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星期日


芳林公园活动的“撞期”疑问

       这两天以来,网上和媒体都有关于927日芳林公园活动“撞期”事件的议论和报导。

       有关事件涉及不同方面:有官方的国家公园局,警方,基督教青年会YMCA,“还我公积金”集会主办方,博客韩慧慧以及鄞义林等等。

       这“不同方面”又大致可以分为“对峙”的两方-A:国家公园局,警方,基督教青年会YMCAB:“还我公积金”集会主办方,博客韩慧慧以及鄞义林等等。

       双方对于有关事件的看法立场各执一词,今天的联合早报也报导引述了多位部长议员对“还我公积金”集会主办方等人“行为”不满的指责,这些指责基本是认为“还我公积金”集会主办方等人不该无视当时在场参与活动和表演的“有特殊需要或智障儿童”的心灵感受以及伤害。(人力部长陈川仁前晚措辞强烈地在个人面簿页面上指出,刁难有特殊需要儿童是“恶劣卑鄙,彻彻底底的耻辱”。)

       据联合早报报导:“遭到谴责的韩慧慧在个人面簿上载了多个贴子(帖子?)反击。她质问公园局既然不允许举行直接或间接与宗教信仰或宗教相关的活动,为何YMCA这个基督教组织能在芳林公园举行活动。(标点符号应是“?”不是“。”,或许还应加上一两个“!”)”。

       据联合早报报导:“公园局网站显示,在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举行活动的一个条件是:演说者不可触及任何直接或间接与宗教信仰或宗教相关的课题,也不能挑起不同种族或宗教之间的敌意。“

       据联合早报报导:YMCA秘书长罗志文昨天发表文告指出:“……..YMCA去年12月就开始策划今年的活动,公园局今年411日确认了YMCA的这一打算(打算?说“意向”会否更合适?),并把芳林公园保留给YMCA927日当天使用。当局在本月9日正式批准YMCA的申请。“

      从联合早报上读了以上种种,如果报导准确,就令人费解了。首先:新加坡的公共部门从条例到执行一般都是非常严格清楚的。国家公园局是个国家机构,理应知道芳林公园占地不大,既然“预计两场活动将吸引不少人”(据联合早报报导:国家公园局和警方前晚发表联合文告说,由于预计两场活动将吸引不少人,公园局决定为活动划出不同的场地),为何还会批准两个不同“诉求”的团体同时进行活动?公园局难道不明白这两个活动的基本性质- “示威”与“表演”,都可能或无可避免会互相干扰的?如果这些冲突性的干扰伤害了无辜的“有特殊需要或智障儿童”是不是有关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责任?尤其是最初对整件事事态发展可能性低估或忽视的“始作俑者”!

      无论指责或抗辩,最终事实是:那些“天真”,“无辜”,“无助”但“有特殊需要或智障儿童”莫名其妙的被卷入了政治!

29.9.2014

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



泰斗!

       近年来在报章媒体上以至业余演艺团体的一些宣传资料里,“大师”,“艺术总监”,“音乐总监”等等等等称号层出不穷,其“滥”其“贱”,已经令人有点视觉污染之感(“惨不忍睹”也!)。今天的联合早报《现在》却有了新的突破- “泰斗”出炉了!(爵士泰斗  蒙特罗…………….

       何谓“泰斗”?根据《辞海》的解释:“泰斗”是泰山和北斗星的合称…………山岳中最高的是泰山,星辰中最高的是北斗。比喻当代宗仰的学术大家。

       有关文章没有说明该爵士音乐家是本地级的“泰斗”还是世界级的“泰斗”,但就有如“大师”,“艺术总监”,“音乐总监”等等等等,所谓的“泰斗”又是由谁说了算?

       报章媒体为了销路,通常都会做出“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行为,在某种层面程度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不免会对他/她们的文章诚意以及对事物的认知有所怀疑)。但听了一个朋友所述-关于报章媒体的一个小故事之后,不禁也替他们的未来报导用词感到担忧。

       朋友说:有个以前跑意外事故新闻的记者告诉他:那年代的意外事故新闻报导里,常喜欢(不是欢喜的意思,喜欢是严肃认真的)用的一个“陈腔滥调”就是:某某某死状“惨不忍睹”。这对有关记者来说,除了极为方便,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于是久而久之“惨不忍睹”便成为记者以及读者的“家常便饭”。但有一次,当记者碰到一宗比之前的一般“惨不忍睹”更为“惨不忍睹”的事故时,震惊之余,却不知如何形容!词穷了!因为之前说的太绝了?

