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标，贩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政府部门几乎凡事都采取了投标方式。就连教育部也不例外。诚然，对于一般商品的采购，投标制度是有其无可厚非的透明度和效率。只是来到和文化知识有关的项目，也采取这种硬邦邦条规式的处理法，就不免让人兴叹。

第一次“意外”碰上投标是在2009年为新加坡青年交响乐团写《夏日狂想曲》（Summer Rhapsody）时。本来条件都谈妥，白纸黑字都签了，曲也都开始写了。突然临时有关部门来电通知，由于制度改变，我必须（在形式上）通过投标的过程，才能取得费用。当时对这个突发转变觉得有难以接受。除了不能理解认同，还添了不少前所未有的麻烦- 来来回回，除了必须填写繁琐的有关申请表格，还必须到联络所去申请一个Singpass号码。最终，为了不想让夹在中间的小官员为难，还是照办了。因此，我也突然从一个委约作曲者变为一个投标贩卖者（vendor！表格上是如此称呼）！

之后，陆陆续续，只要和公共部门有关的，这类事直到今天都不断碰到，每一次，我都掉头走开。

现在仔细想想：其实类似的事，在本地文化界早已有之。记得多年前有专业乐团聘请音乐总监，有关当局曾以当场指挥的面试方式来选人。当时我在报纸提出：请音乐总监不是请指挥 ………………。这就有如大企业请营运总裁和请业务经理是不一样的。其实总裁和总监应该是“相中”礼聘而不只是按照一般条规面试聘用而已。因为其中除了务实，还有相关的文化深度。当然，前提是聘请当局有没有“相人”的智慧以及承担的勇气？不然，除却效率和透明度，剩下的只是“官僚”而已。

如果所谓的“文化复兴”真的是我们的期望，那有许多事的处理必须也要有真正的诚意。不然，到头来“文化复兴”无望，vendor 却可能比蟑螂还多。

7.9.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