守望相助。这种风气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比较普遍。还记得小时候住在女皇镇史达摩道Strathmore Avenue “蓝玻璃”三层楼组屋的悠悠岁月,逢年过节我们和楼上楼下异族邻居们都会礼尚往来的互相分享各自节日的食物,那个年代仿佛也没有什么Halal Halal的禁忌,华族的邻居们之间的频繁交往互动更不在话下。
       曾几何时,世情大变!如今无论组屋公寓洋房,家家各扫门前雪以及老死不相往来都是普遍的现象 。不同只是:以前“鸡犬之声相闻”,现在是“饮食之味相投”(有时还因此交恶?)?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最低限度大家还能“和平共存”,最糟的是邻里间常因不和而引发暴力事件。
       许多人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可是难道从前生活就容易?问题是现在的人喜欢动不动就投诉,连一些对人无害的飞禽走兽也要赶尽杀绝!就因为有人投诉,而官家居然也往往(想都不想就?)“从善如流”?!
       住家一带往大路的有几条互通的双向行走车道,车道不宽,每边只能供一辆车行驶,路旁住户的车子有些就停在路边,最初零零散散的占据了一边部分车道,也没有造成多大的不便,20年来路边的住户们都相安无事,没什么问题。近年来由于车辆数目越来越多,加上有些自私的车主为了自己方便,常常把车停在路头路尾的进出口转弯处,为其他驾驶者造成了一些不便和危险。
       近日也不知道什么人投诉,LTA人员一来,就不由分说公事公办的开罚单。结果如今就连以往没有造成不便或危险的路段都不让停车!这就造成了一些原本“守法良民”及其访客的不便,也许也包括了那个投诉者?于是,大家“一锅熟”同归于尽!
       先不论谁对谁错,政府人员一刀切的办事方式就仿佛有如厚黑教主李宗吾所谓的“锯箭法”?!虽然不可以说不公平,但只解决了外在表面的问题,却使到原本气氛平和的邻里间起了猜疑的云雾 - 究竟谁是“害群之马”?在这种带有怨气氛围之下,还能谈“甘榜精神”吗?
       政府办事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但有时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也成正比?“甘榜精神”莫非是一个国家社会和谐的缩影?是建立在鼓励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僵硬的以law by law去“惩罚”而已。从一个法律不外人情的角度,有些事情的处理如果能有一点伸缩和灵活性。将会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以及减少一些怨气?就好像我们一向对某些宗教团体“非法停车”的容忍和谅解一样?
       无论如何,鼓吹“甘榜精神”不能只是个口头禅而已?!
18.2.2017


2017年2月17日星期五

历史与国民教育

       人类和野兽不同之处除了会脸红也有需要脸红等等等等 …........ 以外,还要懂得许多关乎人性的东西,包括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历史。
       但人类在缔造历史的同时,很多时候为了种种“损人”“利己”以及不能告人的原因,在“神圣自我”的同时,也处心积虑的在篡改历史以及混淆是非黑白!因此,一般没有条件能力去“缔造”历史的芸芸众生也只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读过点书有点头脑的那群或许常常会对官方所认同的所谓正史半信半疑?但为了明哲保身(尤其是媒体?)也就得过且过?!
       像史记作者司马迁这样(不懂和无视政治准确)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因此:世上很多是非黑白,只能等到水落石出,可是往往等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浪花早已淘尽了英雄。
       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真实的)历史,历史除了是一种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是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面貌以及教育价值观的一部分。悲哀的现实是,一旦来到政治或集团利益,有些政客常常便会瞪着眼睛说谎!
       同样搞政治,一个有抱负无私心的政治家肯定和所谓的政客有所不同。如果一个国家以政客居多,国民的价值观迟早会出现问题,因为在一个这样的政府治理“教育”下的国家,人民若非无知愚民便很可能会是惟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一群?若然,当国家一旦面对危机,平时朗朗上口官样文章式的爱国誓言又真能起得了团结救国的作用吗?
       有赖于领导人的“启发”,我们知道了“高处不胜寒”的不同“涵义”(?!),但我们也明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从历史的角度,更关键的或许也可能是其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虑之不远,其忧即至”?!