       如今,除了“大师”,“艺术总监”,“音乐总监”等等等等,连所谓的“泰斗”都登场了?以后如果发现还有比之前一般“泰斗”更为“泰斗”的“大师”,“艺术总监”或“音乐总监”时,震惊之余,又该如何形容和正名呢?

26.9.2014

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


从新闻报导谈起

       记得从前的媒体报导都名之为“报导”,也不知曾几何时“报导”变成了“报道”。仔细玩味“报导”与“报道”,似乎前者有引导读者听众去了解某些时事情况的意味,感觉比较谦虚客观(毕竟新闻不是来自报导者,他们只是个传达消息的媒介而已),而后者则予人一种比较自我,仿佛理直气壮,但语气稍为主观的感觉。

       另外:新闻报导除了讲究准确,有时(或有时)还有传播知识的“副作用”。因此新闻报导也有教导(教育)或误导的正反“功能”。从一个亲和力的角度,新闻工作者除了不能“高估读者的智慧”(以致“曲高和寡”而不能娱乐大众以及有效的传达信息)以外,也不能有意无意(或无能的)低估读者的智慧,或只迎合一般读者的“视觉口味”。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标题《共和工院与中国CME合作让学生掌握移动音乐科技》的新闻报道。

       一开头,有关记者曰:“一首好歌的诞生,往往是从音乐人突如其来的灵感开始,灵感来时如果还在找乐器和纸笔,灵感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体验相信许多音乐人并不陌生。可是,随着移动装置的进步,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已得到解决…………….. 现在,一台平板电脑和一个键盘就能让音乐爱好者随时随地进行编曲录音,移动音乐创作为音乐人提供的便利不可小视。”

       以上言论,咋看之下似乎并没什么不对,也挺正面乐观,但如果仔细点,或从个稍为高一点的专业要求来看,其中除了有Yes and No(见仁见智,例如:所谓灵感,往往“灵光一闪”的并不一定都是“好点子”,更多时候它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想法或误会!好的创作除了有赖天赋天分以外,要成就一件优秀的作品,更需要的是扎实的基本功,技巧以及百折不绕的精神。事实上,真正的灵感往往“悟自”一个人长久以来的勤学苦干甚至失败经验,没有捷径!)以外,也没有多少新意和深度。这就有如我们向一个文字工作者推销一个高性能手提电脑一样- 只是强调工具上的便利(有关报导甚至没有提及音响素质的问题,在音乐里,这可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并没法解决其创作才情方面不足或欠缺修养的问题。在知识的世界里,工具从来也不是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但才情不足,却可能令人绝望!这点对于各行各业都一样,媒体记者,新闻编辑想必也未能免俗,但他们或许不必因而感到绝望,因为今时今日,媒体“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不一定是才情,而更需要的可能是这副联:

世事洞明皆门路,人情练达即前程。

23.9.2014

2014年9月20日星期六


为何不让我们看?

       近日来本地导演陈彬彬的纪录片《星国恋》在本地的禁映引起了网上一片议论声。今天却意外的在联合早报上看到标题为:“媒发局特准高等学府放映《星国恋》等禁片”的新闻报导。

       有关报导曰:“媒体发展管理局将特别允许本地高等学府放映限制级或遭禁映的影片,其中包括被禁止本地公映或发行的纪录片《星国恋》…………… 该局昨天受询时证实,已接受耶鲁-国大学院的申请(据同一报导:耶鲁-国大学院前天的校刊也有该学院校长佩里克莱斯.刘易斯(Pericles Lewis)说:“决定这个学期为修读纪录片拍摄课程的学生播放《星国恋》”的报道),允许大学在课程教学与讨论过程中,让学生观看知名纪录片导演陈彬彬这部作品……………..

       然而:同一报导又说:“报道(耶鲁-国大学院校刊)经转载后,引起陈彬彬的关注,她昨天受询时指出,并没有授权耶鲁-国大学院放映她的影片。她透露,已与耶鲁-国大学院接洽(谈生意?),而学院也澄清说“校刊报道有误”………..”(?!)

       联合早报这个报导是否有点不清不楚?到底耶鲁-国大学院是否真的“决定这个学期为修读纪录片拍摄课程的学生播放《星国恋》”?若然,耶鲁-国大学院方面为何未征得陈彬彬同意便自行“决定”此事?

