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9日星期二


国家剧场的回忆之:

求人借谱

       日前谈起有关乐谱以及费用的问题,也勾起了一段陈年往事。
1960年代,由民众捐献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国家剧场(有点像南洋大学的建校情况?最终命运也相似?!),建成后不久便成立了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文艺表演团体有交响乐团,合唱团,华乐团,后期还有舞蹈团。

老照片:在郑思森指挥下,在国家剧场大舞台上拍摄的“大联欢”唱片封面照片。有趣的是,因为有好些人缺席,照片里弹扬琴的是原本打击乐的严孔耀,拉低音革胡的也改为原本拉大革胡的傅金洪,大革胡演奏者也变成了原本拉中胡黄文威,有点像“大风吹”?最不幸的?这么多人拍照,每个人都清清楚楚,为何就是我被指挥遮个正着!唉!




旧剪报:当时《南洋商报》刊登的国家剧场合唱团演出新闻


       大约是1968年吧?那时才十来岁,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国家剧场华乐团。感觉非常荣幸。毕竟,国家剧场华乐团是当时算是数一数二,人才济济并且还有练习津贴的业余华乐团体!当然,以我那几下三脚猫自学的吹笛功夫道行,也只能从“学徒”做起,记得当年和我一起当“学徒”的还有杨秀伟和林传成。
       刚入团时连拍子都不怎么会算,只好先学习相对简单些的打击乐以加强视谱能力以及节奏感。负责指导我们的是唐锦坤先生,他是后来才结识的前香港中乐团大革胡(大提琴)首席唐锦成的哥哥,那时唐锦成还在端蒙中学念书,仿佛还是学校华乐队的队长?他家就在国家剧场附近。而当年端蒙华乐队的负责老师如果没有记错就是今天本地国宝级的书法家曾广纬先生!
       唐锦坤先生是乐团打击乐手,为人很慷慨热情,那时我们学徒没有津贴,唐先生除了无私义务辅导我们,还把他自己的津贴分了一些给我们!如今回想,还十分感动和感激!
       那时最流行的中国笛子独奏曲,除了陆春龄的《鹧鸪飞》和《欢乐歌》等等,便是江先渭的《姑苏行》。这些曲子,团里的大哥辈笛子好手金延芝,杨票敬,周亚发(已故)等都吹得出神入化,令人无限钦羡。其中周亚发还擅长记谱。
       由于当时本地政治敏感问题,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乐唱片乐谱在市面上几乎绝迹,由于稀有和不易得到,唱片乐谱拥有者一般也不愿外借,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许多各类形式的华乐演奏谱都是从唱片记下来的。国家剧场华乐团首席笛子手金延芝在第一届新加坡电视台斗歌竞艺比赛中演奏得奖的《姑苏行》,就是由周亚发从唱片上记下来的。
       有幸参加了国家剧场华乐团第一场公开演出 - 《鼓乐迎春》。地点在维多利亚剧院。彩排时在后台偶然碰见周亚发,当时少不更事,一时心血来潮没头没脑的就上前去向他借《姑苏行》乐谱。一开口,顿觉气氛有点不对,周亚发的表情仿佛变得有点古怪(因为这种事“碰钉撞板”的可能性很大,那年头很少有人会冒着被拒绝的尴尬风险冒昧向别人借谱,而我当然是“笨”),由于事出突然,周亚发一时也“大感震惊”,迟疑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但只借笛子独奏部分,而且郑重声明不能带回家 ........... 如何是好?一下子不可能背下来,那时也没有复印机,只能手抄,但时间却有限,于是,紧紧张张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找到了张一面空白的废纸准备抄,才又发现没有笔,找了好些人不是没有笔就是不愿借,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弹古筝的欧阳良荣借了他的名笔给我 …………
       那时年少无知,也不考虑人家的“难处”就贸贸然向人家借“东西”,但居然“一举成功”!除了幸运,也必须感谢周亚发周大哥以及欧阳良荣。
       过了一些年后回想:其中的“为难”也可以理解 - 人家辛辛苦苦的听了无数遍唱片才把音符都记了下来,为何平白无故的让你“坐享其成”?
       因此可想而知,不是每一次都会“遇到贵人”,碰壁多了,静下来想想,求人不如求己,别人可以记谱,自己为何就不能?塞翁失马又焉知福祸?
       自己尝试记谱之后,发现这是一种对耳朵听力以及耐心毅力非常好的一种锻炼,对编曲作曲也有很大的帮助。
由此,有意无意之间也开启了后来的记谱 - 编曲 - 作曲历程。
20.9.2016/18.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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