16.2.2017

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

从“昭南”到“水调歌头”

       在原二战博物馆的旧福特车厂资鉴馆(Memories at Old Ford Factory)改名为“昭南展览馆”(Syonan Gallery)引起了网上议论的期间,植物园的百年老树轰然倒下酿成死伤悲剧!
       我们的总理仿佛特别喜爱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当年刚上任时他以“高处不胜寒”来回应中国经贸部长吴仪的“步步高”贺语。据媒体报道,这次的植物园惨祸,他又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 ”来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
       有人质疑这种“引用”方式,在情在理是否恰当或“合时宜”?在情,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是想念远方还活着的亲人有感而发,还未到哀悼的地步。在理,为何在这种惨景下还要“风雅”一番?!
       诚然,中国文字的含蓄微妙不是一些在这方面涉猎不深的人所可以想象和理解。平心而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以及“昭南展览馆”所要表达的“内涵”也许和“节哀顺变”以及“二战日侵展览馆”差别不大,但其姿态色彩感情感受却很不相同,一旦拿捏不准或不够敏感,就可能变得“似是而非”或“模棱两可”。问题是:一个有身份和影响力的人言辞莫非也应该谨慎得体和准确?
       另外,就像政治里所谓的“政治准确”或人与人交往之间的EQ高度都是一种“素质”的表现?来到语言的表达,讲得比较粗俗点,“如厕”和“大便”两个同义词的应用选择是否也多少代表了一个人的文化和教养?
       或许长期以来我们都太讲究“务实”?缺乏对人文精神方面的兴趣和追求,以致今天我们的语言文化水平每况愈下?!
       世上许多事“从小见大”,但也有可能“从大见小”或“从上而下?最终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例如:“祝英台”的比喻,“刚出茅庐”,“半知不解”以及“Heng Ah”等等等等 ….......)本来,有些事,体制内有点文化的“明白人”(例如媒体?)可以从旁提点,但也许碰过壁,好心不得好报,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见附文)
15.2.2017


避忌

       日前海峡时报(18/4/2010)刊登了李玮玲小姐的一篇文章 - My principles over my life (我重视原则更甚于生命)。文章描述了李小姐十多年前在美国克里夫兰的一段惊险经历。
       话说有一回她在前往基督教青年会 YMCA) 游泳时,在路上碰到一个自称有枪的女性黑人,该黑人威胁李小姐给她三块钱美金,说是给小孩买尿片的。李小姐怀疑她可能会把钱用在毒品上因而拒绝给她,双方对峙了一阵子,后来李小姐乘机逃脱了…………. 。这件事后来李小姐家人朋友们知道了都说这是“疯狂行为”!但李小姐却表示,也许别人会认为她这样做不明智甚至不正常 eccentric),但她宁死也不会违背个人原则 - 无论是三块钱或一百万,她都不会给一个瘾君子钱(去买毒品)!
       我们必须佩服李玮玲小姐的勇气以及她对原则的坚持!有关文章也写得很生动。美中不足的是:李小姐在文章里如此形容她的原则 -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I will not bow for five bushels of paddy.” 李小姐的这句话相信是来自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这种精神很令人钦佩,只是另一方面,必须说李小姐也许不了解这句话的原意。虽然也和做人原则有关,但“不为五斗米折腰”主要还是在形容一个人不恋栈权位的风骨气节。
       早报作为本地唯一华文大报,对华文华语的“以正视听”应不落人后才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向李玮玲小姐提起过这个问题,我很愿意这样做,但这篇文章若投到早报去肯定又是石沉大海(前“文”可鉴)。不为什么,也许只为了李玮玲这三个字!但从李玮玲小姐的文章气质来看,我相信她不是那种小心眼,介意别人提意见的人,况且,中文也不是她的强项,却肯定是早报的生存基础。华人也有句话:“阎王易与,小鬼难缠”。早报的担心最终可能是多余的(“上头”也许根本不在意),自我设限到头来只反映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官僚嘴脸,无形之中也让人怀疑本地所谓的言论自由。
6.5.2010



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

昭南!人性!