       据同一报导:(《星国恋》)“虽在本地禁映,这部影片昨午在马来西亚新山放映,一些新加坡人因对影片内容感到好奇(好奇而已?),特地越过长堤观看……………

       有关报导不禁令人感到疑惑:为何《星国恋》自今年2月起便已在德国,韩国与美国等地上映,也将在马来西亚一些地区上映。可能(?)还会在本地一些高等学府如耶鲁-国大学院放映。如果外国人都已经看过了,本地学生也会有机会看到,为何一般本地民众却要长途跋涉-“出国”才有可能看到一部本土制作,有关本土历史课题的纪录片?为何厚此薄彼?

       据有关报导:“媒发局是在本月10日发声明指出,《星国恋》内容“有损国家安全”,定为“任何分级均不许可”(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简称 NAR)的影片………. “!这更令人不解了,“有损国家安全”对一个国家而言不是非常严重的事吗?既然认为“有损国家安全”,为何还让学生观看(反面教育的一种?)?若《星国恋》“有损国家安全”,“始作俑者”陈彬彬女士又算不算是“国家罪人”?

 20.9.2014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









政治!政治!

       上个世纪5-60年代的美国,在越战的背景下,催生了许多所谓的现代民歌,这些民歌在很大的形式层面上又“启发”了70年代的台湾校园民歌作者,而台湾校园民歌又“启发”了80年代的新谣。这些歌曲都与时代息息相关。不同的是:台湾校园民歌或新谣基本以抒发本土或年轻人的爱愁为主。美国现代民歌则有更深刻的,有血有泪的反战诉求。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都到哪儿去了?)便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首(至今依然)。歌曲作者为美国当代著名民歌手Pete Seeger,原歌词如下: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Young girls have picked them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young girls gone?

Gone for husband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Gone for soldier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

Gone to graveyard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graveyards gone?

Gone to flower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Young girls have picked them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和另一首同样著名的同类美国民歌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荡)一样,这首民歌令人联想起了60年代中国电影《刘三姐》(有点天马行空,但却恰恰是异途同归)里头的一些插曲的歌词内容形式-都以“问”,“答”的方式,或含蓄,或直接的质问一些不合理的现实。从这点看来,有些社会问题和道理,不分时空文化,都是世人所共同面对的。

      有关歌曲作者和人们都在疑惑,社会上许多很明显的问题和很简单的道理,为何总是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是决策者看不到?或装着看不到?为什么他们总不明白(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还是就是笨拙无能?于是所有的问题和答案都只能永远在风中飘荡。而民怨………

     人生的可悲之一,除了失去自由,便是失去理想和追求(甚至失去人格人性),而这些往往都和政治有关。以前有这么一个说法: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俱往矣!那个纯情以及热血沸腾的年代,早已随风而逝了。

     如今,对一些人来说,真理(或硬道理)可能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政治故,什么都可抛!

18.9.2014


2014年9月12日星期五


文凭不重要?                                                

       近日有政府领导人劝人们不必太在意文凭的高低大小,引起了坊间,媒体以及网上的一片议论。

       在和政治息息相关的现实里,有许多事往往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有关文凭的问题似乎也如此。

       本来,上学最大的目的首先应该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再者是求取知识,学得一技之长以便日后能达己达人以至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些老生常谈似乎早已是过时的陈腔了,但道理还是很真实明显的。

       只是,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因此:要说服人们,让人们相信文凭不重要(或不是最重要的),就有如之前有领导人希望人们相信每一间学校都是好学校一样(也和要让人们接受之前所述的“老生常谈”一样,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在此时此地,今时今日还是有巨大的难度的。这其中最主要还是一个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普遍性价值观的问题(问题或也不限于本地,由于当今世道艰难,竞争惨烈,在亚洲以至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如此,从某个角度而言甚至古今亦然?)。例如之前的教育价值方向,“精英”观念,对大学排名的关注以及职场普遍的(“优质”)文凭至上等等观念,都是令人不可忽视的“硬道理”。

       有关领导人希望人们不要太在意文凭的高低大小,或许是出自一片好意,但突如其来的急转弯,一不小心会不会弄成一个“爱你反而害了你”的后果局面?毕竟最终要面对生活现实的还是人们自己。而现实往往是:除了文凭的“大小高低优劣”,和各种起薪,薪额,升迁考量有直接的关联以外(谁不想多赚点钱?),试想想:当一个公司主管在挑选新职员时,如果两人能力,素质相仿,但文凭“含金量”有所差别,公司主管会可能选择文凭比较不亮眼的那位吗?

