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


多愁善感                                                                

 

今天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看到标题“叙利亚的音乐家”的文章。

       只因为听到一个关于叙利亚的作曲家的故事,作者掉泪了!作者也感叹:叙利亚的作曲家,不会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他创作的乐曲也不会被搬进音乐厅,但是他的音乐,真正体现了艺术与生命相结合的意义。

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作者的善良与感情丰富,但通篇文章似乎没有具体提及有关作曲家的创作作品内涵面貌(作者似乎也没有听过有关音乐?),更多是因为“听说”有关作曲家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而一厢情愿的把他的创作“捧”上了艺术的台面。“艺术与生命相结合”非如此才有意义?

古今中外,音乐和政治纠缠不清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被动,主动或别有居心的“创作”),有时是“双赢”(如《黄河大合唱》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这些作品都曾经安慰,感动以及激励了千万人),有时有赢有输,当然也有“双输”的。但这些都不一定和真正的艺术有关。就好像每天报纸挽词版上的“高山仰止”或“孟母遗风”不一定就都是伟人或女史。

逆境或许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才华创意,但前提是这个人也必须有一定的相关条件(也不一定和人品,关心不关心社会或爱不爱国有关,更多可能还是对自己的创作有多大的热诚以及追求),而这些都会反映在有关创作里头,最终也只有时间能证明。

艺术创作或许离不开生活,但生活并不一定能成就艺术,艺术的意义也不一定局限于某些特定环境,但历史告诉我们,能无视时代,环境变迁的艺术往往才是真正的艺术。

读联合早报,感觉有些女作者除了很“文艺”以外,还有多愁善感的倾向。很多时候,她们真正关注的似乎并不是笔下的题材人物,而更多是自己的“心情”或“哀愁“而已。

 

 

22.4.2013

 

也谈方言                                                               

 

今天在联合早报看到标题“政府倾向协助学生打好双语基础”的新闻报导。小标题是:王瑞杰:方言课题“很复杂”。

王瑞杰部长以上海为例来说明上海也存在类似本地方言流失的问题。姑不论这个“相提并论”有多大的客观说服力。但个人曾在也是中国一部分的香港和广州时,似乎一点也没有如此(方言流失的)感觉。在中国大陆,虽然官方提倡全国都讲普通话,但并没有禁止民间使用方言。

新加坡的方言如今和华文一样也已“大势已去”,华文似乎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以至“烂泥扶不上壁”(还令人痛恨!到底怎么搞的???!!!),但方言却几乎是被刻意“谋杀”的。回顾以前到处都听到不同方言的年代,本地中英文的水平肯定不比今天差。问题是当年官方为了要突出学习华语而硬要方言让路。但今天:客气一点的说,我们的双语(中英)除了不一定比当年强,和中国相比,好像也没有什么优势。如此看来,方言仿佛是被“白白牺牲”了?更不幸的,跟着方言渐渐消失的还有种种的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

部长认为方言课题“很复杂”,方言也会访碍华文的学习。其实在上世纪670年代,从没听什么人说过方言环境复杂,反而,许多人的华文水平都因为懂得方言的缘故而有所助益。另外:当年三代同堂之间的沟通也不至于落得今天的ah boyah girl以及uncleauntie那么缺少文化和亲切感。

方言真的那么难学吗?我想肯定不比华文英文难,最低限度不必到学校去向专门的老师学,也不必通过考试来证明。而且一般上,当年讲方言的人,往往不止懂一种方言,也无论老幼,都是自学而成的,其过程毫不费力,也没有任何“复杂“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今天的人比较笨吗?还是方言只不过是一种“应景的”竞选工具语言而已?

 

 

22.4.2013

 

 

 

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




因时制宜?                                                               

 

今天在联合早报上看到大标题“政策改变显示领导人因时制宜”(小标题“傅海燕:不是立场反复”)。

有关新闻摘录如下:“政府近几年对教育与人口等政策进行调整,有宏茂桥居民昨天质疑系列改变是否真的反映民意,且表示个人逐渐对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失去信心。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及水源部和外交第二部长傅海燕作出回应时说,政策改变并不代表政府在决策立场反复,而是显示领导人因时制宜的远见”。

不知道部长的“回应”是否经过翻译,若有,译文又是否是其准确原意?但“政策改变显示领导人因时制宜” 这个说法似乎有点试图“反败为胜”意思?给人一种牵强和“傲然”的感觉。有点像是在说:因为发生了问题才显示出我们的能干?诚然,有必要改变政策是因时制宜,但当初制定的政策如果正确无误又何必修改?

政府一路来的作为和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今日政府所面对的困难也是可以理解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如果把处理偏差(或亡羊补牢)当成是“显示领导人因时制宜的远见”,这便不止是一个沟通的问题而已,也多少涉及“诚意”。政府近来显然很注重和人民之间的对话,报上形容为“如火如荼”,有沟通的意愿诚然是好事,但最关键还是沟通之间必要的诚意以及技巧。

凡事由小见大,有人“表示个人逐渐对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失去信心”是否又是某种沟通上的“征兆”?

 

15.4.2013



 

 

 

2013年4月9日星期二


五十步笑百步?

                  

        记得年前有位朋友出书,书名叫着“心里话”。问该朋友:“心里话”和“真心话”是否相同?朋友答曰:两者是有所不同的。当时也没有追问,但心里总是不解 - “心里话”如果不是“真心话”又是什么话?或者“真心话”如果不是“心里话”又是什么话?