       原为二战博物馆的旧福特车厂资鉴馆(Memories at Old Ford Factory)是1942年英军向日本投降的地点,翻新后改名为“昭南展览馆”(Syonan Gallery),一时引起了网上一片热议。
       二战时期,日本入侵占领了新加坡,并将新加坡易名为“昭南岛”。从此,“昭南”二字也满载了无数新加坡人在日本人统治下三年八个月的血泪和苦难,其中更包含了罄竹难书的种种惨绝人寰的回忆,因此,许多对这段历史有深刻感受的人很难接受“昭南展览馆”这个命名。
       也有一些“理性”的人士和学者人认为:有关命名恰当与否乃是见仁见智的事,因为这个“名堂”毕竟也代表了那一时期的“生态环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说好像也不无道理,但问题是:这不是一个自愿自取的“年号”,而是一个残暴侵略者所强制给予受害者的命名,就有如强盗蹂躏了你的家园,残杀了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再改掉你的姓名,你无力反抗,只能忍辱偷生。有一天当正义得以声张,在强盗伏法后,你还会保留他给你的名字吗?若然,这不成了认贼作父,还有人性吗?!
       并非要煽动仇恨,也相信在最专横霸道的国家里都会有善良的人民。可是做人也应该恩怨分明,有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能否原谅是一回事,能否忘记又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忘记又是另一回事。
       为何许多在二战时期饱受日本皇军摧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人民至今都时刻铭记他们先人的不幸,有必要时也经常强烈表态,而我们却能如此轻描淡写宽宏大量?!我们难道忘了当年那些枉死的先人亲人以及那些为了保卫新加坡而壮烈牺牲的各族军团和烈士们?
       其实最令人担忧的还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不知道是愚蠢无知还是麻木不仁,他们仿佛已经对自己祖上的种种漠不关心,有的还忘本的以“支那”(Cheena)来调侃和自己同宗同种的族人?!究竟是教育使然,还是政治使然,还是两者所结合而产生出来的怪胎?呜呼哀哉!
12.2.2017




2017年2月8日星期三

媒体的无奈?!

       日前本地作家诗人怀鹰先生的“退稿”事件令我对媒体的处境也起了点“反思”。
       从工作性质来说,记者身处媒体的最前线,就有点像负责采蜜的工蜂,所采花蜜的质和量也反映了其能力,蜜蜂族群也依赖采蜜工蜂良好的工作表现而得以生存延续。而能够成为一名记者,照理应该不会太笨?也应该有起码辨别是非黑白的逻辑思维能力?此时此地,就不要强求什么使命感和正义感了!但作为一名记者,他/她的职业道德和职责所在又是什么?
       就和世上各种各族的人类一样,在每一个国度,机构或团体组织里都可能会有“好人”和“坏人”,在媒体里也不例外。照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心甘情愿的去做一些违背正义的事,不幸的是,很多时候人在屋檐下,为了温饱生存,不得不委曲求全?!因此,虽然也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设身处地,我们或许也应该体谅一下这些人的苦衷?
       只是:就和现实里的社会一样,今天的媒体本身也是个大染缸,里头有太多错综复杂是非混淆狗皮倒灶的人和事,久而久之,有些原来满腔热火纯情的小记者,渐渐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更有甚者,有的还变本加厉青出于蓝。当然,也有些本来就是这方面天生的“奇才”。
       作为大众传媒,取(主)人钱财为人消灾也许“理所当然”?但如果违背专业信守的行为做得过头,最终弄得公信力荡然无存,会不会也是杀鸡取卵或饮鸠止渴的一种?到了失去原有作用功能,没有了利用价值的那一天,会不会被“主人”“始乱终弃”而变得两面不是人!?
       令人不解的是,如果所作所为是依照上头指示,那还“合情合理”以及情有可原?但如果为了某种原因或关系(?)而刻意去炒作一些无谓以及让人一眼看穿的玩意例如“开悟”或“自由心”之类,如此除了:(一)显示自己的愚昧?(二)有意无意的误导受众?(三)让有识之士反感以外,也不免令人怀疑其中动机?有关媒体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又凭良心说,媒体本身真的绝对相信自己所报导的有关种种?如果答案是不确定或否定的,又对得起一向忠实支持你的受众吗?
       无须满天神佛,但人人都应有同感(包括媒体?),从事经营任何行业,无论是维生食品行业也好,“精神食粮行业”也好,首先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和采蜜工蜂一样,一心只想提供最好的蜂蜜来回馈“社会”。那些对国家社会有着长远教育价值影响力的媒体,更需要一些和采蜜工蜂一样回馈社会不忘初衷的人。
       今时今日此情此景,也许是媒体的无奈?!也是我们的无奈?!
8.2.2017