       就今日的教育大趋势以及风气,悲观一点来看,有些人在经过多年的“学校生涯”之后,如果连张文凭(或像样的文凭)都没有,那还剩下什么?!
12.9.2014

附文:

任人唯贤?                                                    

     最近和一些音乐圈里的老朋友聊天,才知道近年来本地一些官方以及半官方机构,在聘请音乐指导员(或其他类别指导员)时,除了许许多多有关指导员和学生之间“相处”的“安全防范”条规(这或许也多少透露了如今教育界一些世风日下的隐忧,有关官员人人自危,处处防人的不正常心态,更别说什么“尊师重道”或“尊老敬贤”了)以外,还非常注重文凭。

     由于这种没头没脑(?),迷信(?)文凭的观念日趋“严重”,以致有些经验老到,在有关圈子里教导几十年,有一定成绩,表现和贡献的朋友,由于文凭问题,居然被拒于一些学校,机构的门外,就连个“再试用”的机会也没有!讽刺的是:有些他们早年教导过的“小朋友”,工作经验不多,但因为有文凭在手,反而更受到青睐。

     这种现象其实在其他行业也时有所闻,时下年轻人多拥有学士甚至硕士文凭,一旦有所取舍,老一辈的职场人士无论拥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往往还是败在文凭的有无和大小之上。

     是的,当今世界,什么都讲文凭,实际工作经验和能力反而显得次要,就算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假文凭事件和笑话,人们对文凭的信心还是坚定不移。但文凭真的就能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吗?(其他行业不说,在音乐这块,有时一个博士的能力不见得就会比一个学士或甚至没有文凭的人强)还是只是一张让那些没有“任人唯贤”的勇气和眼光的机构部门主管一纸自圆其说以及方便的“护身符”?

     官方时常强调的“任人唯贤”只是局限于国家社会的高层还是不分高,中,低层和业务性质一律一视同仁?就犹如真正的教育精神-有教无类。又假设:如果“贤人”都没有文凭,或者文凭不够大,有关方面还会因为他们是“贤人”而委以重任吗?如果有关部门主管不能辨别贤愚或有眼光而没有勇气逆流而上的去“任人唯贤”,是否同样也是失职(尤其是后者)和浪费人才资源?

     最终,只能以文凭取人的机构,部门主管,永远不可能成为“贤人”,更不会了解何谓“任人唯贤”,一来没有必要,二来也容易惹祸上身,以致后患无穷,还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海阔天空”。

     可悲者,因为文凭挂帅,或未能真正落实“任人唯贤”,“任人唯贤”竟沦为口号的一种!

19.6.2014

2014年9月7日星期日


南洋风还是新华风?                                                

       日前(29.8.2014)在联合早报交流站看到标题“南洋风还是新华风”的文章。

       文章作者章良我对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宣告”:“经过多年来的酝酿,新加坡华族文化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南洋风格。”并不以为然。

       章良我在有关文章里也提出了许多对“南洋风格”的看法-从“南洋”的区域定义到早年本地“南洋画派”的历史背景等等,都有其一定的道理。

       只有两点需要商榷的是:

(一)     摘掉“南洋”这块牌子似乎有点武断(也多少令人联想起已往一些“运动”里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那种感觉),新加坡或许不能涵盖整个南洋,但总归是南洋一个亮眼的部分(最低限度在经济建设发展方面),只要新加坡还在这个地理位置,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否则,这不是有点忘本了吗?!当然:“南洋”这块牌子也并不代表文化,艺术的优异与否,更不能当饭吃。因此,若刻意去强调,放大,便反而会引起“反感”,章良我的文章或许就是这类反应的现象之一。

(二)        不能过分强调“南洋风”的“神奇”,也不必夸大新谣的“独特”,比较起“南洋画派”,从实际看来,无论我们多热爱新谣,但归根结底,新谣只不过是个迟起步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现代民歌以及台湾校园歌曲的变种(从思想内涵以及音乐风格类似的程度来看),并且也和美国现代民歌以及台湾校园歌曲一样:都是应时而生而又“英年早逝”的那种(现在还有人写所谓的“新谣”吗?)。60多年前的“南洋画派”如今还有人提起(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南洋画派”这块牌子,而是其中出色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因此:“南洋风”还是“新华风”其实也不重要了,只是“牌子”而已),60多年后的新谣会否还有人唱,就要由时间来证明了。

       最终还是那句老话- 就让文化艺术顺其自然的成长吧,刻意去影响,干预甚至不当的关心都不会有助于其生长(往往“爱你反而害了你”,何况是“醉翁之意”或“别有居心”?!)。另外:文化艺术问题,外行人也不是不能谈(如果他们真的关心,同时也能分辨何谓有底蕴的文化,何谓次文化,市场文化以及政治文化),只是有时也要想想,你会相信和接受一个平时不关心市场,对股票,行情外行的人给你投资的建议吗?

8.9.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