        今天在联合早报的“四方八面”看到了香港陶杰先生的文章“假话和谎言”,又引起类似的疑惑。

         也许个人对一些事往往大而化之,不够仔细。只是:假话和谎言虽或可以较细致的去分门别类和权衡轻重,但本质上,无论假话或谎言,都是不可靠,不可信(岂止不可尽信而已)的语言行为。就算是“善意的谎言”也只是假话罢了。

         陶杰先生以律师在法庭上为杀人凶手脱罪辩护为例 - 律师明知其“客户”有罪,却替他雄辩滔滔。但律师不会因而成为一名“说谎者”,理由是:以律师的职业身份(或特权?),在法庭这个环境,他的辩护即使非真实,但他的话,只构成“假话”,并无所谓“谎言”。若然,如果陶杰先生有一天不幸被人诬告,在法庭上被对方律师“无中生有”,他是否也认为这不是“谎言”?

         至于说1941年,日本人偷袭美国珍珠港是一种“欺诈”行为,就有点离题甚至天真。陶杰先生难道没听说过“兵不厌诈”这句话吗?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卑鄙”与“假话和谎言”的“境界”,也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了。不管今时往日,东西中外,一旦来到战争,谁还有工夫去讲究什么风度和诚信,“成王败寇”才是真理。

        最终,无论怎样去分类辩说,“假话和谎言”这对难兄难弟,至多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也无论动机如何,都是在撒谎。

 

       

9.4.2013

2013年4月2日星期二


华文的悼文?

                  

        今天在联合早报的“四方八面”看到了吴庆康先生的文章“双语劣势”。 这无疑是篇一针见血的好文章,但感觉却有点像在读一篇“悼文”,有点伤感。
        其实,所谓的“双语劣势”里的华文水平(不谈英语,英语就由“英语人”去讲好了),除了普遍上可以从现在大,中,小学学生“日薄西山”的华文程度(指的是实际应用方面,考试成绩往往只是一种假象)看到端倪。本地中,英两份大报的销售量以及报份厚度也是一种现实反映。

        自从没有了华校之后,华文就如聂耳《毕业歌》里的那句:“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今天,读华文报的除了我们这一辈当年华文华文源流的读者以外,几乎就只是中国来的新移民了。如今或许还可以暂时“苟且偷安”,有一天,当这些新移民的子女们都被“同化”了之后将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华文到了今天的田地,自有其历史原因,如今大势已去(其实很早已有人如是说),也只能无可奈何。只是不明白,一路来为何还要劳民伤财的搞各种名堂却又往往两面不讨好的“运动”?就有如有人试图鱼目混珠的把“旧南大”和“新南大”牵扯在一起一样。可悲(或可耻)的是,这些人许多还是“旧南大”出身!这里头是否有“欺骗”成分?或只是“没有远见”和“低能”而已。

        从前华文源流里有句老话:“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华文并非只是学华文字而已,更重要的是里头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吧。

 

       

3.4.2013

2013年4月1日星期一


艺术必须如此?

                  

        前日在联合早报《想法》版看到了梁海彬的文章“艺术的审查”。有些感想。

        常常觉得,时下的许多艺术潮流动向,对于一些敏感,粗俗甚至突兀的题材和语言(限制级,“阴道”,粗话等等等等),似乎特别感兴趣以外,有机会时还无所不用其极,并乐此不疲。在此时此地,搞艺术必须如此或只能如此吗?也许保守,但我相信艺术所要和所能表达的远不止这些。

        或许有些搞艺术的人觉得艺术负有对社会的责任,我对这种说法有一定保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并没有绝对。艺术或许在某些时候能够提高士气,激起(爱国)情绪,安慰以及感动人们,甚至有助于教育和心理医疗可能性。但严格来说,艺术并没有改造或改变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国民关心国家社会时事课题,要表达意见,最直接和有效率的除了应用人们共通的语言以外,就是实际的行动。

        如果艺术真要讲求社会责任,或许首先不应该有“反社会”的行为(例如涂鸦,破坏),也不要以哗众取宠和令人不安的表达方式来沟通和传达信息。虽然艺术里有美有丑,(除了真和善)最终追求的还是美,丑往往只是用来对比和凸显美。就如同古典悲剧的最终目的不是教人悲伤,而是净化人的感情,同时让人品味苦中之美。如果艺术里丑多而美少,或试图以丑陋粗俗,刺耳碍眼去“招徕”,最终给人的观感也只是“丑恶”,那“艺术”或许应该改个名堂了(就好像如今的许多所谓“音乐”)。

        至于自由的问题,心灵自由还是最重要的,无论倾向保守或标榜创新,如果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怕被人说是“为艺术而艺术”(如果能称得上是艺术),能坚持做到“风不息而树恒静”,也是一种境界。最终能否或会不会“引发思考和质问”,不应该是作者的第一考虑,也不一定重要(有些经典之作在作者有生之年,根本未曾引起注意)。

        归根结底,艺术创作首先要注意和讲究的还是质量(包括技巧和内涵)的问题,没有质量或质量不高,就算能“引发思考和质问”,反客为主之余,又有多大意义?

        毕竟,艺术本质上还是很个人的事。在艺术里,“横眉冷对千夫指”和“为人民服务”相比,何者又更诚恳呢?

        临了,自己的“艺术”(或者所作所为)还是要靠自己来审查和判断,别人审查的只是他们自已的标准,有时还不一定和艺术直接有关。


 

       

2.4.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