2017年2月2日星期四

退稿

       今天在互联网上看到本地资深作家和诗人怀鹰先生的“申诉”- 为何《武魂》不能在早报网连载?
       根据怀鹰先生的描述,他投给联合早报的长篇小说《武魂》内容有关二战时本地马来抗日英雄阿德南(Lieutenant Adnan)的英勇壮烈事迹。
       联合早报5天后退回了他的稿件,理由是:“经讨论,大作不适合刊用。谢谢支持!”。
       照说,怀鹰先生的小说既然得到一向“谨慎”的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认可并赞助,应该是没有什么“内容敏感”的问题?就连我家外面的巴西班让环线地铁站里也有纪念阿德南的美术装置,表明了有关当局对这位马来抗日英雄也有着一定的敬意。
       那问题在哪?是怀鹰先生写作水平的问题?早报方面也没有清楚说明和解释。怀鹰先生于是去信询问,有关方面居然连个礼貌上的回复也没有!
       怀鹰先生所经历的,其实和个人当年(2009)的遭遇相似,而我还是以一个有关专业的国家文华奖得主的“身份”试图去澄清一篇他们所刊登有关音乐的文章里的一些疑点。当年早报不登我的的文章所给我的回复也是:“不适合刊登在副刊”,到最后也没有任何解释,只因为他们“有决定是非对错的权利”?这是否也是一种“官僚”?!若然,怀鹰先生也只能“节哀顺变”了?!
       最终我想:在当今这种XX当道,有些所谓的文人诗人又没有骨头的环境,求人还不如求己,于是从那时候起便间接催生了一直延续至今的个人博客(后来结集成书并由青年书局出版 - 见附文)。
2.2.2017

个人博客的缘起(潘耀田博客自序)

       这些年来有些话很想说,但一想到必须通过报章就有点泄气,因为可预见的必须面对一些人和事。农历新年前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大篇幅有关古琴的访谈,仔细阅读之下,发现里头疑点及不合理之处甚多,于是写了一篇质疑的文章,为了希望早日见报,还通过一点关系投了给联合早报副刊。
       几天后间接得到的回复是:“不适合刊登在副刊”,并没有说明原因(官僚!?)。后来我检讨了一下,也让一些朋友看了文章,朋友们意见接近,认为基本是以事论事,只是语气略欠温和。
       于是我对原文做了调整,除了保留一些明显的事实论证以外,尽可能把涉及人的部分都删除了,然后写了一封信给早报总编辑,并附上修改了的文章。总编辑回复说给他一些时间看看文章再回复。又几天后,我收到了早报副刊主任的回复。说修改了的文章语调已趋缓和,但还是针对人,因此还是不适合刊登在早报副刊。我要求副刊主任给我一个比较清楚合理的说法,于是下来便展开了数轮的书信来回,最终副刊主任并未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也不刊登我的文章。这件事无奈草草收场。
       后来我在早报上先后读到李慧玲文章《我为什么怀念北京和伦敦》和李玮玲的回应文章《文化,走我们自己的路》。我又写了一篇在内容上有点关联的文章-《也谈文化》。这回言论版倒说他们有兴趣刊登我的文章,但前提是我须要对文章作出一些修改-不能提及两位李女士的名字。我问为什么?但并没有得到正面和满意的答复(又是官僚!),我解释了不想修改的理由,也不被接受,一番书信来往,结果文章又刊登不成。
       一次断然拒绝和一次有条件的接受,上述两件事使我发现早报很多看法想法都和我以及我周围文化界的朋友很不一样,可是许多事早报又无法给我满意合理的解释,我所要讨论的事基本和我的专业背景有关,让我发表意见,若有不对之处,就让别人来批评指正好了。再不济我也还是新加坡文化奖得主,一名专业音乐工作者,也还是早报长期忠实读者。为何就没有发言的自由和机会呢?我始终不明白早报的心态想法,我还问了早报其中一位编辑是否我的文章犯了忌,他说并没有,我更不明白了。这也使我对本地所谓的言论自由有所质疑。
       求人不如求己,下来我会用这个个人博客陆续发表一些我对本地教育,文化和生活现状的感想看法,包括上述的两篇以及我写给早报的信,必须说明的是这件事我曾通知并征求早报的意见,他们希望我不要发表他们给我的回信,我尊重他们的意愿。接下来就敬请朋友们给予支持和意见。
       在考虑为这个个人博客命名时曾想起《没有答复的问题》(The Unanswered Questions)这首现代管弦乐作品。本来也考虑用以作为博客命名,但后来觉得名称有点长,也有些严肃和沉重,因而作罢。顺便一提,这首乐曲是美国近代作曲家查里斯,爱德华,艾维士(Charles Edward Ives 1874 -1954)的一首著名作品。作为一个作曲家,艾维士有相当奇特的个人背景。他赖以为生的其实是保险业工作,只是用业余的时间写作(自娱?),作品几乎都不是受委约创作的,加上没有名气而作品风格又极为创新超前,因此自己也并不指望作品有演出机会。
       《没有答复的问题》(或《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在音乐组成结构上同时采取了有调性和无调性两种相对的元素,就有如两种格格不入,互相对立或不同频率的思想在进行没有结果的对话。这也和我最近碰到的一些事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下来在此所将发表的都是个人的感想和疑问,不一定期望能有真正的答案。因为近年来碰到许多人和事都是莫测高深,令人百思不解的。
12.3.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