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中乐团的《春颂》谈起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上一次香港中乐团来新演出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这回又蒙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阎惠昌先生的热情邀请出席了昨晚在新加坡滨海音乐厅的《春颂》音乐会。
几年不见，香港中乐团仍然是心目中最佳的华乐团，毕竟，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真正专业管理理念的华乐团，50多年来在历任音乐总监领导之下也为乐团奠定根基并开展了一个世界级的格局，与此同时更为自身以及其他同类团体开拓累积了丰富的曲目，其中有些如今已成为了经典。
和阎惠昌结识在199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我们在事业上都碰到类似的挫折，几乎在我离开人民协会华乐团的同时他也离开了中国中央民族乐团，而除了年龄相仿，对理想追求以及自我期许也相近，彼此之间都有种惺惺相惜之感。其后，有好几年阎惠昌曾郁郁不得志的“流落”在新加坡，因此我们也有些相互帮衬的合作机会。及至时来运转他成为了任期最久的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因为这层关系和渊缘，后来我也和香港中乐团有了一段为时不短的合作关系（包括了担任乐团团员招考委员以及为乐团作曲编曲），因此期间也多少见证了乐团的一些人事变迁。
这回香港中乐团的演出整体而言依然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平，在舞台上体现出一种独有的香港精神与活力。演出曲目从彭修文的作品以至王乙聿的作品（《簧》）也涵盖了中港台以及传统与现代人文因素。只是若说《簧》企图营造了两种中西簧片乐器古今对话，个人觉得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婉转迂回更显自然，也没有前者那种耳提面命式的的霸道之感。
在音响感观方面，和上一回在同一地点（都是不错的位置）听香港中乐团演出，乐团音色声响仿佛有点不同？尤其是弦乐部分高胡与二胡的质感棱角与穿透力度，上半场还不觉得怎样，不知为何到了下半场，便感觉拉弦乐器的厚度力度以及相互融合程度似乎有点差强人意，在强有力的打击乐以及管乐器全奏“镇压”之下，声音便显得有点松散混杂？不由好奇，如果换成以往的蛇皮乐器以及西洋大提琴和低音提琴不知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番音响感受？
无论如何，再次感谢并恭贺香港中乐团的成功演出！
29.1.2023
附旧文：
新华与港中
前两晚连续看了两场音乐会，都是和个人有一定工作与合作渊源的两个乐团 - 新加坡华乐团与香港中乐团。
仔细想想，这两个乐团之间仿佛还有一丝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藕断丝连般的的血缘关系？
香港中乐团和新加坡的缘分还要追溯到1974年开始的人民协会华乐团吴大江时代，那时，我是人民协会华乐团首批职业团员之一，当时吴大江先生可说是开创了一个华乐的新时代 - 带领了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踏出了专业历程的第一步。
不久，人民协会华乐团便在吴大江领导之下到1976年的香港艺术节演出，后来，当时还属于半专业性质的人民协会华乐团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吴大江就任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的垫脚石。
记得当年吴大江离开人协华乐团到香港担任香港中乐团创团音乐总监时，先后至少带走了10位人民协会华乐团团员和他一起赴任，其中就包括了如今还“硕果仅存”的香港中乐团笛子助理首席朱文昌。而今天的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闫惠昌先生不只是新加坡公民，也是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至于后来全盘专业化，先后由胡炳旭先生和叶聪先生领导的新加坡华乐团，其前身便是人民协会华乐团。从这种种“关连”看来，两个乐团是否也有种“远亲”的关系？
音乐会前后都有人问起：两个乐团有什么不同？
首先，无论从乐团的团员素质能力到乐团管理，两团都在世界一流之列，其领导者也都是当今中/华乐坛一时之选。除了香港中乐团有比较长的历史（1977年成立）- 比新加坡华乐团成立早了20年之外，两个乐团的共同点是：都以中国大陆的乐员为主干，其余的则为当地人或来自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
至于乐团的风格取向与音色气质方面，虽然现在香港中乐团用了许多“环保乐器”，但仿佛还保留了一种吴大江时代乐团所独有的浑厚音色，这也是香港中乐团的一个令人无从忽视的“标志性”声响？至于两个乐团的风格取向，或许从两场音乐会的选曲可以略窥一二？
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出以谭盾以及郭文景的“经典”华乐合奏作品为音乐会上半场和下半场的“前菜”，“主菜”则以世界著名小提琴家Joshua Bell 的演奏为主打，其中除了压轴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以西洋小提琴经典如Saint Seans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以及Sarasate 的《流浪者之歌》等等华洋合体的“华乐”游走于中西文化边沿。
香港中乐团方面则是以中国秦代汉代以至唐代现代（或现代唐代）背景有关的曲目安排来呈现出一种有如历史长河般大气磅礴的音乐意象景观。
无论如何，两场音乐会都很成功，也都获得了观众非常热烈的掌声。
2.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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